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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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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背景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教授將2011年稱為中國新聞發布制度建設進程中的一個“拐點”。“7·23”甬溫線事故和此后相關部門新聞發布會引起了廣泛質疑和討論，隨后，“新聞發言人遭遇七年之癢”成為國內輿論熱議的話題。
2011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把“文化軟實力建設”提上核心議程，首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把“完善新聞發布制度、增強輿論引導能力”列入黨和政府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中心工作之一。在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過程中，新聞發言人制度該如何推進？新聞發言人個人的職責和要求是什么？就相關話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王旭明。
新聞發言人不應過于強調技巧
中國青年報：在你的新聞發言人培訓課程上，你談到當好新聞發言人要先學做人令人耳目一新，這是你卸任之后才有的獨特感受嗎？
王旭明：對。卸任之后，我生活的一個重心是投身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工作。2010年之前，我的培訓主要以講自己經歷和發言人的技巧為主，比如怎樣上臺，怎樣寫發布詞，眼神和手勢怎樣，如何回答記者提問。我告訴學員很多技巧，比如所答可以非所問，比如可以說不等等。
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我的理念發生了變化，我覺得發言人和官員面對媒體的時候，比技巧更重要的是解決做人和敢說話的問題，新聞發言人背后除了技巧，還需要有倫理學支撐。要當好新聞發言人首先學做人。發言人面對媒體要真誠、善良和寬容。2011年，我到各地進行培訓時，這套新理念得到了學員們的廣泛認同，也使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補充和提升，并寫出了《王旭明說新聞發言人》一書。在我看來，一些官員不會面對公眾講話，首先不是技巧問題，而是他們做人出了問題，很多官員放不下身段來面對媒體。因此，首先要解決做人問題，官員才能會說話。
中國青年報：除了學做人以外，在你看來，新聞發言人還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王旭明：我覺得至少應該具備幾點，比如政治素質、業務素質、新聞素質、傳播素質、面對公眾的心理素質，還得有多方面的修養等。新聞發言人在擁有許許多多的技術手段的同時，還應該是有豐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的人。
如果做人方面存在缺陷，則容易被媒體或者公眾詬病，給新聞發言人事業帶來信譽上的損失。因此，我不太贊同有些專家學者對新聞發言人過于強調技巧的培訓。
曾經的新聞發言人被“撕心裂肺”撞擊心靈
中國青年報：卸任之后你除了著書，還開了博客和微博，撰寫了大量雜文，你是不是有當發言人或是發言的“癮”？
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后，2009年，我寫了第一本書《為了公開——我當新聞發言人》，主要以講個人經歷為主，以“為了公開”的主題來表達這種濃烈的、熾熱的愛和化不開抹不去的情感。當時我本打算以此為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事業畫個句號，因此，寫完這本書后就很少再提這個話題。
沒有想到的是，從2010年年底到2011年，特別是2011年的前半年發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像“7·23”甬溫線事故、故宮“N重門”、雙匯瘦肉精事件、哈藥污染事件，以及那么多官員雷人的言論等，一次次地撞擊我的心靈，這種撞擊對我這樣一個有新聞發言人經歷且摯愛這個工作的人來說是“撕心裂肺”的。比如，每件事情發生后，我就在想，為什么這么處理呢？為什么這樣說呢？怎么不那樣說呢？怎么不那樣處理呢……我甚至想，你出事的時候能不能給我打個電話，我免費告訴你怎么做。于是，我再次對新聞發言人“發言”。
中國青年報：現在有的單位本身工作做得不好，卻希望通過新聞發言人來提高單位的形象，你怎么看？
王旭明：那根本不可能。新聞發言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是有邊界的。比如“7·23”甬溫線事故后鐵道部的第一場發布會確實不成功，但即使是一場成功的新聞發布會，也不能掩蓋相關部門工作中的失誤。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只是盡可能減弱負面影響，放大正面信號。
中國青年報：當被上級要求說假話的時候，新聞發言人該如何面對媒體？
王旭明：經常有人問這個問題。有學者說一個好的新聞發言人什么時候都不能說無可奉告，我說不，當你的上級逼著你造謠，不說真相的時候，說“無可奉告”比說謊要強得多。
中國青年報：在“7·23”甬溫線事故中，遇難者和傷者家屬都對“傷亡家屬情緒穩定”的表達很反感，認為不準確，如果是你，你會用這樣的表達嗎？
王旭明：我會說。當然，面對死亡和傷痛，誰的情緒也不穩定。但我還要加上這樣表述，即我說的情緒穩定，不是某一時一刻，而是一種趨勢，這與家屬有關，也與我們的努力有關，我相信通過我們耐心細致的工作，他們會慢慢趨于穩定，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他們肯定不穩定。目前的問題是，很多官員除了通稿上寫的話以外，不會說別的。應該注意到，我們目前不再是說教時代，已經進入說服時代，但我們的很多新聞通稿恰恰還是說教時代的產物。
不能讓新聞發言人成為擺設
中國青年報：很多部委不召開發布會，只是上網發公開通告，這種做法是一種倒退嗎？
王旭明：我認為是。現在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邁出可喜的第一步，黨委和政府以及企事業單位都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現在的關鍵是第二步怎么邁，新聞發言人不能成為擺設。現在，很多部門越來越多地以“有關部門負責人”或“新聞發言人”來取代“新聞發言人某某”。不要小看具體的人名，這是很重要的，抽象的事物公眾接受效果差。
很多部委發言人都不再說話了，我感覺挺難過的，這個崗位是需要說話的。鐵道部原新聞發言人王勇平2010年開了40場新聞發布會，我以前一年內最多的是開32場發布會；2010年王勇平到近20家網站做客，我一年里最多去過9家網站，因此，王勇平的激情和努力應該得到充分肯定。不能僅僅因為一次發布會沒有開好，就對他不斷批評、全面否定。
中國青年報：很多記者有這樣的經歷，當聯系某政府部門要求采訪時，按照要求接連發過幾次采訪提綱之后就再沒有回音了，你怎樣看？
王旭明：這是新聞發布機構的失職行為，應該批評、譴責、曝光。一個單位負責新聞發布的部門和人，對于記者的采訪要求不能不做任何回答和解釋。我當發言人時，對于記者的要求總是盡可能地回復，如果記者要求找的采訪對象拒絕接受采訪，也要及時解釋、溝通和磋商，或說“要不我來說兩句”，盡量讓記者看到我的誠懇。
中國青年報：很多政府部門對付記者的方式就是要求更換跑口記者，或不讓某報記者參加新聞發布會，你也曾經用這樣的方式“對付”過記者嗎？
王旭明：對于記者的管理中外都有，除了法律以外，常用的招數就是下次發布會不邀請該記者。這件事情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我們黨提出善管、善用、善待媒體；另一方面，媒體記者要客觀地報道新聞，提高同官員打交道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官員群體是一個特殊群體，和官員打交道，我認為記者至少要有非常高的政策素養，包括對打交道的官員所在的部門工作的了解；第二，對官場慣例要有所了解，進官場的門要講究規矩、級別和稱呼；第三，對官員的背景有了解，干了20年還是處長和干了3年就提拔為司長的官員表現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談話的方式不對反而會激化矛盾。與官員打交道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中國青年報：你的微博粉絲數量很高，光騰訊微博粉絲就280萬，你對于微博問政怎么看？
王旭明：我不太贊同微博問政，這說明我們其他的問政形式不暢通。一個合格的新聞發言人應該用各種手段來發言，包括網絡、微博等各種形式，但官與民互動不該只有微博這一種形式。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路，不必要都串到一條路上來。微博問政這種提法和做法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政務公開有很多形式，政府把網站辦好，發表議論和提意見完全可以，并且專業性強可信度高。
中國青年報：讓新聞發言人開口說話需要哪些制度的保證？
王旭明：新聞發言人除了要熱愛自己的工作以外，還需要外部制度的保障。2008年我國正式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我希望它能變成《政府信息公開法》。新聞發言人也應該從職務化走向職業化，包括新聞發言人的準入制度、獎勵制度、晉升制度、懲罰制度等都應該逐步健全。這套制度真的健全了，中國新聞發言人事業就前進一大步了。（記者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