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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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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中長期的增長前景，大都難以回避“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去年年底，我在墨西哥考察時深有感觸：2010年墨西哥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與我們接觸的墨西哥人大都反映，經濟增長并未使多數人受益，貧困人口約占一半，陷入“發展的痛苦”之中。應當說，快速增長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現“成長陷阱”，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沒有帶來多數人福祉的增加，反而造成和積累大量的社會矛盾。
增長不等于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長主義導致“成長陷阱”
不可否認，增長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基礎，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重要條件。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不可能在沒有增長的條件下奢談其他。問題在于，增長不等于發展，增長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階段性的經濟增長掩蓋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一句話，我們需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
第一，增長只是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基礎和條件，但并不會自動解決所有問題。當前，總量擴張思維成為許多官員的普遍理念，形成了值得嚴重關注的“增長主義”傾向：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發展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特點；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這種增長方式在推動短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重大隱患。
以貧富差距為例。從現實情況看，無論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標衡量，中國的貧富差距都比較突出，有可能形成高風險；而且，這些年貧富差距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呈現出有所擴大的趨勢。
再以資源環境為例。是不是經濟快速增長之后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按照各省市出臺的“十二五”發展規劃估算，未來5年全國每年將消耗52億—55億噸標準煤，遠超過中央政府規劃的到2015年將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0億噸左右的約束性目標。在全球進入低碳經濟時代的特定背景下，以高能耗為支撐的快速增長態勢究竟還能持續多久？
第二，“增長主義”更多依靠短期性政策工具來刺激增長，忽視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中國的“十五”規劃提出，居民消費率要提高到50％，由于實踐中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居民消費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持續下降，到2010年時僅為33．8％，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十一五”規劃的服務業增加值和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發經費占GDP比重等重要的結構性調整目標均未能如期實現。未來5年，如果經濟轉型不到位，消費率還有可能走低。這樣，我們將面對更為嚴重的系統性風險，積累的過剩產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強制性地清理，由此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第三，“增長主義”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增大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更需要防止由“增長主義”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一方面，經濟增長進程中因利益關系失衡造成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因素有不斷增大的趨勢。這就需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協調利益關系。另一方面，“增長主義”助推“一切向錢看”，使社會道德水準下降。這些年的“毒奶粉”、“地溝油”現象，前不久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等，觸及了社會的道德底線，令人震驚。道德水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的硬實力上，更體現在道德文化水準提升的軟實力上。現實情況說明，要高度警惕“增長主義”引發的社會風險，需要積極發展文化軟實力，以形成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
當前“增長主義”的理念還相當普遍。簡單地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發展是硬道理”在實踐中常常被扭曲為 “GDP是硬道理”。在我看來，判斷未來5—10年的中國增長前景，重要的不是預測經濟總量何時能超過美國，不是何時能進入 “高收入水平”國家行列，而是要考慮普遍存在的“增長主義”理念怎么扭轉？由“增長主義”帶來的結構扭曲怎么矯正？體制改革如何突破？
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場機制在增長體系里的基礎地位
中國進入發展新階段，為什么GDP增長主義的影響仍然比較突出？我認為，其土壤是經濟生活領域的政府主導。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仍然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以政府主導替代市場主導，不可避免地會積累大量的經濟社會矛盾。
第一，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經驗是“解放市場”，通過市場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創造出計劃經濟時代無法比擬的經濟活力和經濟效率。當前，經濟生活領域存在的諸多矛盾與問題，大都與政府主導有直接關系。長期下去，會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計劃經濟因素復歸，造成市場化改革停滯、甚至倒退。
第二，防止政府失靈與防止市場失靈同等重要。市場自身存在失靈，存在缺陷。彌補市場失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政府自身也存在失靈，不能以失靈的政府來替代失靈的市場，也不能將政府轉型不到位形成的“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有效干預劃等號。中國轉型經濟中的有些市場失靈，就源于政府失靈。例如，資源要素價格人為壓低、市場監管的不到位、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扭曲等。這就是說，應當既要防范市場失靈，更要防范用失靈的政府來替代失靈的市場。
第三，堅持經濟生活中的市場導向改革。國際金融危機發生這幾年來，中國政府加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力度，是適應了反危機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某些方面的政府干預有所擴大，并超出了合理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要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在經濟領域堅持市場主導，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防止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有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坦率地說，這方面的認識并不統一，并由此帶來市場化改革的某些疑慮。
中國的“十二五”經濟轉型具有歷史性特點，不能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固化為“中國模式”
近年來，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把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歸因于 “政府主導”，把“政府主導”作為“中國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國模式”。這一判斷值得商榷。事實上，正是市場化改革才形成了中國經濟保持30年高速增長的體制基礎。從現實來看，把政府主導等同于“中國模式”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為什么？
第一，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在現階段的缺陷比較突出。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盡管適應了生存型階段快速擴大經濟總量、實現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但這種模式過于追求做大總量，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總量擴張，由此造成包括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社會風險增大等多方面的問題。當前，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為繼；低成本擴張型增長難以為繼。也就是說，我們不應當繼續堅持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需要積極地改變它。
第二，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仍在加劇。政府主導型模式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重視解決眼前的緊迫性問題，忽視深層次的中長期問題；重視解決周期性矛盾，忽視結構性矛盾。由此，習慣于用短期工具處理長期問題，帶來短期問題長期化，周期性問題結構化。事實上，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相當一部分短期問題都與中長期問題相聯系，周期性矛盾往往源于結構性矛盾。為此，要跳出短期看長期，跳出總量看結構，跳出“中國模式”繼續學習先進經驗。
第三，轉型與改革遠未完成。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許多改革還遠不到位。未來5—10年，中國的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例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等，都處在改革破題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不適當地強調和宣揚“中國模式”，忽視體制機制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有可能使我們的判斷出現嚴重失誤。
更深刻的問題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形成的利益關系深刻復雜，而且已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政治領域蔓延，給改革帶來巨大阻力。這些年包括財稅體制、壟斷行業改革等在內的重大改革久議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復雜利益關系的掣肘。如果以協調利益關系為重點的改革長期不能取得突破，一些基本層面的體制機制長期未能建立與完善，就有可能加大落入“成長陷阱”的風險。為此，需要重點討論的不是“中國模式”，而是如何加快推進未來5—10年的轉型與改革。
未來10年中國繼續獲得成功，需要防范“成長陷阱”，推進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使多數人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使市場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資源環境可持續；使政府能夠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這就需要在 “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取得明顯突破，為中國未來10年、20年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中國的二次轉型與改革，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更具有歷史挑戰性。
在“十二五”規劃中，中央政府已經明確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發展思路。這是中國應對中長期挑戰、應對“成長陷阱”的戰略選擇。中國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走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之路，是對人類發展的重大貢獻。
（遲福林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