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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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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直主張加快城鎮化進程，是推動中國經濟的宏大敘事。但是，我們所謂的城鎮化是有實業支撐的城鎮化，而不是偽城鎮化，更不是靠土地財政支撐的城鎮化：因為很明顯，如果將之稱為城鎮化的話，那無疑是對農民再一次剝奪的過程，同時，為中國制造的崩潰埋下了地雷。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的增長在某種層面上是以貨幣增長和土地財政共同誘發的，東南沿海的富裕正是這種經營城市理念和貨幣幻覺驅動下的財富增長。然而，我們如果從更深層次來看，從貨幣化到資本化再到金融化，作為驅動城鎮化進程大躍進的動力，其最終的載體是中國制造擺脫舊時權力體系逐步成長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是非常迅速的。
2011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相關人士披露，201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城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過50%。這標志著中國數千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的城鄉人口結構發生了逆轉，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件大事。
我們的問題是，圈地運動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其本身產生的積極結果更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原因很簡單，中國市場化過程所面對的阻力并不僅僅是“看得見的手”，更多的是面對傳統等級制度下的殘余，即權力體系的橫行無阻。權力通吃一切，是中國經濟畸形的總根源。產權和契約精神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侵犯農民利益的事情不時發生。城鎮化過程中，損害農民利益和小市民利益的行為屢見報端。當一些人稱之為“刁民”的時候，事實上“刁官”也就產生了。維權意識的覺醒，是中國現代性進程進入一個更高層次的標志，一小撮人決定一個經濟體命運的時代必將成為歷史笑料。
在市場化初期，工農業剪刀差被公認為農民為中國的崛起作出了犧牲。如果說當初制度設計還不成熟，導致城鄉差距不斷加大，如今，我們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要盡量避免損害農民事情的發生。城鎮化過程是不可逆的，但空心化的城鎮更可怕，中國社會自古受到流民的沖擊，穩定性屢遭挑戰。如果產業空洞化的黑洞不斷擴大，所謂的城鎮化數據也可能只是GDP主義的另一個翻版。
與此相應，“經營土地”主導下城鎮化，地方政府從“守夜人”變成了強有力的“局中人”，其結果是地方債務不斷膨脹，“土地價值”不斷被虛化，房價不斷被推高，不僅僅破壞中國制造前進的空間，還破壞中國經濟的民生基礎。這是一個擴張主義盛行的時代，但是，危機的產生往往不在于“小”和“慢”，而是在于“大”和“快”。原因何在？好大喜功是我們的劣勢，貪圖宏大敘事是我們致命的劣根性。企業總是想著世界第一，就算是從股民手中轉移過來的財富也行。英國人在反思大英帝國衰落的時候，他們看到貨幣貶值和超發讓他們失去了殖民地，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值得警惕，貨幣超發和債務擴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城鎮空心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守望鄉土，呵護家園——嶺南水鄉樂從論壇暨第十八屆中國城市化論壇”上，城市規劃與設計專家吳文媛這樣追問：“這是我的家園，我能不能做主呢？我們為什么只有城市的城市化，而不設定一個由村民們自主的現代化呢？”
正如那位專家質疑的一樣，城鎮化為什么就不能自發的產生呢？這確實有歷史根源的，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就拿修一條路來說，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各種勢力都會露出水面，連一條路都修不好。正是基于此，中國城鎮化一直是政府主導和設計規劃的。問題是，過度依賴這種模式，就會出問題，因為政府也是有人組成和執行的，是人都會犯錯誤，如果政府的執行者在其中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設計出來各種各樣的偽城鎮化，或者損害農民、市民的利益“跑馬圈地”和“拆遷中國”，那么，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依賴官僚程度方面更進一步，其結果要么走入產業空心化城市黑洞化的局面，要么走入權力通吃一切的無效率時代，市場被懸置，公民權利遭到侵害。
技術的進步使得這個時代進入了“一亡俱亡、一興俱興”的時代，保護市民和農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應當是城鎮化進程首要原則，城鎮化不可逆，同樣，城鎮化的后果也是不可逆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