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城市化中期階段尤其嚴重。其背后隱藏著城市規模膨脹、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深層次看,“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資源與社會需求在一定階段產生巨大矛盾,致使城市承載力“過載”及城市各要素之間關系失調而表現出的各種負面效應。歸根結底,城市病的出現就是快速膨脹的人口與城市資源不協調的問題。
我國雖然一直以來是農業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結構發生了里程碑性質的變化。1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到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了51.27%,首次超過50%。雖然這是按常住人口來計算和統計的,也就是說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農業戶籍人口也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但是這些群體的城市化勞動與生活是常態性的,他們真實地支撐著中國城市化進程。與此同時,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資源壓力。
從我國地方發展情況看,各大城市發展階段參差不齊,但是都在步入郊區化、大都市區化的關鍵階段。在此階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脹,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預見性規劃,城市基礎設施承載力嚴重不足,帶來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秩序紊亂、運營低效、行政區劃分割等一系列問題,制約著城市的持續發展。未來一段時期,將是我國各大城市的集中爆發期,城市病將成為影響城市和諧穩定的關鍵隱患,加強城市治理刻不容緩。
在“新興+轉軌+轉型+快速城市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國的城市發展更具有復雜性。其一,我國處于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處于攻堅階段,“陣痛期”相關經濟問題的解決難度相當大;其二,我國處于產業發展轉型的關鍵階段,以往粗放型、低層次、高能耗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亟待面臨轉型,在此過程中必然出現大力產業淘汰與轉移的現象,并對城市空間布局和城市運行管理等產生重大影響;其三,我國處于快速城市化的階段,城市化速度在全球處于前列,這在短期內對城市資源承載力和城市管理水平產生嚴峻的挑戰。
這使得我國當前“城市病”問題極具復雜性、綜合性——用史上最難治理的“城市病”問題來形容毫不為過,這客觀上對城市管理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在此過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問題發生“共振”,觸發系統性城市運行風險,是各方面應當高度關注的問題。
《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首次提出“國際城市2.0”核心概念,實際上是長期系統跟蹤國際城市前沿而提出的。后危機時期國際城市運行的基本環境和指導理念正經歷重大變化,世界城市發展正在逐步進化到以挖掘和發揚自身特點為基點、謀求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差異化崛起的“2.0版”。
與發達國家城市治理相比,我國城市管理顯著滯后。即使參照傳統的“國際城市1.0版”——即依照國際通行標準提升城市水平和配置城市功能,我國各大城市都還有差距。例如,對于交通擁堵的疏導我們缺乏良策,無序的房地產開發破壞了城市生態與布局并帶來的嚴重后果我們還缺乏足夠的認知,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包容和社會融合遠遠難以達成……要避免低層次開發和缺乏前瞻性的建設等現象,我國各大城市部門亟待借鑒發達國家城市經驗,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并通過制度化、法律化手段加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