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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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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城還是務農？這是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經歷了兩次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
1949年至1958年，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新中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各大中心城市經歷了第一次擴容，城市經濟蓬勃發展了起來。當城市的承載能力超負荷后，城市的管理者凍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1958年戶籍制度建立，城鄉二元結構正式確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渠道被阻斷。
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單向流動是不可逆轉的。1984年以后，以改革開放為號召的現代化進程中，先是東南沿海，以后又波及各大中城市，加工產業、輕工業的蓬勃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戶籍及票證制度的松弛是不可避免的了。糧票等各種票證的廢除讓農村青壯年向城市流動成為可能，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加入了進城的行列。
現在有許多“二代農民工”，他們很小就隨進城打工的父輩生活，現在已經和所在的城市水乳交融了，他們熟悉城市勝過農村，土地對他們來講已經很陌生。他們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消費在城市，也艱難地在城市的學校里學習；但一紙戶口，讓水還是水，乳還是乳。
在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我們迎來了連續八年糧食大豐收。然而，連年的豐收是否增加了農民的收益？
對于國家來說，糧食安全是國家最根本、最基礎的戰略。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確保糧食有效供給，實現自給自足意義重大。近幾年，我國強農惠農政策力度不斷加大，扶持農業和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切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隨著種糧成本的增加，物價的上漲，讓農民種糧收益打了折扣。
與種糧收益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務工收入已成為當前農民的主要現金來源。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業兼業化、農村空心化、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等問題。據悉，2010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人均2431元，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貢獻率達48.3%。
農村里那些匆匆遠行的背影，誰也阻擋不住。雖然“京城米貴，居大不易”，但城市對農村人口，特別是“二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是堅不可摧的。土地對農民工來說，只是相當于他們的一份社保，一旦遇到不測風云，可以暫時躲避一下。2008年當國際金融風暴來襲時，許多農民工返鄉暫避。
只有提高進城務工農民的社保水平，在廉租房、醫保以及子女就學等問題上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同時讓農村承包土地擺脫“社保”的尷尬角色，讓土地流轉更加順暢，才能使農業經營逐步實現專業化、集約化。
發展現代化農業，讓一批有知識、懂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來種糧，讓專業化、機械化和集約化的農業生產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成為我國農業生產的重要模式。農業生產只有擺脫自然經濟的桎梏，成為高效低耗的“新興”產業，國家的惠農政策才會產生放大效應。我們既可以保證進城農民在土地之外獲得更實惠可靠的社會保障，又可以塑造出一個高效安全的糧食生產新模式，讓種糧農民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有成就感和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