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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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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和反腐敗問題歷來是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強調，要注重反腐倡廉建設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個重大課題很值得研究。目前關于腐敗問題特別是腐敗高發期的研究,總體上處于“述多論少，語焉不詳”的階段，特別是對國內外腐敗高發期歷史、成因和現狀等進行的綜合性研究還不多見。在以往的論述中，人們習慣于把腐敗根源歸結為私有制，把腐敗高發期訴諸于經濟社會轉型。如果說這些結論建立了“知其然”的經驗共識，那么，高波著的《走出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新華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則嘗試在“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不然”方面進行了深度開掘，特別是從頂層治理視角研究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腐敗高發期的表現形式、演變規律、嚴重危害、治理路徑，對反腐敗需進行頂層設計、加強頂層治理以維護執政安全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深入闡述。
腐敗高發“怎么看”：腐敗存在“大國帶動”現象
在對腐敗高發“怎么看”的問題上，作者敏銳地關注到經濟全球化時代以來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國帶動”現象，即明朝、英國和美國分別扮演了17-19世紀以來的“核心國家”角色，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初期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量。17世紀的明朝是世界白銀的主要消費國，是世界貿易活動的重要集散地，是傳統農業文明的巔峰和古典農業革命之代表；18世紀，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和煤煙中逐漸崛起，成為海上霸主，成就了殖民霸業；19世紀，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力、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助力下，憑借著優越的資源稟賦和新興國家的蓬勃朝氣，一舉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國，并從此穩坐世界大國的交椅。與此同時，這三個國家的這三段時期，又都處于公認的腐敗高發期之中。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的腐敗高發期與國家崛起期、經濟起飛期、改革瓶頸期、文化轉型期和社會動蕩期高度重疊，甚至可以說美國是在腐敗的陣痛中完成了國家的崛起和重組。
全球化起潮期以來的歷史表明，17-19世紀既是世界總體上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的關鍵期，也正是傳統腐敗向現代腐敗的“轉型-定型”時期。或者說，這一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史形成”時期正是現代腐敗演化定型的“軸心時期”。作者指出，17世紀是傳統腐敗（山寨式腐敗）爆發期，傳統腐敗以財產侵占為主，以生活腐化為輔，這種腐敗具有直接性、暴力性，往往表現為社會頂層、上層對下層人、財、物赤裸裸的強搶和血淋淋的豪奪，可謂是權力無邊界、責任無憑據、利益無保障；18世紀是新型腐敗（教會式腐敗）轉折期，這種帶有轉型色彩的新型腐敗以等級治權為焦點，以財產權、話語權爭奪為補充，公共權力開始有了邊界，對財產、財富的占有不能為所欲為，要經受新的階級集團和公眾話語權的挑戰，但總體上仍是權力大、利益大、責任小；19世紀是現代腐敗（公司式腐敗）定型期，主要發生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務提供、公共資源配置等過程中，以資本配置權力為核心特征，其趨于“完形形態”的政黨腐敗、司法腐敗、立法腐敗、行政腐敗、金融腐敗、選舉腐敗等具體表現形式，成型、定型于美國的“鍍金時代”。恰如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是在18-19世紀“奠基”一樣，現代腐敗的演化發展過程也在全球化“軸心期”相繼崛起的英、美等國表現得尤為典型，并且在“公域市場化”和“私域行政化”這兩大趨勢的裹挾之下，使得資本成為公私兩域的通行力量，而公私領域逐漸成為頂級資本家的“通吃”平臺。雖然由于選舉制、任期制等政治技術的發育和成熟，使得責任和權力的聯系緊密了許多，但新型腐敗不斷演化的深層次原因仍然在于：資本和權力聯姻，權力和利益掛鉤。
腐敗高發“怎么辦”：英、美等國走出腐敗高發期的核心路徑——頂層治理
在對腐敗高發“怎么辦”的問題上，作者從歷史實踐中梳理出了18-19世紀英、美等國走出腐敗高發期的核心路徑：頂層治理。比如，英國在19世紀走出腐敗高發期，除了以文官制度對恩賜體制加以改革，廢除封建殘余勢力對行政部門的壟斷權之外，還依托于漸進的議會改革、傳統的審計制度、新興的反腐立法、廣泛的社會改造等四項主要改革，避免了工業革命和自由放任思潮下的較大政治動蕩，使英國平安地度過了動蕩不安的18世紀。
作者認為腐敗高發期與非腐敗高發期的核心區別在于：是否出現了頂層的腐敗和腐敗的頂層。因此，走出腐敗高發期，最根本、最有效的是實施自上而下的頂層治理，進行執政階層的自我救濟。或者說，依靠有智慧、有策略、有作為、負責任的主動變革，而不要等到外部革命發生。這既是主動應變的戰略抉擇，也是避免社會“休克”的政治責任。
英、美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所以能夠走出腐敗高發期，其根本原因不僅僅在于權力的分立、政黨的競爭乃至輿論的開禁等政制層面，而是在傳統國家向現代“財政-軍事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依靠兩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容量和發展活力“對沖”了因腐敗引發的社會利益沖突和嚴重矛盾對立，特別是實施收入調控、稅制改革、貧困救助、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化”救濟措施贏得了政治運作“空間”。英、美等國走出腐敗高發期靠的是由頂層發起的改良式社會調控，而非革命式政治運動，以至于它們可以在20世紀保持某種腐敗治理方面的國際道德優勢和輿論強勢，甚至一度在蘇東劇變之后宣告“歷史的終結”。如果說確有什么腐敗治理方面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話，其重點既不是所謂“憲政革命的勝利”，也并非所謂“西方經濟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頂層和統治集團始終保持了國家的完整、政治的傳統和社會的黏合。
從英、美等國實現大國崛起并逐漸走出腐敗高發期的歷史可知，頂層治理不僅必要，而且切實可行
當年，毛澤東同志在和黃炎培的著名談話中已經給出了走出腐敗高發期的一條路徑：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可以說，這是一條自下而上的監督之路。其實，他并沒有下斷語說：這是唯一的路。從英、美等國實現大國崛起并逐漸走出腐敗高發期的歷史可知，還有一條可行的路：那正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頂層自救，或者說通過理智的改革實現對腐敗的頂層治理。在打造有些理想主義色彩的“強政府-好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在找到腐敗綜合征的“終極解藥”之前，至少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公開監督的“雙保險”，積極防治“公域市場化”和“私域行政化”弊端，努力建構起對“透支型政府-碎片化社會”管用有效的救濟機制，一手抓政權建設，一手抓社會建設，兩手抓、兩手硬，從而更好地規避“歷史周期率”的無情懲罰。
回顧經濟全球化以來的世界歷史，中國曾經迷失于17世紀的腐敗高發期，并且錯失了全球化起潮期的領先優勢和發展機遇。而英、美等國崛起于18-19世紀的歷史證明，腐敗本身并不可怕，腐敗高發并非世界末日。就大國崛起之路上的腐敗高發期而言，真正可怕的是倘若遭遇權力透支、政府破產和社會破碎時，頂層治理和自我救濟的缺失與衰退。
（劉 飛 作者單位：新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