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一場來自大西洋彼岸一條不過0.3英里的街道引發的次貸危機,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球。大量的企業倒閉,大批工廠關停,數以億計的人員失業或降薪。世界上每一個人,無論你躲在哪個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寒意。
1907年至今的漫長世紀中,由這條街道引發的類似危機并不鮮見,但對全球經濟的沖擊似乎都不及這次的猛烈。因為,全球經濟已進入一體化時代;更重要的是,這條街道位于世界的金融中心和世界上最大城市群的核心——紐約。
歷史的進程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解構著歐洲的政治經濟體制。二戰后,城市群的迅速崛起,改變著世界的競爭格局,全球經濟的重心開始向戰后的日本和改革開放的東方大國移動。
2010年,在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核心——上海,一場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城市博覽會,讓全世界看到了華爾街陰影下那一輪噴薄的東方旭日。
無論是華爾街的金融危機,還是上海的世博會,人們都能感受到城市群對全球經濟的主宰作用。以它們為支點,全球經濟在不經意間,被輕輕撬動。
被一條鐵路線改變的世界——城市群的發育、成長和成熟的路徑中,總有一條“主軸”在牽引
美國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表明,從舊石器時代至今,人類97%的財富是從1751年至今的200多年創造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這200多年的時間,只占0.01%的比例。
在這個創造人類絕大多數財富的時代里,從城鎮化到城市群的演進,無疑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1751年,德隆研究的這個時間節點,正是英國發明家瓦特發明蒸汽機的前后。城鎮化伴隨著蒸汽機發明帶來的機械化工廠擴張,以不可逆的態勢,在動蕩的百余年時局中迅速成長。
1862年7月,在南北戰爭的炮火中,林肯總統首先簽署的并不是著名的《解放奴隸宣言》,而是《太平洋鐵路法》。如果說《解放奴隸宣言》改變了美國,那么《太平洋鐵路法》則改變了世界。
1869年,第一條橫貫美洲大陸、連接太平洋沿岸的鐵路線終于全線完工。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和卡內基的鋼鐵王國隨著鐵路線延伸迅速擴張。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名譽院長斯賓塞評價說:“它使美國擁有了一個完整、統一的市場。”從某種程度說,它成就了現代美國。
這條鐵路成為牽引美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群發育成長的主軸。此后百余年間,在這片幅員遼闊的新大陸,城市不斷上演時代傳奇:紐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華盛頓成為國際政治中心,底特律成為全球汽車制造業中心……
隨著生產要素的不斷集聚和產業的分工,每個城市分別在城市群的發育、成長、成熟的史詩中,各自詮釋著自己的角色,逐漸形成美國東北部海岸和中部五大湖區兩大都市連綿帶。
其中,美國東北部海岸城市群面積13.8萬平方公里,僅占美國國土總面積1.5%,居住和生活著美國20%的人口,生產總產值卻占到全美的1/3,城市化水平高達90%以上。
紐約市以占城市群不到2%的國土面積,承載了城市群38%的就業人口和34%的經濟總量,其核心區曼哈頓的就業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到紐約市的60%和70%以上。紐約當仁不讓成為該城市群的核心,也成為全美經濟的神經中樞和全球經濟的心臟。它的每次搏動,都牽動著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經。
這個城市層級結構猶如一座大金字塔(塔尖是紐約,第二層是波士頓、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4大城市,再下面則是圍繞在5個核心城市周圍的40多個中小城市)的超級城市群,從其確立世界霸主地位之日起,至今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將是世界經濟舞臺上最重要的角色。
“從城市到都市區,從都市區到城市群,從城市群到大都市帶,是世界城市群的空間演進過程。”中國科學院城市地理與城市發展研究室主任方創琳說。
美國沿著太平洋沿岸的這條鐵路線,登上世界經濟舞臺。全球經濟的重心也隨之從古老的英國倫敦,落到了更富現代感的美國紐約。
從戰爭廢墟中走出的全球增長極——在城市群發展演進的過程中,政府的主導作用無處不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讓美國第一次對自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感到威脅的便是從戰爭廢墟中走來的太平洋島國——日本。
1964年9月,奧運會即將在日本東京開幕。此時,距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1945年8月6日,僅僅過去了19年。
以政府為主導,根據世情和國情的變化,積極推動城市群規劃建設,為日本快速登上世界經濟舞臺搭建了最便捷的跳板。
二戰結束后,日本幾乎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城市規劃建設上。從1958年開始,日本政府就前瞻性地對其首都東京進行都市圈的首次規劃,在東京建成區周邊規劃建設了環形綠化帶,控制工業用地向外無序擴散,便于所有生產要素向中心城區集聚,加速了中心城區的功能轉換,讓東京經濟很快在戰后復蘇。
此后每十年,日本政府都要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戰略需求及東京所承載的歷史使命,對東京都市圈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規劃調整。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根據城市國際化和經濟轉型的背景,在城市規劃中,重點提出進一步強化東京中心區的國際金融功能和高層次中樞管理職能,同時在周邊城市規劃建設新產業核心和地區綜合服務中心。
功能定位決定城市發展走向。這一次的規劃,讓東京總部經濟的功能和國際都市的定位更加清晰,成為與紐約、倫敦鼎足而立的三大國際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全國年銷售額超過100億日元的大公司、100多家銀行總部和86%的證券交易都集聚于東京,其擁有的國際組織、世界500強和最大跨國公司數量甚至超過了紐約和倫敦。
同時部署的新產業核心使大阪和名古屋成為日本最大的新技術產業基地和傳統的重化工業基地,這兩大城市與東京錯位發展,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制造中心。
日本由此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80年代,索尼公司和三菱公司相繼收購了美國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洛克菲勒中心的14棟大樓。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驚呼:“美國遇到了我們甚至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那種挑戰。”
90年代,面對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紀,日本政府又將規劃重點致力于將東京“一極一軸型”都市圈結構轉變為“多核多軸型”的網絡化結構,推進核心城市與周邊中樞據點城市的職能分工與協作,積極構建一個居住和工作相平衡的都市地域結構。同時明確提出構建廣域國際交流圈和廣域性物流系統的戰略構想,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和軌道交通。發達的公共軌道交通,將太平沿岸的千葉、橫濱、靜岡、名古屋、大阪及神戶等大城市串珠為盤。全世界最密集的軌道交通網有效支撐了整個東京城市群。
這個占日本國土面積僅五分之一的城市群,分布著整個日本的7成人口和高達8成的經濟總量。
不論是英國政府成立的“巴羅委員會”,還是巴黎行政長官奧斯曼施行的奧斯曼規劃,世界城市群在發展演進的過程中,政府的主導作用無處不在。
偉大預言在世界的東方變成現實——城市群引領世界,是不可逆轉的時代大趨勢
與其說這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倒不如說它是一次對城市群發展規律和演進趨勢的邏輯推論。
1941年,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告別戰火中的巴黎,開始了一趟美國東北部海岸之行。
此次美國之行,在戈特曼人生經歷中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在對美國東北海岸前后長達10多年的實地調查研究后,1961年,他發表了著名作品《城市群,美國城市化的東北部海岸》,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和理論。
1976年,戈特曼還根據城市群的識別標準及演進規律,發表論文《世界上的城市群體系》,認為世界上有六大城市群,即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和中國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
當時,中國還困在文革末期,經濟處于凋蔽崩潰的邊緣。戈特曼界定的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更像一則預言。
24年之后的“千禧”年,中國開始融入全球性的都市化進程,世界進入城市群主宰的新世紀。2008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長三角地區要建設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群由此上升為國家戰略。
政府主導為長三角城市群注入強大動力。2010年5月,上海以一場城市盛宴,向世界宣告一個閃耀全球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回歸。長三角城市群開始登上世界城市群舞臺,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著名城市地理學家、規劃學者彼特·霍爾說,如果長三角城市群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那么一段時間后,它將成為世界第一流城市群,上海亦可爭取與紐約、東京等并駕齊驅。
最新的《世界城市狀況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城市群正漸漸匯聚成更大的“超級都市區”和“超級城市群”。“在全球城鎮化進程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雙重過程中,城市群的快速擴張已成為帶有普遍意義的不可阻擋之勢。”中國科學院方創琳教授說。
戈特曼的偉大,就在于他30多年前就看到了這樣的時代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