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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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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關停學校一事，輿論普遍認為，這種做法不人性化，顯得輕率和粗暴，缺乏一個完整的前期規劃方案，應該至少在保證這些學生有學可上的前提下再去關停這些學校，才比較適宜。但就關停學校之事的本身來說，它是必然的，因為其有著深層的社會根源，是大勢所趨。
一、作為嚴限人口進入工具的關停舉動
首都北京，這個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以其自身強大的引力，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涌入。中國社科院7月18日發布《2011年社會建設藍皮書》指 出，2000年以來，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年均增長70萬，這種持續增長的勢頭可能還將延續至少20年。另外，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 達1961.2萬人，與“十一五”末期常住人口控制目標1625萬人相比，多出336.2萬人，相當于多出一個大型城市的人口，同時更是已突破規劃中的 2020年常住人口總量為1800萬人的上限。在這樣的一個人口壓力之下，各種問題就相應而生，教育自然就作為了重中之重的問題。
在1998年3月，國家教委、公安部出臺了《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允許社會力量簡易辦學，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可酌情放寬，允許其租賃堅固、適用的房屋為校舍。這無疑是順應了當時整個社會流動加劇的形勢的，解決了大量流動人口子女的上學問題。
二十多年過去了，這樣的管理辦法，已經開始被很多地方摒棄了。2002年4月，北京市教委制定了《北京市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 辦法》，辦法中并沒有簡易辦學的說法，取而代之的是“在流動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有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可以參照本市的辦學條件標準，在報經區縣教育行政 部門審核批準后，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就學的學校。”
2008年12月，北京市教委和財政局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京接受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中提到，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 育工作遵循“政府負責、齊抓共管、公辦為主、依法規范”的原則。對具備一定辦學規模、無安全隱患、辦學思想端正的自辦學校，促其盡快達到辦學標準，并納入 民辦學校管理。而這些正是此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指導思想，逐步地加大了對自辦的學校進行清理。當前北京還有100多所不符合辦學標準的打工子弟學校，對 待這些學校，不同區縣采取了不同的監管政策，但陸續關停、分流學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產證，校舍為違法建筑，存有安全隱患，是這些學校被關停的共同的官方說法。但很顯然這經不起推敲，因為這些學校，有的已經辦學十年 了，有的去年還是“規范保留學校”，今年就要被關停。而且這個關停行動開展之前，并沒有做出一個被社會接受的公開方案。這違背了北京市《關于貫徹國務院辦 公廳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見》，意見中明確規定，對擅自開辦且嚴重不達標的學校和超過期限未達標的學校，區縣教育行政部門 要依據有關法律法規提出撤銷意見和方案，由所在區縣政府批準并組織有關職能部門實施。撤銷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將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學校繼續就讀，保證 其學業不受影響，維護社會穩定。
現在對于很多城市管理者來說，他們面臨著一個悖論，如果他們沒有解決好打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他們會受到多方批評；解決好了，又將導致更多打工子弟涌 入。于是限制或關停民辦學校(即不解決好打工子弟教育問題)，就成為調控人口的最佳工具之一了。可是最終這個的舉措效果甚微。人口日益增長的北京以及其他 大城市，都同樣地陷入了一種尷尬處境之中：作為超負荷運轉的超大型城市，它不想再繼續快速地人口增長了，于是各種限制外地人口進入的政策紛紛推出；但由于 其自身不斷強化，大量資源快速地集中進來。城市發展得越來越好，就必定會吸引更多的人進入，在加上執政者的城市化沖動(此次關停學校的背景就是“今年隨著 北京城鄉結合部拆遷整治的推進”)，無法遏制城市擴張的這種自我膨脹的態勢，最終就陷入了一種不堪重負的惡性循環之中。
二、爭議的真正焦點在于教育起點公平
教育公平可以細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如果說統一高考算作是相對的教育結果公平的制度，那么讓每個適齡孩子都能有學可上，則就是最起碼的 教育起點公平了；而能夠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好的學校學習，則是過程公平。打工子弟學校與公辦學校之間，涉及到了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當面臨著學校被關停、 學生們無學可上的時候，教育起點公平問題，急迫地成為考量與審判政府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重要的坐標。人們擔心，政府不但沒有做好應該做的事情，而且還去 破壞現有的秩序，這樣起點公平就更難實現了，而隨后的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也便不能無從說起了。
面對人口的涌入，適齡兒童入學問題，讓北京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在8月16日下午北京市教委就打工子弟學校關停事件做出回應的會上，公布了目前北京市外 來 務 工 人 員 隨 遷 子 女 總 數 為43.37萬人，其中70%以上在公辦中小學就讀，還有不足10萬人在自辦校就讀。而且還有數據顯示，2012年北京將迎來近10年來小學入學的小高 峰，屆時，適齡入學兒童將接近20萬人，其中，具有北京戶籍的約有一半左右，考慮到有部分來京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小學入學人數和初中入學人數將高于上述兩 個數字。
當然，這樣的情況，不僅僅是北京，可以說現在是所有城市的通病了，而北京僅僅是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而已。例如，就有公開資料顯示，2008年廣州市有流動兒童近47萬人，其中僅有19萬人在公辦學校就讀，剩下的29萬人都在民辦學校上學。
毋庸置疑的是，當公辦學校容納不了這些學生的時候，那些游離在政府直接管轄之外的自辦學校，盡管身處于灰色甚至是黑色的地帶中，但卻有著其合理性，彌 補了教育資源因為人口激增之后帶來的巨大缺口。長期關注北京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秘書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史柏年就認為，在目 前教育體制嚴重、教育職員配置嚴重不適應的情況下，打工子弟學校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因為在公立學校無力解決這些孩子的入學問題的時 候，畢竟是它們使得很多孩子免于失學，至少在最次的選擇上，保證了一個基本的教育起點公平的機會(離真正的公平還有很大差距，因為從軟硬件的設施上，這些 學校都遠遠不如公辦學校)。
很大程度上，在很多城鄉結合部村的打工子弟學校，更像是一種市場化的民間辦學，學校與學校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競爭關系，也有著不斷將學校辦得更好的自 身意愿。因此，只要相關部門能夠加強監管，并非不能將其容納到相應的管理體系中。而且如此，可較好地解決教育資源極度緊張的局面，而非一關了之，然后讓一 些學生不得不面臨無學可上的尷尬。
此外，很多地方也如同北京一樣，設置了諸如“五證齊全方可轉入公立學校”的高門檻。所謂“五證”是指，家長或監護人的暫住證、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就業 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這些繁瑣的設置，對于大多數從事低端工作的家長來說，是一道高門檻， 因為如果他們能夠解決好這些的，其實早就沒有必要還在打工子弟學校了。隨后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北京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則(即先拆民居，再拆學 校；先有工作安置分流方案，再組織具體實施；先分流安置，再拆校舍)和“不讓任何一名隨遷子女因學校拆遷而失學”的承諾，保證每個孩子有學上，且以公辦學 校為主接收入學，一場風波才漸漸消停下來。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被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表面上看，很大程度上只是涉及到那些相對來說較為底層的一些打工者。但實際上，如此雷同的遭遇卻不僅僅只有 底層的打工者。大量社會的中間階層群體，也感受到了這種為子女教育問題上的憋屈，比如遭遇收取以“捐助”為名的擇校費、異地高考的時間表遲遲不出來，這些 問題都成為許多家長心頭很大的憤懣。因此，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后，就相應地會引起更多的關注，大家會站起來抗爭，為自己的孩子盡可能地爭取教育的起點公 平，捍衛自己子女的公平教育權利，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輿論壓力。
這些年來，人們在不斷地反思教育起點公平的問題，很顯然，其重要比結果公平來的更加重要。正如這些年一直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的《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 在一起喝咖啡》一文所講述的，“比較我們的成長歷程，你會發現，為了一些在你看來唾手可得的東西，我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這背后，就涉及到了中國多 重的資源分配不均的現狀。
三、多重資源分配不均與城市的發展倫理
人們往往把戶籍制度作為外來人口子女入學難的罪魁禍首。但事實上，戶籍也僅僅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罷了。可以設想，假如沒有戶籍制度橫亙在中間，問題還 是同樣存在的，因為只要中國多重的資源分配不均現狀未得以好轉，這些問題依然無法解決。這多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主要體現在區域與城鄉，城市和發達地區集 中了大多數優質教育資源，而農村和邊緣貧困地區則相對稀缺，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了。
還有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是，在同一個城市的義務教育、中等、高等三級教育階段之間，還有同城同級的不同學校之間，分配不均也是很嚴重的。就在很多輿論 關注關停學校的同時，另一條消息好像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但是它與關停學校一事聯系起來去看，可以發現其中有著深藏奧秘。
8月15日，北京44個部門在各自官網上公布“三公經費”，其中市教委以去年“三公”消費1.34億元居首。此外，在去年，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10年部門預算顯示，用于教育支出的費用是近125.4億元。
于是，問題就來了，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羅潔亦曾經透露，2003-2010年，北京全市財政用于流動兒童的教育經費約為每年不到1億元。按照北京現有的 管理體制，北京市一級是不管中小學的，市財政局只管理市屬的高校，所以大量的教育經費就落在了區縣的頭上，但盡管如此，據北京市教委主任劉利民的報告，近 年來北京市和區縣財政每年用于流動兒童的教育經費也才10億元，這些總共加起來，占總的教育支出費用也不足1%。
一邊是不斷增長的高等教育的投入，高達1.34億的“三公”花費，一邊是如此之多打工子弟無處上學，兩個新聞放一起對比，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反差。而且 在2011年的預算中，因公出國(境)費用與公務接待費用，都在增長，這些增長據官方的解釋，是因為市屬高等院校的國際學術交流及國際會議，以及各種學術 交流和涉及教學、科研、管理的檢查評估逐年增加。也就是說，那些增長的花費，并不會真正地投入到務實性質的教育本身之中，更多的是教育的“務虛”投入。這 樣的投入并不是說不能有，但在義務教育階段面臨如此情形之時，高昂的高等教育“三公消費”無論如何都在刺痛人們敏感的神經，也反映出教育體系中不同層級的 嚴重分配不均問題。
在花費高企的高等院校與慘淡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之間，不管是從教育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孰輕孰重不言而喻。基礎義務教育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哪怕多 投入一分錢，就可以多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在此事關停學校事件中，被廣泛引用的有兩句話，一是雨果所說的“多建一所學校，就少建一座監獄”，二是馬克·吐溫 說的“你每關閉一所學校，就必須開設一座監獄”。兩個人所表達的雖然有些危言聳聽，但結合中國的當下現實，這并非無稽之談。近年來的各種調查都顯示，新生 代農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趨勢，且低齡化趨勢明顯。北京順義法院最新公布的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1至10月，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總數的 39%，較上一年同期增加60 .7%。讓不分身份與地域的適齡孩子在每個城市都能夠有學可上，享受到一個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的權利，如此他們才能更好地融入社會。哪怕不能保證每個學生 都學有所成，但起碼有可能讓更多的人成為一個有更高知識文化程度以及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至于走入歧途。
通過關停打工子弟學校這樣一場風波，去窺視其中深層的社會癥結，以此能夠從更加全面的視角來審視我國當下各個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在中國不可逆 轉的社會轉型與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人口必然會大量地增加，這不僅是實現更高城市化程度的必要條件，也是城市化的應有之義，因為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更 多的人成為市民，融入城市，公平地獲得城市化的好處。而不是相反地，攫取與犧牲多數人(外來人口)的權益，來成全少數人(城市戶籍人口)的專屬優待。所 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城市應該以更加包容與開放的心態去經營城市，將城市的公共服務真正無差別地公共化，完成城市自身社會責任的升級與蛻變。而這一切，第 一步無疑就是要讓每一個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能夠享受到他們應有的受教育的公平權利。這不僅事關中國教育的發展，更事關中國公平的社會事業建設與我們國家 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