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自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大約十年的繁榮周期，不僅高增長，而且低通脹，而這一經濟學教科書上最佳增長模式的出現，得益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據測算，1990－2000年之間，中國的年均勞動生產率增速達到7.7%；加入WTO之后，增速更加迅猛，于2007年達到16.7%。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歸功于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技術進步，這是中國入市的紅利之一，目前國內支柱性的產業，汽車、電子產品、機械莫不如此。但金融危機之后，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甚至開始下降。其中的原因很復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一是上一輪全球產業向中國轉移已經進入尾聲，巴西、印度、東南亞的競爭力在不斷加強，美國、歐洲也在討論制造業回歸的問題。二是技術的邊際吸收能力也在下降，容易移植的技術吸納得基本上差不多了，再往上的難度在加大。三是國內吸引產業轉移的潛力下降，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成本上升，包括資源投入和勞動力。尤其是后者，新勞動合同法的通過讓外資感到了寒意。上海美國商會15日發布的調查報告稱，雖然2011年在華美國企業依然實現了強勁的主營業績，但成本攀升卻被列為當年最大的業務挑戰，首次取代自2006年以來一直高居商業挑戰排名榜首的人力資源制約這一因素，91%的受訪公司稱成本攀升正導致中國相對于其他低成本制造國家逐漸喪失部分競爭優勢。
當勞動生產率增幅超過生產成本增幅時，教科書式的增長才會出現，否則，高通脹、低增長的局面不可避免。而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恰恰就在于此，勞動生產率下滑的同時，企業成本卻不斷攀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近日撰文指出，2009年以來，中國的國內成本迅速上漲，全勞動生產率或許已掉頭向下，整個經濟效益大幅下降，這個過程來得非常兇猛。如果這么個勁兒往下掉，用不了幾年，特別是當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上不去的時候，很多領域的成本競爭力就會衰竭，反映到整個經濟過程中便是回報率與效益的快速滑落，并將帶來財政負擔與銀行壞賬的急劇增長。近來國際市場轉而看空中國，根本原因即在此。
企業活力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按理說，在這個關鍵時間，中國應該做的是盡量緩解企業的成本壓力，但事實是相反的。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指出，企業效率的下滑與政府拼命增加企業成本有關。浙江慈溪市一家外貿企業老總在談到今年經營預期時表示，目前，企業發展已經進入“高成本”時代。利率、匯率、稅率、費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讓金“三金”，原材料進價和資源環境代價“兩價”等9種因素疊加，推動企業成本直線上升。相當多的小微企業利潤微薄，甚至虧損。稅率高、收費多，使小微企業不堪重負。實際上，今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4.5%的同時，PPI同比上漲0.7%，環比下降0.1%，創26個月新低。這也反映了國內企業在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困境下，生產積極性降低。
分析來看，勞動力在企業成本上漲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本來，人口紅利的漸漸消失已經給中國勞動力成本帶來了結構性的上漲壓力，但政府的推波助瀾卻加劇了這一進程。近兩年，在提高最低工資方面，各地卯足了勁競相攀比，東中西部紛紛卷入。而近日，國務院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規定，“十二五”時期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將年均增13%以上。這一“政府開口，企業買單”的政策無疑將極大強化各地提升最低工資的效果。有分析認為，提高工資標準并不意味著相應的工人的工資將要提高，反而有可能向著相反的方向，讓企業有了漲價借口，最終導致物價上漲速度超過工資上漲幅度，普通老百姓的實際購買力不增反減。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也認為，勞動者的工資是由市場決定的，無論何時，政府都不應該直接干預初次分配領域。
不僅是最低工資，各種隱性負擔也大量存在。在陳功看來，讓企業繳生育險就是一個例證。2011年11月15日，人社部發布《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規定(草案)》，在繳費辦法層面，強征“五險”，增加了工傷和生育險。目前我國各項社保的繳費比例大體是：養老保險單位繳20%，職工繳納8%；醫療保險，單位繳8%，個人繳2%；失業保險，單位2%，個人1%；工傷和生育保險完全由企業承擔，各在1%左右，個人不需繳納。比較之下，中國社保費率高于德國、美國，也高于日本、韓國。全國工商聯認為，小、微企業占我國企業99%，社保費率過高，會對其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最終分析結論：
當勞動生產率下滑、經濟面臨減速風險的時候，政府部門最應該做的是確保企業輕裝上陣，而不是拼命施壓。陳功估計，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可能是高層有人完全誤判了形勢。
作者為安邦咨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