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從我國海岸線北端的渤海灣開始,一路逶迤南行,一直到大西南出海口北部灣,重化工業沿著這條漫長的海岸線高歌猛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對于重化工的巨大依賴已然形成。然而,相繼發生的廈門、大連PX項目等事件,也將重化工業推向了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中國在推進綠色城市化進程中究竟能否逾越重化工業階段?重化工業“天女散花”式的布局是否將重創沿海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加劇公眾環境需求與環境形勢間的矛盾?重化工業是否將進一步導致環境污染加重,阻礙中國綠色低碳城市化進程?……。
重化工業階段究竟能否逾越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結束后,綠色低碳發展潮流隨即席卷全球,于是“跨越”問題迎刃而生,即中國是否能直接跨過重工業階段,直接駛入綠色低碳和信息化社會。
所謂重工業,簡單的講,是指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生產資料的工業。按其生產性質和產品用途,可以分為三類:一、采掘(伐)工業,是指對自然資源的開采,包括石油開采、煤炭開采、金屬礦開采等工業;二、原材料工業,包括金屬冶煉及加工、煉焦及焦炭化學、化工原料、水泥,以及石油和煤炭加工等工業;三、加工工業,是指對工業原材料進行再加工制造的工業。由于重工業以重型機械、石油化工等產業為主,因此習慣上又稱重化工業。
面對當下的綠色低碳狂潮,中國應當腳踏實地,按照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大力發展重化工業,還是不走尋常路,另辟奇徑,將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綠色低碳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一時成了專家學者們爭論的焦點。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主任、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樊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中國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跨越重化工業階段,而是重化工業效率太低。他說:“我們需要向高新產業發展,這毫無疑問。但是在發展高新產業的同時,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為了中國幾億農民的就業,我們還不能放棄傳統產業,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甚至不能放棄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業。”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則一針見血的指出,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要警惕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他坦言,自“十一五”,甚至更早可以追隨到“十五”時期,中國經濟結構就開始向重型方面轉化,但這種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創造就業的能力有限,相反,會引起全國性的能源短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依靠高投入,而應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而在經濟學家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近兩年來加速重工業化并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而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產業升級自然帶來的結果。目前這一輪重化工業熱不符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則表示,重化工的發展階段確實存在。在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經驗的時候,小國可以跳過重化工發展階段直接以發展新興技術,走綠色低碳發展之路,但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則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因此重化工階段不可逾越。同時,他還強調,重化工的階段雖然不可避免,但技術的跳躍性發展仍可實現,并能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天女散花”vs集中布局
從最北端的渤海灣,一路蜿蜒南行,一直到大西南出海口北部灣,在中國長達1.8萬公里海岸線上,很多地方都都佇立著龐大的儲油罐、高聳的反應塔、巨型的高爐……這是目前我國沿海重化工發展的真實寫照。令人擔憂的是,除了國家立項規劃的項目外,一些不具備條件的沿海地區也在爭先恐后發展重化工業。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生導師、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與建筑生態設計研究所所長栗德祥告訴記者,當前中國重化產業在布局上的最大特點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天女散花。他說,重化工業向沿海地區布局,是這一產業的大勢所趨,也是被西方發達國家實踐證明的可行之道。相比內地,將重化工業布局在沿海,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縮短運距、幫助企業節省成本。
栗德祥同時也強調,由于不少重化工項目,尤其是重型機械和石油化工,屬于資源、能源、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點,對環保和安全性要求極高,因此,并非處處都可上馬重化項目。
中國社科院的王明海表示,中國重化工業混亂的布局,不僅有悖于國際上對重化工普遍實行的“集中布局、集中治理”原則,同時也增大了生產運輸過程中環境事故概率,放大了對生態環境的威脅。
而一些地方重化工布局未能統籌規劃,進一步加劇了環境資源壓力,帶來了資源環境與產業發展間的矛盾。特別是一些重化工項目臨近環境敏感區,十分不利于原生態安全。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原有城市居住區也正在向海岸線推進,而一些重化工項目在立項、選址的過程中,大都缺乏與城市發展相配套的整體規劃,未能充分考慮重化工項目對居民區的影響。有的重化工項目選址已突破遠離城市100公里之外的國際慣例;有的項目,隨著城區范圍不斷擴大,正在被新建居民區日益包圍,化工區與居民區距離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
這種布局的不合理,既是對沿海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挑戰,也加劇了公眾環境需求與環境形勢之間的矛盾。從已知的規劃來看,如果沿海重化工基地選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一旦突發環境污染事故就會造成重大影響。
王明海坦言,國際上對一些具有危險性的重化項目,如PX,都會嚴格限制其與居民區的距離。中國臺灣和韓國等地的項目與較大城市的直線距離一般都在70公里以上,馬來西亞年產45萬噸的PX項目距離首都超過200公里。而我國一些PX項目與居民區僅在咫尺,一旦發生事故,將直接危及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可能引發嚴重生態災難。
能否實現華麗轉身
在西方被稱之為“夕陽工業”的重化工,目前在我國卻蒸蒸日上,而且規模空前,速度空前。與此同時,這種遍地開花,超常規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潛在的生態風險,也令很多專家學者對這一產業未來前景擔憂。那重化工業能否在低碳經濟時代涅槃,實現華麗轉身?
吳敬璉表示,中國重化工業的發展是在以窮盡資源、惡化環境為代價,重化工業越發展,所造成的后果越不堪設想。他說,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短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在這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工業,顯然是揚短避長,妨礙效率提高。
中南工業大學教授張海直言,重化工業一般都是高污染、高能耗工業項目,生產排放的廢渣、廢氣、廢液較多,其上下游產業也大都是能源和原材料消費大戶,而且潛在的生態風險也較大,這與我們建設綠色、低碳社會大相徑庭,因此,其生命周期不會太長。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院副所長于長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未來重化工業未必增加能耗污染環境。如果重化工業企業通過加強管理和技術進步,以及促進行業內部和企業內部的工藝升級等手段,推行“清潔生產方式”,也完全可以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
此外,他強調,為了讓重化工業與低碳綠色發展潮流相適應,應加強環評公眾參與。充分發動公眾深入地參與到環境影響評價的管理中,發揮環評法律制度的內在優勢。對涉及重大公眾權益的項目,在審批之前應通過多種渠道,如召開公眾聽證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充分發揮公眾在環境影響評價管理中的積極作用。
在廣西大學環境學院環境與市政工程研究所所長喻澤斌教授看來,石化產業能否成為環保標桿,實現重化工業從高污染向環境友好型華麗轉身,關鍵在于規劃、設計的科學,以及各環節的嚴格監管。
他說,不可否認,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沿海地區可能還會上馬一批重化工項目,但是這些新建項目具有“后發”的優勢,就如同在一張白紙上作畫一樣,如果在項目建設前期統籌規劃,強化監管,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吸收各方先進科技成果,結合資源和經濟發展特點,就能走出一條綠色、低碳新型工業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