每年3月5日前后,各地都會舉行一些學習紀念雷鋒的活動,今年似乎比前些年“熱”得早些,聲勢也來得更大些。原因或有很多,但其中之一在于,在當代,我們仍然需要雷鋒精神,她折射著人性的真實需求與普遍的道德情感。
內涵豐富的雷鋒精神,曾在不同的年代獲得不同的闡釋,并為不同的人們各取所需。筆者以為,雷鋒精神是最高道德與最低道德的奇特結合,她似乎具有一定的“神性”,但更有豐滿的“人性”。實踐證明,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整地復制或呈現雷鋒精神,但這絲毫無損于雷鋒精神的恒定價值。作為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雷鋒精神至少表明人在道德實踐中可以而且已經達到了一個怎樣的高度。
而雷鋒精神感人至深的地方,正在于她體現了一個普通人所可抵達的道德境界。雷鋒不知疲倦、永不滿足地做好事,成為好人的代名詞和指南針。“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此類形象的過往流行語所指代的圖景,至今仍使人為之心馳神往。在世俗化的層面,雷鋒精神實可化約為永不停歇地向善、行善,而這正是可以超越社會形態和人作為歷史性存在的道德精神與道德實踐。因此,雷鋒精神無可置疑地具有當代性,而人人皆應、皆可學雷鋒,不過是現實中人的內在需要與客觀訴求。
然而,在今天,學雷鋒做好人好事卻仿佛會遭遇“道德風險”,甚至被得到救助的人反咬一口,不得不尋求法律來解決道德層面的問題。這自然不是雷鋒精神的尷尬,不過是當下人們道德狀況的一種反應。所謂道德風險,可能因個別公共事件被放大,卻未必是純然的想象之物。古往今來,積德行善的人得到的回報并不總是鮮花與掌聲。即以雷鋒而言,由于經常舍己為人,當時便有人說他是“傻子”,但如果雷鋒不是“甘心愿意做這樣的‘傻子’”,雷鋒也就不成其為雷鋒。也許,在雷鋒精神的燭照下,現在的人們更需要的是審視自己的內心,改善對他人的道德預期,不因喧嘩而動搖向善的意志。
在學雷鋒活動中,人人都可以成為主體,而在所有的主體中,黨員干部又是最重要的主體。如果各級黨委政府沒有為黨員干部學雷鋒制定任務、目標、舉措,就很可能造成一種誤會或錯覺,似乎學雷鋒只是普通公民或中小學生的事。事實上,不少人已有類似觀感和議論,這不利于學雷鋒活動深入開展,同時也提醒各級黨委政府應及早為黨員干部踐行雷鋒精神作出制度化安排。
一個雷鋒只能令人驚喜,千萬個雷鋒成長的社會才有光明的道德前景。個體的道德實踐,從來都是構建公共道德的重要基石。以雷鋒精神為起點,以官員道德建設為先導,才有可能建成合于時代的道德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