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新走向“社會”
時間：2011-10-19 11:45:23
來源：南風窗
當街道辦全面退出安徽銅陵的“政治生活”，而民政部表示這是一個“趨勢”時，來自青島的眼睛正在密切注視著這一切，以及它激起的官方、輿論反響。
目光里，有一絲質疑，一絲焦慮。但意味深長。
同樣是對街道辦下手，在銅陵獲得舉國關注的同時，青島市市南區的“街道轉型”改革已經進行了3年，但并沒有被外界所知。
如果說銅陵是釜底抽薪，以減少行政管理層級來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青島則是“漸進改革”的樣本，保留街道辦，強化和增加其職能，并把人、財、物等政府的公共資源下沉到社區，由此，街道和社區在發揮其提供公共服務、發展經濟、加強社會控制的功能上都得到“盤活”。
在“街道辦改革”上，這或許是“兩種模式”之爭。
但無論是銅陵，還是青島，都仍局限于調整內部的權力架構、資源配置。改革的結果，在邏輯上往往意味著“全能政府”在基層、社區里的一種回歸。
這正是今天的“社會管理創新”所面臨的復雜性。
“重心下移”
在社會矛盾高發的今天，中國的“社會管理創新”，無疑都要干這兩件事情：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控制政治社會風險。
由此，有了兩個大的方向：調整內部的權力架構，從而間接地調整國家與公民的關系；界定國家與公民的各自活動領域，嚴格約束自己，把“自治”的空間還給社會。
很容易想象，安徽銅陵的撤銷街道辦、青島的“街道轉型”，都屬于前者。
不過，對于面積30平方公里、人口54萬的青島市市南區來說，改革純屬自發。引爆點出乎意料。
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帆船比賽在青島舉行。當時整個青島出動了15萬人搞歡迎儀式，其中，市南區組織10萬人。按照國家動員的慣例，市級機關和大型國企的人員作為“可靠的人”拉上5萬人足夠，但是，市南區卻犯了難。
找10萬個人頭毫無問題，但要找在政治上、身體上都可靠的，卻遠非一件容易的事，得到社區居民里去找，而這得精挑細選，要有前期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非如此無以控制可能帶來的風險。
似乎是一夜之間，市南區相關官員發現，從區到街道這些行政層級，其實是懸置于居民之上，看起來社會秩序得到有效控制，國家動員能力沒有問題，但它們其實是另一套和社會無關的系統，已經脫節。
“那個時候我們突然發現，基層的力量是相當薄弱的，當你要玩真的時候，原有的從區到街道的體制，在發動和組織群眾上根本玩不轉?！笔心蠀^委一官員向本刊記者表示。
很快，2008年9月，在“重心下移，固本強基”理念下，街道邁開了轉型的步伐。
作為改革的“激勵”，市南區把在街道工作和政治升遷進行捆綁，以現實主義原則召喚想闖想干的干部到街道工作。官方把它表述為“街道是培養干部、鍛煉干部、選撥干部的陣地”。反向解讀就是，如果一個官員不愿意到街道去干，相對而言，升遷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
一位官員把這一激勵所包含的合法性壓力表述得非常到位：“你都不了解街道，不了解社區，不了解基層，有什么權利去制定政策？”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則說，“干部應該成為老百姓的熟人?！?br /> 按照改革思路，區政府有很多職能和公共資源要下沉到街道。方法和在全國各地無異，就是放權，將財政支付預算、城區建設管理、經濟發展與服務等職能一并由區職能部門下放到街道。
由此，既有權也有錢的街道不再是簡單的“政府派出機構”或“二傳手”角色，它被打造成一個真正的“基層政府”。
“合署辦公”
在整個權力架構中，人、財、權、物向下配置到街道這一層還遠遠不夠，還沒有和居民直接面對。按照改革的預設，最終它要達到社區。
社區在理論上是一個“居民自治”的空間，但由于“社會”較為弱小，“自治”缺乏足夠的資源。在這個“自治”空間里，國家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交叉、重疊、沖撞，而后形成一體。
從市南區“街道轉型”改革的一整套理念和方法看，街道的人、財、權、物下沉到社區，和區政府的人、財、權、物下沉到街道并無二致。它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在社會領域進行配置的延伸。
這里，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街道黨工委委員下到社區去當社區工作站站長，對社區工作負總責。同時，還有些公務員也跟著一起下社區，或在社區配置公務員、事業
單位編制崗位。按照關于“充實壯大基層力量”的官方解釋，這么做是一個保障性的策略，使社區能夠有資源和權威行使基本的社會治理，提供公共服務。
市南區珠海路街道香港花園社區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小區。在這個社區里，社區工作站設了多個“社區工作者”崗位，從組織、維穩，到衛生、民政等，一應俱全。這樣的社區，與人們平常所看見的那種潰敗或散漫的“社區”，可謂有天壤之別。
讓市南區很多人感到自豪的是，在社區里辦事、活動、議事，從此不再“打游擊”，“三個中心”（管理中心、醫療中心、文化中心）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一切，源于2009年底市南區政府的一個決議：為所有的社區建造1000平方米以上的“三個中心”。
當國家的力量進入社區，無論是在公共服務、文化娛樂，還是在鄰里糾紛、社會治安上，局面都大大改觀。但它碰到了一個問題：如何尊重居民的自治？
香港花園社區工作站站長索春梅和居委會主任董作蘭都表示，彼此其實是在共同協作，各有側重?！皺C構分設，合署辦公”。像有些事情，作為自治組織的居委會
缺乏制約手段，無能為力，這個時候，只能是具有行政資源和一定的制約能力的社區工作站出馬，才能解決問題。而在很多方面，社區工作站就沒有辦法，只能靠居
委會的熱情去溝通。
在這里，有一個隱含的預設，就是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的工作基于共同利益，或總能達成共識。
自治困局
中國自改革開放后，傳統社會日益被解構，單位體制破產，在高度流動性中，人變成一個個相互游離的社會原子。如何“管理”這些無序化的原子，構成很多地方官員的一種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