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
 |
20年前的春節后不久，我坐了差不多一天一夜的長途客車來到省城南昌，天還沒怎么亮就往親戚家跑，為的是盡快拿到那張輾轉托人買到的從省城到上 海的火車票?；蛟S因為坐長途客車太疲憊了，我的感覺有點遲鈍，隨著人流來到火車站廣場，也沒發覺有什么異樣。直到我手攥著票，準備排隊進站時，才激靈一 下，意識到周圍的人異乎尋常得多了許多。因為人太多了，隊伍幾乎不動，人擠著人還能夠忍受，最可怕的是前面閘門一開，人往前涌上去，你想讓也沒法讓，想躲 也躲不開，嘩啦一下被卷入人潮之中，我剛站直身，人潮就涌上來，咔嚓一聲，背上牛仔包的兩根肩帶被擠斷了，我只好一手提著行李，一手拖著背包跟著人潮往前 沖，雖然狼狽不堪，但仗著年輕體壯，連滾帶爬地還是上了火車找到座位。我喘息未定地坐下，怔怔地看著撕裂的背帶，當時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見證著春運悲情的 開始，更無法領會到“春運”不僅把背帶撕裂了，而且還將長久地影響著中國。
20年過去了，這期間我有好多次春運擠火車的經歷，但還是第一次“撕裂”的感受印象深刻，揮之不去。盡管今天的媒體宣稱春運之難已經開始呈現某 些結構性“松動”的可喜跡象。理由是國家發改委預測，今年春運總客流為31.58億人次，它由公路、水運、鐵路、航空四家共同分擔。四種運力中惟一緊張的 是鐵路。換言之，春運之難，眼下主要集中在鐵路客運上；盡管今年鐵路春運的熱點已不是以往的寒風等票、黃牛倒賣，而是網電購票、實名上車……或許還是那種 “撕裂”的經驗作祟，我對“春運”并不那么樂觀，尤其是聽到在浙江溫州打工的農民工兄弟黃慶紅在寫給鐵道部的公開信中說，網絡購票是“用腳趾頭想出來 的”，更是印證了我的憂慮。
2011年7月19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京發布《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該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網民 規模達到4.85億，較2010年增幅僅為6.1%，網民規模增長減緩。更重要的是，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歷年來的報告都承認，中國互聯網整體上雖然呈較 快增長態勢，但地區之間互聯網發展水平、普及水平依然存在明顯差距，并呈現東部快、西部慢，城市快、鄉村慢的特點，這和各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相一致。
譬如第28次的統計報告就指出，在8.15億非網民中，“不懂電腦/網絡”是其不上網的重要原因，而且這一因素的影響力度還在加大。2009年 底，有32.6%的非網民是由于不懂電腦/網絡而不上網，2011年6月調查顯示，由于缺乏網絡技能而沒有上網的非網民達到47.9%，這些人群往往是高 齡群體和農村人口。而“不感興趣”和“上網費貴”等制約非網民上網因素的影響力在下降。因此，除了在接入條件和硬件設備上進一步降低門檻外，更需要加強高 齡和農村地區人群對電腦和網絡的基礎知識普及，提升其基本的網絡操作技能。但奇怪的是，報告幾乎完全忽略了“網絡不平衡發展”背后更嚴重的隱患，那就是網 絡發展有可能“加深”而不是“彌合”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現象，貧困地區和落后地區也許永遠都被隔絕在網絡之外。之所以特別強調中國網絡發展的不平 等，是為了避免單純地把網絡當作一種中性的高新技術，并且依據“技術主義”和“發展主義”的邏輯，認為它可以游離于社會語境而帶來“抽象”的進步。相反， 不平等發展的事實可以提醒人們注意網絡深深地糾纏于國家、市場和個人的歷史性關系中，在中國，電信業是由國家壟斷的，它的發展深受國家政策的影響，而建基 在電信業之上的網絡自然也受到了以發展為主導方向的政策面強有力的制約；
同時網絡服務也是一種市場行為，它必須計算成本、風險和回報，很自然會把投資和發展的重點放在經濟發達地區，因為只有這些地區既提供了現代化的電信設施，也具備了消費網絡服務的廣大市場。
成都變通：內陸的新型城市化
更直觀的現象也許大家都留意到了：銀行為了解決排隊難的問題，規定小額賬戶如要柜面服務則需要收取一定的費用，并且鼓勵儲戶利用電話銀行、網上 銀行和自動提款機，但擁有小額賬戶的儲戶往往是弱勢群體，他們錢少同時也文化少、知識少，不懂得利用這些自動設備。銀行的規定無形中造成了對這類人群的歧 視，同時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排隊難的問題。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網絡購票，對于善于運用網絡的學生、白領，網電購票確實部分解決排隊苦、購票難的問題，但那 些不懂網絡從不上網的農民工兄弟本來就不怕吃這種“苦”，甚至可以說他們往年就是憑著比城里人能吃苦，不怕凍，在寒風苦雨中排十幾小時、幾十小時隊，為的 是拿到一張回家的票?？涩F在，吃苦的“優勢”變成了“劣勢”，無數歸心似箭的農民工兄弟的“手指頭”怎么趕得上互聯網高速的“腳趾頭”呢？一個現成的例子 就是，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跟蹤報道廣州農民工邱茂買票的過程，這個13歲就跟著父母出來打工的小伙子，7年沒有回家了，20歲的他懂上網，有手機，所以爸 爸媽媽、舅舅舅媽這些人的票都希望他能訂上，于是他有空就打電話，找到機會就上網吧，可到目前為止，一張票也沒有訂上……
無獨有偶，給鐵道部寫信的黃慶紅是重慶人，而苦苦訂票不得的邱茂則是四川宜賓人。川渝自古蜀道難，就拿上海來說，發往四川重慶的列車每天的最高 運能是1.1萬人，按照40萬旅客的需求計算，春節前發送量頂多20萬人次，運量和運能間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和嚴峻，春運的“悲情”就是從這種矛盾中生發 出來的，渴望回家卻無法回家的“痛楚”就這樣影響了一個完整的中國。這種悲情與痛楚絕不是靠網電訂票所能解決和紓緩的。我們看到的是，與網電訂票密切相關 的火車票實名制雖然將覆蓋今年春運的40天，但成都鐵道部門卻做出了節前將不實行實名驗票，僅將抽檢部分旅客的決定。有人指責成都火車站不遵守鐵道部的規 定，但實際情況卻是成都、重慶等西南大城市的火車站春節后需要迎接大客流的考驗，因此必須在這之前依據客流規律調配管理資源，無法生搬硬套與網電購票綁定 的火車票實名制。
成都靈活地處理火車票實名制，牽扯的問題就不僅僅關乎春運了，而是涉及到不同的“城市化”取向。改革開放30年，中國城市的發展道路是“孔雀東 南飛”，即東南沿海地區的城市發展成為了整個中國城市變革的領頭羊，相對而言，內地、內陸的城市——甚至某些曾經具有相當戰略地位的城市——則步子較慢， 發展滯后。然而，由于外向型、加工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內在限度，中國在“后改革”的時代面臨著深刻的發展轉型問題，目前的狀況并非如某位著名 的經濟學家所言，發展轉型，成敗系于改革的進展；而是應該更準確地表述為：改革成敗，系于發展是否能夠成功轉型。所謂轉型，首先就意味著發展的重點必須從 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因此，內陸城市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成都、重慶等作為內陸的重要城市，當然需要觀察這些城市在關乎中國未來命 運的發展轉型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條回家路和兩類城市化
新世界(7.00,-0.16,-2.23%)圖景：殊途同歸“回家路”
基于上述背景，從沿海城市向內地城市的轉移，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轉換，更重要的是發展模式上的轉化，也即從兩頭在外，低薪資勞動與出口貿易相 結合的發展模式，向面向內地、擴大內需與關注民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轉型，由此帶來的變化是極其深刻的，而對這一轉換過程的自覺則形成了“新城市發展”的若 干特色。
無須諱言，這些“新城市特色”正是在與沿海城市的比較中形成的。首先，在城鄉關系上，沿海城市強調城市化，基本上不考慮農村問題，而內地城市則 必須重視城鄉統籌的問題，兼顧城市發展與農村前景。對于“三農問題”依然嚴峻的中國來說，內地城市的發展方向顯然更具有示范性。
其次，在文化想象上，沿海城市以單一漢民族為主，基本上無需處理中華民族內部多民族共存與融合的問題，而內地城市如以成都、重慶所在的西南地區 為例，這一地區生活著的少數民族族群最多，必須在社會現實和文化想象兩個層面，切實處理好“多元共存、多元一體”的民族問題。很顯然，內地城市在文化上的 這一特色對于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來說，同樣更具有典型性。
再次，在歷史記憶上，因為沿海城市的發展始終是面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國際大都市的“城市帶”中想象自己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它所力圖 喚起的城市歷史記憶，往往和近代國門被迫打開后所興起的“口岸資本主義”記憶密切相關，譬如上海懷舊、上海熱、上海夢等；而內地城市的發展在歷史上往往得 益于1949年之后社會主義中國的統籌規劃，如“大三線”和“小三線”的建設，無論在城市面貌還是產業基礎以及人員構成上，內地城市如需要在新的條件下再 出發，必然要喚起更多的“社會主義”經驗，進而思考這些經驗的當代轉化；還有，在世界圖景上，由于沿海城市發展高度依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這就 必然導致它的世界圖景是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所主導，對“非西方”、“欠發達”和發展中的“第三世界”缺乏認同；而內地城市由于地緣的因素，無論是西南地區 的內地城市可以和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建立密切的聯系，還是西北城市可以和中亞以及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的聯系，都意味著以這些城市為中心，開始生產出某些不 同于西方主導的另類世界圖景。
倘若清楚地意識到上述幾種特色，那么“新城市發展”的未來方向也就清晰地浮現出來了：一方面固然需要和已有的城市研究成果保持緊張的對話關系， 譬如地理、空間、商品、景觀、身體、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等，依然是理解城市發展的不可或缺的視角；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已有的城市研究主要是針 對發達資本主義城市而產生的，并且將其作為一種普遍性的解釋方式運用到如“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殖民城市”、“口岸城市”和“沿海城市”，這一解釋模式 的現代化預設和西方主導價值顯而易見，基本上無法正面處理具有上述特色的中國內地城市的現實狀況和發展經驗，譬如相互轉化的城鄉關系、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 想象、革命與社會主義的經驗、非西方的世界圖景等等，這些問題很少或從來沒有進入到已有城市發展的問題意識中。
這種“新城市發展”既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也具備了突出的理論品格。首先，以重慶、成都為代表的中國內地城市正在經濟模式、社會發展和民生工程 等方面進行發展轉型的有益探索，急待在文化上對這一探索進行描述、分析和總結，進而激勵出更高層次的文化創造，因此“新城市發展”的“新”不是出于書本和 書齋，而是來自于現實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其次，如果要對現實的問題和經驗進行有效的回應和學術的總結，必然對既定的理論解釋模式構成質疑和挑戰，需要 在充分吸收已有理論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新觀點、新看法，摸索新方法、新路徑，在歷史研究、經驗研究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為創造出新的理論做好準 備。
如此一來，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兩類“城市化”的不同路線圖才能規劃出一條殊途同歸的“回家路”，“撕裂”的中國將重新變得“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