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護與發展這個問題上,請大家放心,我們會讓全世界關注我們美麗的水鄉,因為我們對高樓毫無感覺,我們的陳家祠堂比高樓重要!”
在廣東佛山,車輛飛馳的富華路南側,小橋流水的大墩村與北側高樓林立的東平新城,形成歷史的反差。在這個阡陌交錯的嶺南水鄉,3000多位南宋遺民的后代圍居在祖先的祠堂周圍,每年賽龍舟,是沿襲了七百多年的傳統。
“河道窄了,再這樣下去,龍舟就劃不起來了。”站在一段逼仄的河涌邊上,大墩村村委會委員何遠新對本刊記者說,“前幾年,我們做了一個規劃,想改寬。可是,趕上了‘三舊改造’,規劃就停了下來。”
“三舊改造”是對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的改造,近年來在佛山一帶被大力推行。大墩村村民被告知的改造方案包括,工業廠房全拆,舊村保留1/3的物質空間,那里將以梁氏家廟為中心,建成仿古的特色區,其余土地用于房地產開發;村民將遷入附近的安置樓房,告別承自祖先的生活方式。
“我們這個村,太靠近新城了。”何遠新的話語中透著無奈。村北側的東平新城已顯現一條南北軸線,上面建起了體育中心、高爾夫球會,大墩村就在軸線的正南方,即將被其吞沒。
一場情感與利益的糾葛,在這個世代耕讀傳家的古村子,激起一陣波瀾。
“最有價值的是這里的村民”
大墩村內,被列為佛山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梁氏家廟,高懸門聯一對,上書“新猷宏國治,廉吏著家聲”。這個廣三路,三間三進,有著鑊耳山墻、灰塑脊、藍色琉璃瓦、滴水剪邊、青磚石腳的嶺南建筑,坐西南向東北,面對祖先來自的方向。
梁氏始祖思江公于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遷來此開族。家廟中座“圣諭亭”,臺階上置一塊團龍石,為當地罕見。梁氏家廟是明崇禎皇帝為表彰翰林院大學士梁衍泗的功績,賜他出生所在地為“金馬坊玉堂里”,并恩準他回鄉興建的。明朝狀元黃士俊與梁衍泗還是姻親關系。
步入家廟,庭院內地凈幾明,墻壁上刻近年來貢獻于修繕工程的區、鎮、村及宗親、鄉親捐助者的姓名款額。“一般我們到村里來,都會看看宗祠的情況,宗祠管理得好,村子就管理得好,因為它表明當地人民愛鄉護土。”大墩村為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所轄,鎮政府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記者說。
2011年12月13日,一個不同尋常的研討會在梁氏家廟舉行,它是“守望鄉土,呵護家園——嶺南水鄉樂從論壇暨第十八屆中國城市化論壇”的一部分。由中共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委員會、佛山市順德區樂從鎮人民政府、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的這個活動,引來海內外20多位城市規劃、遺產保護、景觀設計、公共政策專家參與討論。
“為什么建新的就要拆舊的?”建筑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陳志華對大墩村的遭遇表示不解,“歐美現在的新,是把老房子都保住。國際上的會議年年開,就是去保舊,這才是最新潮的。住高樓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你能讓人家看到兩千年的歷史,這才了不起啊!”
“這里的形態是活生生的,出過進士、一品大員,是有根的。”長期在珠三角地區從事城市規劃與設計研究的吳文媛發表評論,“在嶺南水鄉,最有價值的是這里的村民,不是老房子,只要村民在,祠堂還會有,把村民搬出去,把這里變成布景般的‘迪斯尼’,有意思嗎?人們來一次就不會來第二次。”
來自荷蘭的歷史學家琳達講述了本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史:“一個好的城市是包含了不同的歷史層次的。二戰時期,我們的很多城市被夷為平地,1950年代重建,這些建筑今天也被列為保護對象,因為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是從哪里來的,我們必須真實地感受到不同時期的文化狀況。”
在佛山市順德區,包括大墩村在內的眾多水鄉,聚落組團與“社公”等神文化密切相關,早期是以單姓為主的宗族社區,呈現出與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聚落社區同構的“梳式結構”布局。與江南水鄉的粉墻黛瓦不同,順德水鄉建筑在色調上較為灰濁,民居和祠堂多以鑊耳風火山墻為獨特的造型特征,明朝中葉,曾規定只有獲得科舉功名者,才有資格修建這種形似官帽的房屋。近代以來,隨著僑民進出,西風浸染,中西雜糅的洋樓成為一景,見證了此間的桑基魚塘與外部世界發生的多重聯系。
佛山市政府網顯示,“加快推進文化載體建設和文化形象塑造,展示現代嶺南文化新城魅力”、“具有鮮明‘南國水鄉’特征”、“凸顯嶺南文化元素”已被寫入當地政府加快東平新城建設的決定。如何使政策愿景化作實實在在的行動?與會專家展開為期兩天的討論。
征收權主導的城市化
東平新城的建設,被廣東《新快報》稱為“慢跑八年”,其節點包括:2003年6月,佛山市明確加快建設現代化大城市的戰略目標,首次提出以中心組團中南部的片區為新城區;2006年,佛山舉辦省運會前,建成東平大橋、世紀蓮體育中心、新聞中心等重點項目,初步形成了新城核心區的空間框架;2007年,新城區改名為佛山市東平新城;經過2007年的重新定位和2008年的規劃調整,東平新城總規劃面積從原來的44.3平方公里,拓展到88.6平方公里,涉及禪城、南海、順德三個轄區。
2011年5月,中共佛山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關于加快東平新城建設的決定,提出“通過若干年的努力,將東平新城打造成為具有國際一流水平、智能化國內領先、濃郁嶺南風貌、輻射帶動力強的佛山市中心城區、廣東工業服務示范區、現代嶺南文化新城”。
這項決定提出了“利益共享,多方參與”的建設模式,即“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兼顧所在區、鎮(街)、村(組)的利益,注意保護農村居民的利益,合理分配開發建設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和稅費,并給予市級的優惠政策,激發各級政府、社會資本、當地居民參與東平新城建設的積極性”。
在這樣的框架內,大墩村的村民是如何參與新城建設的?何遠新的回答是:“必須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建設方案才可能實施。先跟村干部談,然后由村民表決:一、能否改?二、同不同意這個方案?”
據何遠新介紹,“三舊改造”涉及的宅基地,按一比一上樓,在村用地范圍內,先安置后拆遷,集體用地上的商業物業返還。村委會初步摸了摸情況,“聽到很多意見,上了年紀的人不愿上樓,因為不習慣,但年輕人感覺沒什么大問題,他們第一關心居住環境的改善,第二關心收入,如果改造后,收入沒什么變化就不愿意。現在有分紅,如果改造后,分紅能夠八倍十倍地翻上去,他們就同意。”
2001年,大墩村將股權固化,50歲以內的男性村民、45歲以內的女性村民,各分得兩股,超過這個年齡的各分得三股,生不加、死不減。分紅成為村民、村集體的核心利益,任何一項決策都被注入了利益色彩。陳志華頗有些無奈:“如果你只看到眼前這一點,我們沒法說,因為你是房子的主人。”
而對大墩村的村民來說,以利益來丈量村落的命運也是別無選擇。在這場城市化的過程中,他們是被動的承受者,并不能全程參與決策,盡管后者對他們的生活將產生天翻地覆的影響。
此時,《土地管理法》賦予城市政府的土地征收權顯現威力。據其規定,城市政府須將農村的集體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進行城市建設,補償原則包括:“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與《土地管理法》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的精神相比,佛山市在東平新城建設中提出的“利益共享,多方參與”模式,已傾向于向被征地農民輸入更多的利益,卻難以擺脫一個現實——由征收權主導的城市化,本質上是一次強制性的地權變更。在這樣的規則下,梁氏家廟一旦由集體土地變更為國有土地,梁氏后人又怎樣保持對它的繼續占有?
大墩村面臨的是一個老問題——因土地征收導致的村落拆遷,已伴隨了1980年代以來在中國發生的這場人類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
“這里的鄉村并不是產生不了經濟”
“我們跑到北方去看,看到許多村莊一夜之間就被拆掉,村民上樓,遷入新居,這樣的事情,在我們這邊是難以想象的。”樂從鎮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記者說,“在我們樂從,產權、契約意識都很強,你要在村里修一條馬路,哪一家人不同意,你都很難辦。”
樂從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南宋初年,一名叫葛仙翁的道士,在當地的一個村子設爐煉丹。后來,村民們為了紀念他,就把村子命名為葛岸村,圍繞著葛岸村形成一個貿易集市,叫葛岸圩,漸次繁衍,便形成這一區域人氣最旺的商貿中心——樂從。
樂從水網密布,河流交錯,昔日桑林青青,魚塘處處。明清兩朝,從樂從各鄉村考出的舉人、進士、拔貢、優貢、歲貢、恩貢、副貢、武進士、武舉人以及出任朝廷各種文武職務者406人。雖為士人之鄉,當地仍保持著宋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之風。民國初期,樂從人在蠶桑種植的基礎上,發展起繅絲、絲織等民族工業,一時享有“小廣州”、“小金山”的盛名,樸素的產權、契約意識,支撐了樂從的繁華。
改革開放之初,樂從鎮政府提出農、錢、人一起抓,“敢富、會富、爭先富”。時至今日,當地已建成享譽世界的家具、鋼材、塑料三大專業市場。2009年,常住人口只有23萬的樂從鎮,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5.75億元,銀行本外幣存款余額303億元。
“樂從創造了另一個奇跡,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沒有一個村子被整個兒拆掉,這在珠三角是極其罕見的,這說明當地人民有著強烈的產權意識,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是珍惜的。”來自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的主任研究員李津逵在論壇上說,“這里的鄉村并不是產生不了經濟,事實上,它們是這一地區改革開放的‘策源地’,當地僑民遍布世界,其影響,至少是這里人際關系的十次方!”
2011年12月7日,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意見》,指出,要利用目前珠三角城市化發展的良好局面,抓住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組織突破,加快世界級城市群的功能培育。新華社就此發布的消息稱,目前廣東全省城市化水平達到66.2%,居全國前列,珠三角地區城市化率超80%,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廣東省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工作會議上,有關人士指出,近年來,在國際競爭中,隨著世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群在一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廣東省與港澳共同構成的大珠三角城市群,是最有發展潛力,也最能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世界級城市群。
在這個“世界級城市群”的藍圖里,嶺南水鄉何去何從?李津逵說,他最擔心的情況是,一切都被短期的利益所決定,“如果分紅翻多少倍就可以拆,讓分紅最大化‘綁架’村集體,還有什么自尊、自信、自愛可言?”
城市化的軟實力
12月14日,“嶺南水鄉樂從論壇”在陳家祠堂召開總結大會,來自日本的城市規劃學者橫松宗治介紹了本國經驗:“水鄉的保護,除了古建筑的保護,還有建筑環境、風土人情的保護,從這兩天的考察來看,這里的水鄉,還在發展農業和漁業,希望能夠繼續。如果村莊的農地、水系破壞了,它的根本也就沒有了,因為這代表了生活環境、生活水平的破壞。”
“根據我們的經驗,鄉村的農、林、漁業,應該占經濟比重的60%左右。”橫松宗治說,“工業的發展,包括外來的工廠,占三分之一就可以了,傳統的建筑、自然風光,對外來人員有吸引力,但旅游業占10%也就可以了。在我40年研究村落的過程中發現,外來工廠都會侵入鄉村,但十年左右就會搬走,只剩下廢棄的廠房和工業用地,觀光產業對年輕人有吸引力,但這些來觀光的人,只是一種玩的心態,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一成不變,觀光產業對游客的吸引力也就是五年。工業搬走了,當地人的就業又怎么辦呢?所以,無論是發展旅游業還是工業,都必須以村落原有的農業、環境為基礎,否則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文化遺產這樣的資源,一旦交出去就可能喪失發展的主導權,特別是喪失后代人的主導權。”長期從事城市社會與城市開發研究的周林在發言中說,“整個珠三角已進入后工業階段,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這時,最需要公共產品的供應。如何向人均GDP兩萬美元邁進?我們看到,城市需要規模,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還有一個差異化問題,就是小城鎮如何分工?差異化、特色化會帶來不同的發展機遇,所以,保留特色是城市化的重要內容。”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中國的城市化到底要走什么樣的路?城市化的軟實力是什么?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文化?其實,文化就是聯系,是人與自然的聯系、人與歷史的聯系、人與世界的聯系、人與土地和祖先的聯系。‘保存、保護’與‘發展、建設’,這兩組關鍵詞的聯系應該是‘文化與利用’。我們要想方設法利用當地的文化價值,否則,對農業文明的否定,會帶來文化的消失、記憶的毀滅。”
“城市化不應該太泛濫。”樂從鎮文化界的一位人士在發言中說,“在珠三角,城市對鄉村侵蝕得很厲害,樂從的家具好,但什么家具才是最好的?是明式的黃花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有過把老祖宗傳下來的紅木家具拿出來給人家,去換時髦家具的教訓。我們不能完全拋棄文化的精華,不能完全拋棄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民間靠宗族維持是一個傳統,廟宇、祠堂是最好的建筑,有很豐富的內涵在里面。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用好祖宗的東西并發揚光大?難道拆老房子才是城市化?”
“專家們擔心我們會不會把水鄉推倒重來,不會的!”中共樂從鎮黨委書記麥連桐站了起來,“在過去三十年里,我們從一個農業鎮走到一個商業之都,省里都說我們創造了奇跡,我們同時也感到困惑:第一,我們的家具市場模式被外地大量復制;第二,鋼鐵市場并不適合城市。但城市化是這么好的機遇,我們位處新城的核心區,這是空前的歷史機遇,是未來二三十年的機遇,樂從人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好事。但是,如何進行城市化?在保護與發展這個問題上,請大家放心,我們會讓全世界關注我們美麗的水鄉,因為我們對高樓毫無感覺,我們的陳家祠堂比高樓重要!”
這番話激起熱烈的掌聲,在陳家祠堂宏敞的庭院內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