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陶鑄受命于危難之際,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肩挑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和河南五省區之重任。他非常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積極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聽取農民的真實意見,并采取了一系列對農民有利的措施,積極推動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逐漸使農民走出了生活的困境。
1962年6月,陶鑄和王任重到廣西桂林專區的龍勝縣進行調查研究,訪問了日新公社都坪大隊更坪生產隊和中嶺生產隊。他對中嶺生產隊的田間管理經驗十分重視,這和他在廣東試行的田間生產責任制完全吻合。此后,由他主持,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以座談記錄的形式寫了《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問題》(也稱《龍勝座談紀要》),準備在中南五省區推廣這一有利于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做法。7月初,陶鑄到粵東檢查工作,一路都在講《龍勝座談紀要》。到了汕頭,剛好澄海縣委在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他在會議上又講,還非常激動地說:“我們不搞貧窮的社會主義,要搞富裕的社會主義”,“增產就是馬列主義”。遺憾的是,在7月下旬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開始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斗爭”,“左”的思想重新抬頭。陶鑄的思想成果及其實踐探索隨即付諸東流了。
改革開放后,搞“富裕的社會主義”、不搞“貧窮的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黨內的共識,并體現在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中。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陶鑄生前未能看到的“富裕的社會主義”,在今天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