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經驗一二三
時間：2011-11-29 16:46:24
來源：溫鐵軍
重慶的一大優勢，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
重慶的一個優勢，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主要是政府要解決極高的建設成本問題。重慶的土地開發成本極高，它的一個開發特點是地形變化較多。現在重慶的發展主要是向北和向兩翼擴張，用隧道、橋梁、高速公路把原來未經開發的兩條溝納入到主城區開發的范圍內。現在重慶主城區面積翻番，從原來的不到600平方公里翻到現在的1200平方公里。巨大的土地資源轉化成土地資產，再變成土地資本，這個跳躍過程產生了巨額的資本化收益。由于重慶的開發成本過高，一般的私有個體經濟很難在這個領域中發揮作用;而且重慶的開發條件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進行談判的結果，重慶得到了十二條優惠政策，因此一定是規模相對較大的國有公司才有可能承擔如此巨大的開發成本。
此外，重慶的開發條件和沿海不一樣。沿海的開發，比如珠江三角洲是行政村一級，是開發本地農民的土地，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一個珠三角的縣級單位每年差不多都有60億左右的地租收益拿回來分給農民，而且這不是用政府資本，至今珠三角資本中80%是以港資為主，不是國有資本。重慶是完全不同的類型。重慶的開發主要是土地資源的擴張，在這種條件下一定是高投入的，而且這種高投入只能是相對有規模的國有大公司才能做得了。
兩大資本的擴張是重要突破
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一方面，重慶因土地開發成本成倍的甚至是兩倍多的高于沿海地區，高于長三角、珠三角，因此不具有引進外資的條件;另一方面，在以往的重慶國企改革中，我們把原來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打散了，分別做的微觀改革，因此不再具有一個完整的產業結構。這兩個制約是非常嚴重的。
現在為什么說兩個突破，其實是針對這兩個制約的。重慶為什么有這么好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第一是外資的進入，第二是本地國有企業的全面重組。我們想解釋，為什么重慶能夠短期內大規模吸引成規模的外資，為什么重慶能夠同時使得本地以所謂“八大投”為代表的地產業得到很快的突破性增長呢?
土地資源規模開發使得產業鏈的全部環節，從研發、到一般的零部件生產、到最終的包裝和出口，都集中在一個有限的地域范圍內，這就意味著把一個產業全部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處理掉了。這點和我們目前所有的因產業分散、不能集中而遭遇到產業升級困境的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重慶因為是一張白紙，新開發的兩個溝，原來完全是農地，沒有工業，這樣才能把主城區的第二產業，按照產業分布的一般規律變成產業集中的塊狀經濟，這是重慶產業資本崛起的重要內涵。吸引外資進入只有利用產業相對集中的優勢，只有形成塊狀經濟才能把所有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要吸引外資進來，不做產業整合不可能的。我舉一個例子，既然浙南是中國市場經濟程度最高的地區，為什么外資進不來?從制度經濟學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交易成本太大。重慶為什么可以地處內陸山區卻能有成規模外資進入，原因就在于此。
地產資源的翻倍和對地產的開發，把重慶城區的面積擴大了，城區“退二進三”，使城區地產增值，就實現了第二財政。由于地產開發主要是國企在做，于是國企的收益變成第三財政，成倍地擴充了重慶地方政府推進社會治理和民生新政的財政條件。地產開發只能“八大投”干，效率才高，才能克服高成本。
“三項運動”推動四個轉型，落實五大目標
官員和體制的腐敗和灰色經濟的普遍化泛濫是完全一致的。外資大規模進入必須得先清除掉本地高度灰色化的地方經濟。灰色化在大多數地方是一個普遍趨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清理灰色經濟，只抓官員腐敗，只抓警察隊伍建設是沒有用的，因為這種經濟基礎是不能建立正規的信用制度的。想要形成契約關系、形成市場經濟，那是徒勞，因為面對的是面廣量大的灰色經濟。這是中國特色嗎?——不是，世界各國都這樣，連美國灰色經濟都很大。去年《經濟學家》公布了一個報告說，近年灰色經濟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如果把鄉村經濟的規模納入進來，中國經濟的規模絕不只是5萬億。
為此，重慶開展了“三項運動”：干部“三進三同”、大下鄉、唱紅打黑。通過這些措施讓原來已經在重慶填滿了經濟空間的灰色經濟，即使不能被清除，至少也應該被弱化。如果它充滿了重慶的經濟空間，紅色的國有經濟和白色的外資經濟是長不起來的。原來的灰色經濟，形成的是灰色治理，就包括一部分官員和警察的腐敗，如果不能通過“三項運動”，使得社會群眾被動員起來，實現再政治化，就不可能支撐重慶現在的這種發展戰略。所以我們說，重慶通過“三項運動”來改除灰色經濟，實現了良性治理。
在這種情況之下重慶啟動“三項活動”，無論是去農村下訪，還是干部大下鄉，還是“三進三同”，所有這些都是清理基層灰色經濟的做法。目前國內很多地方學這種辦法，干部下鄉去，是很好的辦法。
唱紅絕不可以孤立干。很多內地省市只學唱紅是錯誤的，唱紅是打黑的配合手段。“唱讀講傳”重新樹立正氣，如果不同時打黑，如果黑社會泛濫，還唱什么紅?誰信你?更要注意的是，唱紅主要是對中下層社會有作用，當要重新形成兩大資本突破的時候，直接要處理的是中下層之間的利益矛盾。怎么處理?只靠市場交易行嗎?不太可能。所以這幾項運動本身，實現了從原來改革中的社會“一切向錢看”的去政治化、經濟化變成社會的再政治化。沒有社會的再政治化，沒有社會的再動員，實現兩大崛起是很難的。所以系統地看重慶經驗，應該知道它不是所謂特殊經驗，而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經驗來認識的。
這樣的三項運動導致重慶出現了四個轉型，然后就會實現五大目標——五個重慶。
重慶經驗的意義
重慶的區位與新世紀中國南向的區域整合戰略是高度結合的。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緣競爭中，如何利用中國的區域發展的優勢來形成地緣整合，或者叫做亞區域整合，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角度。重慶是整個中國的各種經濟區中最靠近西方的一個區域，如果在西南建立了重慶這樣一個產業平臺，就可以使我們國家的產業延伸到孟加拉，甚至再往前，也就是對印度洋構成一個戰略前突。
在產業過剩條件下，西方是戰爭的方式，中國是整合的方式，這是中西方不同的特點。我們的產業整合就包括區域整合和亞區域整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主要面臨的挑戰，是發展問題。其實，發展問題現在主要是過剩的問題。過剩的資本包括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三大資本同時過剩的時候，如果我們不能有區域發展的戰略調整，就很難理解現在的很多政策措施。所以從重慶經驗上升到戰略高度來看，我倒覺得，對重慶經驗的認識，還不好只停留在個別的或者特殊性的認識上，我們還需要把他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如何參與國際競爭，過剩產能如何釋放，區域整合如何操作等問題結合起來看。
總的來看，重慶經驗的意義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發展主義的巢臼，因為它從親資本體系轉向了親民生體系。第二，它把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土地制度創新性地結合起來。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四，增長理念轉變，重慶發展從排斥性增長轉變成了包容性增長。第五，重慶的探索從一般的所謂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升級到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重慶現有的五大目標正是向生態文明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