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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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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上，從來不缺乏唱空的聲音。近期，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較為復雜，有關中國經濟“硬著陸”，“中國經濟崩潰”等論調甚囂塵上。一些國際機構刻意夸大中國物價上漲、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地方債務、銀行呆壞賬增加等問題，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貸、德意志銀行等外資機構紛紛下調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越來越多的國際空頭大師加入唱空陣營，并且公開宣稱要做空中國。外資唱空中國，意欲何為？
一、“中國崩潰論”老生常談，國際資本伺機牟利
國際投行“唱多”或“唱衰”一個國家經濟，經常是出于金融投機的需要。2000年以前，中國經濟規模較小，資本市場開放度不高，因而供它們炒作的空間還不大。隨著中國加入WTO，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加快，國際投行有了以“唱空”、“唱多”謀取利益的機會，也有了謀利的動機。2002年，國際投行集體“唱空”中國銀行業，一時間在國際輿論中掀起不小的波瀾，搞得包括眾多中國人在內，都以為四大國有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而事后證明，這一招是為外國金融機構持股中國銀行業股份而增加談判籌碼——這些所謂的戰略投資者，被事實證明是十足的戰略投機者。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關于中國經濟崩潰的論調便暗流涌動。2010年初，有關“中國經濟站在懸崖邊”的論調開始在一些西方媒體露頭。2011年4月始，早已不算“新聞”的舊調重彈更甚，一些西方大腕級對沖基金經理及經濟學家，集中向中國經濟的“軟肋”開火。華爾街著名對沖基金經理查諾斯聲稱，中國房地產業的情況“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嚴重”。他甚至懷疑，超過8％的經濟增長“是中國偽造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格夫說，中國“因過度放貸引起的經濟泡沫”破滅后，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可能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發一場在10年內都會造成影響的地區性經濟衰退。國際資本大鱷索羅斯公開發表講話稱，中國經濟存在泡沫，并有跡象顯示正在走向失控。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發布報告稱，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或比審計估算數字多3.5萬億元，穆迪據此將幾十家在香港上市的國內公司的信貸展望轉為負面，導致這些公司、尤其是銀行的H股價格大幅下跌。這些機構如此唱空中國，無非是為了達到其國家戰略目標和為自身謀利。
1、維護美歐在國際競爭中的金融核心地位
那些憑借強勢話語權，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機構和個人，“唱多”或“唱空”都別有用心。它們的一個重要目的是配合美歐的國家競爭戰略，幫助美歐維持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美歐的核心競爭優勢——金融，改革不合理國際金融制度的呼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漲。而美歐作為世界經濟的主導者和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緊抓金融霸權不放松，是他們對新興經濟體進行“戰略遏制”的最后一張王牌。審視某些大國一貫的操控伎倆，不難發現：每當它們陷入困境甚至危機時，總會利用某些優勢地位給競爭對手制造危機，或把自身危機轉嫁出去，以鞏固其霸主地位。那些唱衰中國的說法能夠有“影響力”，與西方主流媒體刻意放大、其他國家輿論盲目跟風密切相關——新興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市場分析人士乃至管理層，對“權威觀點”似乎總有迷信心理，思路容易直接或間接地被“俘獲”，結果影響了對本國或他國經濟形勢的判斷，并進而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
2、一邊“唱空”、一邊“做多”是國際資本大鱷謀利的慣用伎倆
華爾街有一些人專門選擇做空與中國有關的股票和債券，這些人向媒體散布“中國經濟崩潰論”，一方面是為了解釋其投資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制造相關輿論，使中國經濟受到打壓，以便從中牟利。有媒體曾披露，由于中國政府禁止外國投資者直接投資A股市場，查諾斯等人計劃從外圍入手，做空與中國信貸、房地產泡沫相關的資源型公司。一些國際投行和對沖基金一邊“唱空”中國房地產市場，一邊卻加速進入房地產業。有人指出，A股近年來的暴漲暴跌，某種程度上是國際金融資本試圖控制中國股市的精心操控，國際金融資本成了中國股災的最大贏家。在索羅斯表達對中國經濟唱空言論之前的4月份，就曾有消息稱，索羅斯還帶著百億美元資產重返中國香港市場，并對境內的資本市場摩拳擦掌，意欲做空中國資本市場。多年來，國際投行公開唱空中國樓市，暗地里卻大筆進行房地產投資，最終都獲利不菲。
3、幫助美國度過經濟難關的影子功能
盡管不能說國際評級機構的負面評級都是陰謀，但如果評級機構受到足夠大的利益驅動，就會與做空的機構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采用唱空中國經濟、夸大地方債務的影響等方式，達到拿中國的錢來還西方國家債務的目的。包括索羅斯和高盛在內，幾乎每個唱空中國論調者的背后，都存在影子問題。唱空中國背后的直接意圖是“倒逼”前期流入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回流美國，間接目的是解決美國國債購買力不足的問題。
4、西方學者對中國存在偏見
除了利益驅動外，麥嘉華等人的言論，也源于一些西方人看待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時一貫持有的偏見。有學者指出，西方總是有人喜歡用放大鏡觀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問題，一有風吹草動就大肆炒作，對自己的危機卻總是視而不見。通過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以發現，國際上的很多經濟評論人士都過多地強調新興經濟體的問題，卻忽視了對發達經濟體自身問題的反省。
5、國內利益集團跟風謀利
歷史經驗表明，每次中央經濟政策一緊就會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經濟崩潰論、經濟拐點論便相繼推出，其目的是引導輿論倒逼緊縮政策退出。1993—1994年，我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央從治理金融秩序入手，進行“軟著陸”的宏觀調控。隨之，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便會此起彼伏，有很多學者甚至預言中國經濟即將崩潰。2002年下半年，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的經濟上升周期，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外匯占款增加、貨幣信貸擴張壓力加大的狀況，在2003年4月就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操作，加強預調，啟動中央銀行票據收回流動性，并于9月份將存款準備金率從6%上調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當年GDP增速從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漲幅穩定在1.2%，應該說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但此時又有人開始強調中國拐點論。2007年，我國經濟出現過熱苗頭，貨幣政策及時由“穩健”轉到“適度從緊”再到“從緊”。相關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形勢，CPI同比漲幅在2008年2月達到高點后開始下行，但此時各種中國崩潰論再一次出現。針對目前實施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一些人又以經濟可能“硬著陸”的觀點來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力圖以短期的高速經濟增長謀取一時的高利益。
二、中國經濟面臨考驗，但總體風險可控
毋庸諱言，今天的中國經濟的確面臨重重考驗。中國經濟是否會由盛轉衰，關鍵取決于需求。但中國經濟需求依然強勁，其他問題都不足以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如果具體到中國經濟眼前的考驗，確實存在經濟放緩、勞動力成本上升、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價格不穩定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困擾著中國經濟，但并非不治之癥。
1、中國投資增長較快，投資效率穩定
批評中國投資率過高，并據此判斷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說法已經持續了十幾年。高投資率是否將導致浪費并給經濟發展帶來風險，關鍵要看投資效率是否出現下降。普遍使用的測度指標是增量資本產出率，其衡量的是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增量情況。當增量資本產出率提高時，說明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增量變大，意味著投資效率下降。從經驗上看，一個經濟體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指標超過其長期平均水平1個單位就屬于偏高，預示著經濟存在風險。以日本為例，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陷入長期衰退。日本增量資本產出率的平均值從20世紀70年代的3，升高到20世紀80年代的5.3。與此同時，日本的平均利潤率從1981—1985年的8%左右下降到1986－1990年的不到6%，也說明投資效率出現了明顯下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投資率持續升高，從1980年代后期的不到30%上升到危機爆發前1995年和1996年的40%左右。與此同時，投資效率出現明顯下降，增量資本產出率從2左右提高到接近4，投資效率的下降使得高投資難以為繼，并產生大量問題金融資產，最終爆發了金融危機。總體來看，當前反映中國投資效率的指標沒有出現持續明顯下降。雖然2009年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指標曾出現明顯上升，但2010年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已經降至3左右的正常水平。增量資本產出率沒有出現持續上升的情況，說明投資效率并沒有出現持續下降，而趨于穩定。
另一個常用的反映投資效率的指標是平均利潤率。從微觀角度來看，企業的投資是否有效率，就要看企業能否彌補投資成本并獲得正常的利潤。如果全社會的投資效率下降，反映為全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近兩三年來中國企業平均利潤率還保持在適當水平。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企業平均利潤率出現了明顯下降。但2009年9.6%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仍然比1990－1991年和1998－2002年期間9%以下的利潤率水平要高。2010年，由于企業效益指標出現明顯改善，平均利潤率回升。
此外，中小企業整體運行良好，并沒有普遍陷入困境。今年1—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4869億元，同比增長29.7%，其中私營企業實現利潤3766億元，同比增長47.4%，增長勢頭依然強勁；再者，民營企業的融資困難是老問題，并非自貨幣政策緊縮之后才出現。如果民營企業經營全面惡化，就不會出現電荒和用工荒，而應該出現電力過剩和失業潮。
2、工資上漲推動結構調整，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農民工工資上漲并不會削弱中國的競爭力。當前工資上漲是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發生的。因此，工資一上漲，就歸結為競爭力下降并非科學的判斷。有專家對制造業勞動報酬水平與產業競爭力變動趨勢進行分析，發現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制造單位產品的勞動工資水平非常低。我們主要競爭對手的平均工資水平是我們的1.5倍。中國現在如果把制造業的勞動工資水準提高50%，并不影響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行業動態計算的結果表明，提高勞動報酬，并沒有導致企業利潤總額和利潤率的下降；相反，利潤總額和利潤率都在隨著勞動報酬的增長而更快增長。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制造業的相對單位產出勞動力成本不僅具有絕對優勢，而且還在強化；我國競爭對手的工資上漲速度比我們更快。合理提高勞動報酬，不僅不會對企業制造業的利潤率和企業的利潤總額帶來消極影響，反而會促進企業利潤總額增長和利潤率提高。
將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與十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我國15-59歲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并沒有出現明顯變動，都約為70.1%。考慮到我國總人口數量還在不斷增長，所以適齡勞動人口絕對數量較十年前還有大幅增長。因此，斷言我國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還為時尚早。當前的用工荒，主要是結構性的，我國人口紅利依然存在。
3、凈出口下降影響有限，居民消費依然強勁
我國進出口總額雖然環比有所下降，這與近期美、歐、日經濟增長預期都被普遍調低，新興市場國家仍在集體實施緊縮政策有關。由于需求減少，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位回落意味著進口價格指數的適當下滑。如果在出口同比增速回落的同時，進口同比增速也相應回落，則中國仍將有適度的貿易順差而非逆差。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在外需貢獻為負的情況下，依然取得了9.7%的增長。一季度貿易呈現逆差，一方面是因為歐美國家經濟低迷，對于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從海外的進口額越來越大，并且超過了同期的出口額，進而導致貿易逆差。
從消費看，居民收入的增長與服務業的發展將推動最終消費增長。中國城鎮化還存在巨大的空間，現在的有效城市化率較低，只有48%，考慮到2.6億農民工并沒有在城市安家落戶，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不到40%。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率要低15%到20%，這意味著我國經濟還有巨大的潛能。4—5億人成為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從1000美元上升至4000美元，將帶來巨大的內需。加速城鎮化、加速產業梯度轉移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同時還有福利制度和其他社會改革，都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廣闊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崛起，13億居民收入提高之后消費能力的日漸增強等，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引擎。
近期消費環比增速的偏低，在很大程度上與汽車銷量同比增速大幅下滑有關。汽車銷量的下滑則是由于購買汽車購置稅減半的政策優惠在2010年底結束，從而使得很多潛在購買者將購買提前所致。但目前中國每千人機動車擁有量仍僅為60輛左右，遠低于全球每千人擁有機動車220輛左右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汽車市場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只不過汽車銷量增速將由2009年53%、2010年33%的井噴期回落到20%的正常水平左右。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有著巨大的居住需求支撐，而這些需求是由收入和儲蓄提高所支持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釋放出的是強大的需求信號和購買力。一方面是城市人口本身存在大量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化推動下，越來越多的人流向城市，于是在供不應求的局面下出現了房價上漲。從房地產投資來看，盡管商品房投資增速在2010年下半年顯著下滑，但這種下滑將在很大程度上被保障性住房投資的上升所抵消。
中央政府出臺的抑制房價政策已顯現出效果，房價上漲的勢頭被初步遏制，部分地區出現下調的跡象，避免了房地產泡沫的進一步惡化。這使得中國的房地產不至于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為房地產健康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房地產市場面臨的不是崩潰，而是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房地產調控對于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自然不可避免，但是一方面可以通過保障房的建設來予以對沖，一方面它也促使中國經濟培養更多新的增長點，可以早日擺脫對房地產的高度依賴。
4、物價水平整體可控
當前的通脹是過去兩年貨幣超發的結果。2009年廣義貨幣增長28%，GDP增長9.2%，兩者相差19個百分點。2010年廣義貨幣又增加了20%，而GDP增長了10.3%，僅為貨幣供應增長率的一半。多發的貨幣遲早要體現在價格上。央行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5月份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5516億元，低于之前市場預期的6000億，同比少增1005億元；5月末廣義貨幣同比增長15.1%，增速連續兩個月低于16%。由于本輪通脹僅為貨幣超發所引致，當央行下定決心收緊銀根時，通脹就能得到很好的抑制。因此，物價總水平依舊在可控范圍內，并將有序下降。
我國目前的經濟放緩屬于主動調整，而不是被動適應。中國從2010年6月份開始，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經濟正在逐步地放緩，從去年的10.4%降到今年上半年的9.6%，預期趨于穩定，中國經濟軟著陸正在進行當中。另外，銀行呆壞賬水平沒有惡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可控。銀監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由2010年第四季度的4336億元下降為4333億元，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下降為1.2%。一季度，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1.8%，資本利潤率為22.4%，均穩定在較為良好狀態。盡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目前積累了一定風險，但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債務總額10.7萬億，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而且，我國政府目前的債務還沒有超過償債能力，即使未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壞賬有所增加，也不至于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三、深刻認識唱衰中國企圖，政策上積極主動應對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是目前最為嚴峻的問題，調整經濟結構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如果我們不能抓住目前的寶貴時機進行結構轉型，盡快將中國經濟的增長從主要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轉變為更多地依靠國內消費拉動，那么在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很可能面臨制造業與基礎設施領域的雙重產能過剩，地方以及中央財政將面臨新的負面沖擊。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經濟體，每個國家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中國也不例外，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是一個可以被國際炒家做空的對象。有關“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種種言論，其實不過是又一次老調重彈。但我們必須深刻認識經濟深層次矛盾，積極采取相應對策。
1、 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要充分認清目前的形勢，不能因為“滯漲”的言論就改變現有的貨幣政策。相關部門應靈活使用貨幣政策工具，減少數量工具的應用頻率，重視價格工具作用的發揮，切實提高政策的獨立性和前瞻性。
2、 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增添新內容
要把財政政策從主要體現在公共投資方面，著力向微觀主體轉移，除了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外，可依靠稅率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面，可考慮進行結構性減稅。首先，可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特別是在消費需求出現緊縮的時候，這一政策的出臺可有效刺激內需，擴大消費；其次，要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減稅，要對現有政策進一步細化，讓新能源汽車、節能減排、生物醫藥、新材料、下一代信息技術等產業，能夠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三，適當調整進出口環節的稅率，減小技術產品和服務的賦稅強度。另一方面，加大對高能耗、高污染行業，以及占用大量土地資源的行業的稅收調節力度。財政補貼也是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途徑。通過提高貧困線水平、加大對農村老年人的補貼、提高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水平，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物價補貼等推動內需的擴大。
3、 強化地方債務的化解
解決地方債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推進體制改革，從根本上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政府應以監督地方政府財政為主。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財政收入除了要首先保障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就是要將錢投入到像保障房建設這樣的民生項目上來。而像資金流動大，能很快收回投資的商業項目，政府應該舉力做好招投標，交給民間資本來做，未來只要將政府的職能厘清，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4、 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以增加有效供給
國際經驗表明，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制造業而生存，服務業的高度發達也離不開先進制造業作為依托。因此，只有在制造業中形成中高端競爭力，才有持久的競爭優勢。我國應根據比較優勢和不同產業的特性，重點在研發設計、規模經濟、精密制造、供應鏈、品牌和營銷渠道等方面下功夫，推動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圍具有持久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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