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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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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及其現代命運
江南名城眾多，不能一一道來。但把南京、杭州、揚州和蘇州稱為江南城市“四大名旦”，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歧義。了解了它們在現代進程中的興衰，也 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江南城市群變遷的規律和特點；剖析它們獨特的性格、氣質與悲劇性的內在沖突，也就大體上參透了江南城市群的文化矛盾與命運讖語。
要想深入了解現代作家江南城市書寫的意義，首先需要對古代城市有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經濟史學家曾將中國城市分為“開封型”與“蘇杭型”，前者的核心 功能是政治與軍事，歷史上的北方都城與軍事要塞城市都屬此類。后者的核心功能是經濟與消費，江南城市也包括其他區域的商業中心城市屬于這一類。
但另一方面，在權力資源和意識形態高度集中和專制的古代社會，“蘇杭型”城市根本不可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和演化，而只能在政治與經濟的夾縫中“茍全于世”。江南城市最基本和最深層的性格與氣質，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積淀、生成的。
我把它稱為“欲罷不能”和“欲說還休”。一方面，由于雄厚的經濟實力，必然要求在上層建筑上有所建樹，因而歷史上，“蘇杭型”城市就如同喜歡 “紙上談兵”的古代書生，它們總是會不由自主或半推半就地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與軍事均不是江南城市的所長，每一個想成為政治中心的 城市，最后都難逃“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悲慘宿命。這時，真正能夠安慰和吸引它們的，就不再是“聞雞起舞”和“中流擊楫”的英雄事業，而是“自作新詞曲最 嬌，小紅低唱我吹蕭”的文人情懷，或“鈿頭銀笆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的世俗快樂。
杭州和南京：與政治中心的距離決定態度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和南京。
南京與杭州曾分別是吳文化區與越文化區的政治中心，在歷史上也有過稱霸一時、與列強相頡頏的光榮歷史。由于這樣的地位與歷史，這兩個城市的政治 與軍事沖動，在江南城市群中也是最突出的。以元初、清初為例，在中原和北方的“關西大漢”都紛紛放棄抵抗之后，在人們印象中一直軟綿綿的江南“才子佳 人”，卻會成為在軍事是抵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捍衛夷夏之別的主力軍。
從深層說，這與江南城市文化中深藏的“政治情結”有關。但實際情況正如我們在歷史上反復看到的，江南每一次抗爭的結果，無不是以自身的失敗而告 終。久而久之，在江南城市中就形成了一種節奏緩慢、溫柔富貴、“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細節享受的詩性生活方式與游戲人生態度。這是江南城市最終選擇“不 談政治”、“尤厭言兵”的江南詩性文化理念，也是歷史上很多士大夫對“南朝”、“南宋”、“南明”進行聲色俱厲的道德批判的主要原因。
盡管都以江南詩性文化為基本價值取向，但由于在地理、人口、歷史、生活方式、文化心態、性格氣質等方面的差異，南京與杭州在城市文化上又表現出微妙的不同。
與政治中心的距離和在歷史中形成的不同態度，是同屬江南的杭州和南京在性格與精神氣質上表現出很大差異的主要原因。它們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會與 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視，也基本上不受重視。正是在現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經驗與話語中，這種最感性、也最本質的“細節真實”才大白于世。
以杭州為例，郁達夫寫過一篇《杭州》，他最欣賞的不是儒家的政治抱負和入世理想，而是明朝人高濂寫的一本叫《四時幽賞錄》的閑書。郁達夫用吳自牧的“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觀殆無虛日”來概括杭州的城市性格和文化。
由此出發，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南宋不可能收復北方領土，因為杭州的城市生活與文化太富有詩意，過于溫柔富貴，很容易使人意志渙散、意亂情迷。這種城市文化性格當然是有缺陷的。
但是反過來也可以想一想，與北方和中原常見的金戈鐵馬和朔風凜冽相比，這種生活盡管不夠崇高、悲壯和氣吞山河，但難道不應該是一切奮斗和犧牲的真正目的嗎？
南京就不一樣了。南京給我的感覺就是“陰”和“沉”。在這個城市的歷史和記憶中，充滿了太多的挫折和無奈。南京就像一個被剝奪了爵位的廢帝或廢 后，一方面，盡管在顏面上仍不失大家閨秀的莊重和整飭，但由于建立在對內心失敗和絕望的壓抑之上，因而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真正陽光起來。這是南京“陰”、不 透明的根源。
另一方面，廢帝或廢后畢竟又不同于普通人，他們曾有過的輝煌和壯觀，也使每個游客都無法從心里小看，這是南京的“沉”、有內涵的根源。
這兩種性格與氣質相互纏繞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的“深沉”品性，在行為上很容易走極端或劍走偏鋒。具體說來，向上的一路是走向禪宗的“寂”、“無”。
在現代作家中，把這種性格寫得最精微的是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南京》中有一段寫玄武湖：“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瀾，儼然長江大河的氣勢，與西 湖的靜綠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無邊無界。若在微醺之后，迎著小風，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聽著船底汩汩的波響與不知何方來的簫聲，真會教你忘卻身 在哪里。”
而向下的一路是走向反文化的“肉”與“身”。南京人愛以“大蘿卜”自況，本義是說南京人的樸實與缺心眼，這與操著吳儂軟語、文化到了極致的蘇杭人是根本不同的。像蘇州評彈或越劇《紅樓夢》中的兒女溫情，在南京文化中不僅不存在，甚至還經常是南京大蘿卜們嘲笑的對象。
揚州遲暮：除了交通，還有文化
早在隋唐時期，揚州已是聞名于世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人口眾多與商業繁華的城市景觀，大約只有北宋都城汴梁可以相比。明清時代的揚州，借助富可敵國的鹽商，又成為全球最奢華和消費文化最發達的城市。
今天面對揚州，很容易使人想到《浮士德》里的名句：“你是多么美呀，請你暫停！”是的，揚州在現代時期的迅速衰落，就像一個無比豐腴、富貴、嬌 艷的美婦人，在突然遭遇到無法承受的打擊之后，甚至使人們來不及仔細記下她往昔的絕代風華，來不及為她的命運變故唱一曲挽歌，一切就成了昨日黃花。
揚州作為江南工商業城市的杰出代表，本身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的最高形態之一。它在現代時期的“突然死亡”或“停滯”，也是我們研究江南城市時最值得關注的。
古代工商業大城市多以便利發達的水路交通為家底，揚州也是如此。如果說古代揚州興盛的主要原因是隋煬帝時期江南運河的開鑿，那么，導致它衰敗的原因就是另一種現代交通系統對古代運河的取代。
最早道破其中天機的，其實不是城市研究學者，而是現代作家郁達夫。在《揚州舊夢寄語堂》中，郁達夫這樣寫道：“自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渠以來，這揚 州一郡，就成了中國南北交通的要道……但是鐵路開后，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從前的運使、河督之類，現在也已經駐上了別處；殷實商戶，巨富鄉紳， 自然也分遷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護之區，故而目下的揚州只剩下了一個歷史上的剝制的虛殼，內容便什么也沒有了……”這段描寫，盡管文學性很強，但與城 市社會學家的研究卻是高度一致的。
除了交通因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文化。關于這一點，是現代另一個著名的作家、藝術家豐子愷先生發現的。在散文《揚州夢》中，豐先生記述 了他的一段真實心理歷程。有一天，他教孩子們讀南宋姜夔的《揚州慢》，當念到“二十四橋仍在”一句時，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對維揚勝地的“煙花三月”與“十里 春風”的沖動，決定去尋訪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橋。到大街上雇車子，說“到二十四橋”。然而年輕的駕車人都不知道，搖搖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 他卻忠告：“這地方很遠，而且很荒涼，你們去做什么？”
“二十四橋”是揚州城的文化標識。但到了現代時期已凋敝如此，當然會叫人百般感慨。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今天的很多城市，在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文化服務業的背景下，把很多大的文化項目都交給企業和商人去做，城市正朝著過度商業化的方向發展。這是有很大問題的，城市文化是絕對不能依賴商人的。
花園蘇州：一個文化城市的隱憂
在江南城市群中，最像江南的還是蘇州。
據經濟史家的研究，在明清時代，蘇州就是“一個以府城為中心、以郊區市鎮為‘衛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而且，這種經濟上的優勢一直保持至今，蘇州經濟在當代長三角城市群中也是數一數二的。
與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第二個特點是城市景觀漂亮。蘇州園林最能代表江南園林的特色。陳從周先生有一篇《園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講得很 好，擺脫了北方皇家園林的“庸俗”，充滿了“清雅平淡”的“書卷氣”，都是值得重視的觀點。最有意思的是，陳先生不是以建筑史家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散文家 的身份寫這篇文章的。所以，這應該納入現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變遷的范圍。
蘇州是典型的園林城市。蘇州的好，不在于園林的規模與豪華，而是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城市政治、經濟功能的文化空間，使自然山水、鄉村文明與城市發 展水乳交融，多元并存，提供了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感性生活空間。當代作家陸文夫、余秋雨對此都有生動的描寫：“阿要白蘭花啊——”，小巷里又傳來了女子 的叫賣聲，這聲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點買賣之外，也不想對誰說明什么偉大的意義，可我卻被這聲音激動得再也無法入睡了……“阿要白蘭花啊——”，那悠 揚的歌聲漸漸地消失在春雨里。(《深巷又聞賣米聲》)
盡管在城市化進程中，蘇州的傳統城市空間與文化功能已有變異，一些現代城市的壞習氣也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吳中第一名勝虎丘想拍一張全景，就很難 想繞開亂七八糟的電線桿。但與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蘇州城市化的代價又是最小的。它的舊城區保存得相對完好，它的市民與前工業化時代依稀相仿。這是今天在蘇 州可以重溫“深巷明朝賣杏花”的舊夢，以及普通人在這里能夠找到家園感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