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要加強社會管理,一定要研究其價值體系背后的價值基礎,才能讓“北京精神”更好地成為北京市創新管理的價值基礎。我們知道,社會管理就是要規范社會行為——一是通過法律法規;二是通過行為規范。行為規范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厚德,它奠定了非正式行為規范的基礎——誠信、責任、勇敢、正義等美德寓于人們心里、體現在行為之中,是政策得以施行、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礎。
加強社會管理要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應對社會風險,這些都需要我們從過去單一的政府管理轉向以政府主導的、社會參與、企業參與的社會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創新,需要我們用新的方式應對社會問題。比如,北京有20%的人都參與了北京志愿服務,參與率是20%,2008年的奧運會中北京有170萬人參加了場館志愿者、城市志愿者和各種志愿者活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把志愿服務推向更高的水平,把志愿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對加強社會管理都具有重要意義。2004年我在韓國遇到了美國志愿者協會的秘書長,我問他為什么承擔起組織美國志愿服務的活動,他說他6歲時肯尼迪遇刺,他的媽媽跟他說,肯尼迪告訴人們一個至理名言:就是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么,而要問一問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么。正是這句話激勵著很多美國人去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志愿服務,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肯尼迪組織了美國的和平隊,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志愿組織。所以,我們今天在弘揚“北京精神”的時候,要把愛國主義精神融入到“北京精神”中,使志愿者去思考應該為國家做什么。
加強社會管理的創新,創新居民的社會生活,才能夯實社會管理基礎。社會管理要解決什么問題呢?經濟建設要解決人民的物質生活、改善人民物質生活的問題;社會管理、社會建設要改善人民的社會生活——在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區、個人與社會的公共交往活動中,以物質生活為基礎,以社會交往為核心,以精神滿足為基礎。所以,我們的社會管理一定不能離開這樣的前提來考慮。包括我們的文化建設,怎么讓文化更加貼近老百姓生活,更加貼近人們的行為方式,這是當前把文化作為熱點問題討論時一定要考慮的。
復旦大學有一位很著名的人類學家,他在世時講到: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我們什么時候把文化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真正跟人民的生活接近了,真正讓老百姓認為它跟我們的生活有關系,才能夠成為社會上的共識,成為人們內心的價值。社會管理也是這樣,只有當社會管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時,才會為老百姓所關注。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十幾億人動員起來,參與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我們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如何讓社會體制、讓文化體制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關鍵取決于政策、規劃能不能貼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避免在文化建設中見物不見人的現象,避免在社會管理中見組織不見人的政策,所以當前要創新社會管理,一定是讓我們的社會管理貼近人民的生活,貼近人民日常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這是社會管理一定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丁元竹 本文節選自作者在“2011首都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