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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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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工業文明席卷中國，傳統的鄉村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受到巨大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鄉村治理轉型，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挑戰。
近年來，鄉村的變化更是不斷加劇、加深：延續了數千年的農業稅取消，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開始獲得政府補貼；城市化、工業化加速發展，農民大量進 城；農村土地被大面積征用，招商引資在給地方帶來發展的同時，也使得污染下鄉，利益糾紛增多……這些變化，正在深刻改變著鄉村治理的基礎。在不少農村地 區，改變所引發的治理失效，為矛盾沖突提供了土壤。在加強社會管理、化解社會矛盾的大背景下，適應鄉村的新情況、新變化，調整、轉換鄉村治理方式，實現鄉 村善治，顯得尤為迫切。
當前，在探尋新鄉村治理方式的過程中，尤其應該深刻認識到，僅僅依靠對農民多予少取的惠農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化解鄉村矛盾；鄉村的發展方 向、存在形態也不可能完全以城市社區為模板。所以，我們提出新鄉村治理，就是要在過去一些好的鄉村治理政策措施的基礎上，探討鄉村治理改革的新視野、新思 路、新途徑，以筑牢國家穩定之基。
鄉村新觀察
“新農村建設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一場秋雨，讓呂梁山上的核桃樹、棗樹等，顯得更加青翠，即將成熟的果實，寄寓著農家沉甸甸的希望。
開車行駛了十幾里山路，來到呂梁山深處山西省臨縣玉坪鄉玉薦村所轄自然村——長青村時，已是下午4點。打開車門，入眼處阡陌縱橫，一派初秋風 光。然而，與以往兒童喧鬧玩耍、雞犬悠然覓食的村莊不同，長青村被籠罩在一種深深的寂靜之中，散建于山間、坡上的一些農家窯洞，有的已經破落坍塌，洞前的 院落有的已被種滿了作物。
清冷的秋雨中，作物的生機和村莊的寂靜，給記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在同來的當地干部指引下，記者找到了長青村53歲的支書劉晉福。老劉正在家里吃飯，按照山里人的習慣，這是當天的第二頓也是最后一頓飯。
劉晉福早年喪妻，平常和一直打光棍的二弟一起生活。不過這一天，家里變得熱鬧起來——在市里打工的三弟夫婦在中秋節前回來了。
劉晉福說，現在長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只有過年過節才回來，也只有那時候村里才熱鬧點。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見。”說著，老劉輕輕地嘆了口氣。
靠近臨縣縣城的城莊鎮陽宇會村雖然地理位置優越，但也面臨著與長青村同樣的問題。村干部馬占奎說，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歲以上的老人。
陽宇會村是山西省新農村建設試點村。記者在村里看到，村戶間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綠樹成蔭；廣場上，籃球架、大戲臺等文體設施一應俱全；學校、 衛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設施齊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點左右，除了幾個上學的孩子、出門溜達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幾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 不見其他人。72歲的村民高香蓮對記者說：“新農村建設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寂靜的村莊、緊鎖的房門、獨居的老人……在山西呂梁山區的臨縣、靜樂縣以及太行山區的平順縣、武鄉縣等地農村采訪，記者不時能看到類似的場景。
數據或許更能說明問題：臨縣白文鎮桐村共有1200多人，常年和臨時性外出打工人員近800人；靜樂縣神峪溝鄉大山頭村在冊人口220多人，實際常住人口只有11戶29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平順縣虹梯關鄉碾凹村在冊人口近80人，常住人口不到20人……
在大山頭村，隨處可見村民常年外出后留下的坍塌窯洞，村里沒有人聲，不見人影，似乎只有那幾條游蕩的狗，還能證明這兒確實居住著村民。這個行政 村沒有村級組織活動場所，沒有文體活動場所，也沒有衛生室。村民看病、買日常物品都要步行4個小時的山路到20公里外的鎮上。即便是平常磨面，也得用驢子 馱到七八里外的另一個村莊。等待剩余時光的耗盡，似乎成了留守的10余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曾經被人們捧在手心、辛勤耕種的土地，隨著青壯年勞力外出以及留守老人年齡的增大，許多也已漸趨荒蕪。大山頭村原有1200多畝耕地，現在村民 耕種的只有100多畝。遠處的山上還能依稀見到耕地的田壟，只是如今已長滿了數尺高的野草。在陽宇會村，離村稍遠一些的兩三百畝耕地現在也已荒蕪。
一些村干部說，由于年輕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業很難開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勞力。劉晉福說：“我們也想給村里干點兒實事，但老年人思想轉變不過來，還有人說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騰那些事干什么。發動不起來，出工不愿意，出錢更不行。”
養老也成了新的難題。高香蓮老人說，孩子們出去是為了掙更多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也是為了讓他們的孩子上更好的學校，有更好的前途，作為老 人，當然理解，也支持。這些年農村發展得挺好，老人們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將來還是有些擔心。“現在還能相互照顧，年齡再大點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掙 錢，不可能回來照顧我們，村里鄉里又沒有養老院，到時候怎么辦呢？”
“農民現在進步了，可村干部的工作難度增大了”
中秋小長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蘇海安胡集村54歲的老支書胡仁福有那么點“小郁悶”：村里修公路，工程隊的人不小心將沿線村民家種的一小片黃豆毀壞了，雙方鬧起來。胡仁福到現場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說干了，到傍晚才勉強調解好糾紛。
“這種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話就搞定了，現在居然要費那么大勁。”老胡的情緒一時難以平復，邊說邊搖頭，“你說這修公路也是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為爭取鎮上支持不知費了多少心思，可到頭來還得求著村民！”
胡集村是一個有5000多人的農業村，這幾年道路建設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幾條路。村里沒錢，讓村民集資很多人又不肯；村兩委打了很長時間 報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鎮里的扶持。可自從今年7月道路開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沒少“求人”——修路涉及農戶拆遷，一些農戶提出就是給補償也不愿意 拆，因為房子拆了不方便。結果，到現在工程一直是斷斷續續的。
老胡的牢騷，不是個例，許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山東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書記術沛河坦陳，現在農民進步了，權利觀念增強了，經濟上也更加獨立了，這本是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難度因此大多了。
從山東平陰縣城驅車到東阿鎮喬樓村時，已是下午4點多。汽車從柏油路拐進村里的土路，揚起一路灰塵。迎接我們的村支書高德溪看上去很精神，但談起村里的情況，他多少有點無奈。
“現在農村不好管了，各家過各家的日子。村里5個干部，整天忙著治安維護和矛盾調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學等事情，事情辦不好村民會有意見，所以只能盡量爭取讓大家滿意。”高德溪說。
喬樓村是個純農業村，全村182戶612口人。住在村東頭的謝秀芹說，她平常極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過村支書家時，順道過去說一聲就行了。平時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農業稅，無疑是中國農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新。它所帶來的，不僅有廣大農民負擔的減輕，還有農村社會生態的悄然變化，廣大農村土地上的一個重要群體——村干部的權威，也伴隨著“催糧要款”時代的遠去而面臨挑戰。
在南京市江寧區的萬安村，清瘦的村委會主任王葉剛猛吸了口煙，眨巴著眼睛，向記者講述了他當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現在與過去不同了，集中村民辦個事真不容易，有時候還真得求著他們。大到修橋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給點報酬。”王葉剛說，去年9月開工的 長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戶一個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戶人家的房子邊。結果有兩三戶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找來與這幾戶 人家關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辦成。
行走各地，記者深深感受到，中國的鄉村如今所發生的變化，可謂前所未有——鄉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鄉村、集體農莊式的鄉村，也許，一個“散”字，可以道盡鄉村社會生態的巨大變遷。
村莊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東部，鄉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動輒數千人的超級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誰，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了。產業分工使得農村不再只有純農民，還有工人、農民工、小商販、企業家等等，他們與基層組織的聯系不像以前那么緊密，鄉間流行的語錄是“有田有錢不靠你，不偷不搶不怕你，外出掙錢不理你，出了問題要找你，解決不好鬧死你”。
經濟紐帶散了。以往，“催糧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種權力，農村稅費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錢”轉為“發錢”，尤其是糧食直補等惠農資金如今都通過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發放到農戶手中，農村干部與村民的經濟紐帶就更少了。
江蘇太倉一位退休村主任感嘆，稅費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現在農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與群眾、干部與群眾之間關系相對比較游離。一些致富能力不 強、公信力不高的村級組織很難談得上有凝聚力，更別說威信。“人心不齊，修條路、辦個廠什么的都很難，出現矛盾后也不能很好地解決。”
“生活好了，鄰里間卻陌生了”
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于岳陽湘陰縣管轄，但界頭鋪鎮離長沙市區只有30多公里。寬闊筆直的公路兩旁，時不時可以看到“對接大長沙”之類的巨幅廣告，離鎮上不到兩公里的地方，已經劃出了一大片區域，集中了一些從長沙市區搬遷過來的小廠。
從界頭鋪鎮往金華村是一條鄉間水泥路，路邊稻田里的晚稻再過些日子就要收割了。車行5公里左右，轉個彎，一個小山塘邊上，就是易志軍的家。“又是整整一年多沒回來了”，走進屋里搬了把椅子，坐在家門口的樟樹下，易志軍嘆了口氣。
易志軍在長沙買了一套房，村里的房子平常只有父親和小孩住。10年前他外出打工，賺的錢越來越多，回家的次數卻越來越少。離家10年，村里的變化很大，而易志軍感觸最深的，是一種說不出來的陌生感。
村里的房子越修越漂亮，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戶，但兒時的朋友大多已遠去，有的進了城，有的到外地打工去了。在村里，很多人見了面好像認得，卻叫不出名字。“這次回家是帶孩子到城里上學，以后回來的次數會更少了。”易志軍淡淡地說著，語氣中流露出一絲惆悵。
“村里人外出打工，確實比在家里賺得多，但也讓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易朝暉說，這幾年，村里離婚的多了，大多數都是男人在外面賺錢后不要原來的老婆了。“村里的老人都覺得這很不好，一下子出了好多陳世美。”
58歲的易正春是易朝暉的叔叔，兒子在天津打工，媳婦和孫子跟著進了城，女兒則嫁到了鎮上，開了一家服裝店，只有他和老伴一直在家務農。老兩口住的一幢兩層小樓，顯得空空蕩蕩。
“人和人確實疏遠了。”易正春說，以前每到農忙時節，四鄰八舍都會互相幫忙，主家稱肉打酒，忙完了農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頓飯、喝幾杯酒，氣氛很融洽、很快樂。“現在不同了，鄰里間互相幫忙的少了，耕田、打藥、插秧都得請人、雇工，一個工50多塊錢。”
湘陰縣界頭鋪鎮金華村只是全國許多鄉村的一個縮影。在湖南、江西等地農村采訪時，記者同樣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沖擊下，傳統鄉村的“熟人社會”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層干部告訴記者，在來自城市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傳統鄉村那種鄰里守望、互幫互助的純樸鄉風正逐漸消逝，農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俗正在向城市急劇靠攏。
“突出的表現在人情關系日益金錢化，社會關系逐漸陌生化，代際關系逐漸疏離化。”豐城市袁渡鎮政協聯工委主任鄒毛如說，現在要組織村民開個會很難，大家都忙著辦自己的事，人都湊不攏，有時鄉里組織村民們開個會，沒有“誤餐費”，好多人都不愿意來。
“經濟發展了，一些農民的精神面貌卻下降了，只講個人利益，不講集體觀念。”湖南省寧鄉縣道林鎮農民楊躍進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末，楊躍進曾是寧鄉縣著名的減負組織者，發動過不少群眾反貪減負。如今，楊躍進是一名村民小組長。
“如今別說組織那么多人，組織幾十個人修條路都很難。”楊躍進說。作為組里的負責人，他多次想組織農民在組里修條機耕路，但有幾個農民就是不同意，“本來路修好了大家受益，但只要一提到出錢出力，許多人就死活不同意。”
陌生的鄉土、遠去的鄉情。在鄉村行走，記者的胸中不時涌動一種淡淡的傷感。也許現代化的大潮下，傳統的鄉村終將遠去，可在記者的心頭，依然期盼能看到裊裊炊煙，聽到悠揚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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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經濟發展了，有的農民利益卻受損了”
沈良發坐在村頭，不時望一望身邊正在建設的工地。機器轟鳴聲不絕于耳，這聲音打破了村莊的靜謐，也打破了他內心的平靜。
現年57歲的沈良發是長江岸邊安慶市宜秀區大橋辦事處沙橋村農民，過去全家依靠2畝多耕地維持生計。5年前，當地政府引進的一家企業落戶村里， 以每畝1萬元的價格征走了他家1畝多土地。前年，隨著工業園區的擴展，又一家飲料企業進駐村莊，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畝1.28萬元的價格被全部征走。如 今，全家8口人雖然都是農村戶口，居住在村莊里，卻已身無寸地。
“兩三萬元的征地款，只夠一家人一兩年的生活。政府雖然幫助買了保險，但標準很低，男的年滿60歲、女的年滿55歲才能領取每月100元的養老金。現在物價越來越高，這么低的養老金以后日子怎么過啊！”沈良發對記者說這番話時，臉上掛著幾分憂郁。
失去土地以后，沈良發的孩子們拖家帶口外出打工，在城市漂泊，而他夫妻二人只能賦閑在家，守著村中的房屋。“我們說是農民，沒地；說是工人，沒崗。現在是農不農，工不工。”
記者與村民攀談了解到，這個村約有一半的土地被征收，不少家庭全部失去土地。從沙橋村口放眼看去，一邊是現代化廠房和腳手架高聳的建設工地，一邊是破落的村莊和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閑聊的農民。
當地一位干部表示，工廠的進駐改善了基礎設施，帶動了經濟發展，還使得不少村民獲得了就近工作的機會，真不明白一些人為什么要反對。
記者在采訪中感覺到，在當下鄉村，利益正在分化。在同一件事情上，由于利益訴求不同，地方政府與民眾之間、民眾互相之間，都會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判斷。
中部地區某縣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當地的一家礦山企業每年繳納的稅收多達2億元，一度占到全縣財政收入的四成，企業還為當地解決了數十人就業，不少村民也因礦而富。說起礦產資源開發帶來的收益，地方政府領導如數家珍。
不過記者在現場采訪時看到，運礦的卡車從村里經過時塵土飛揚，沿街兩邊房屋都積滿了黃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壓得崎嶇不平。
由于這一礦山的尾砂壩存在安全隱患，從去年年初開始，當地政府決定對壩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遷，盡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細致的工作，但村民對搬遷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紛紛。
一些村民說，企業開采礦山賺了個盆滿缽滿，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有的人靠著礦山也發了財，可我們這些村民并沒有真正得到實惠，相反，我們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壓壞了，最后還鬧得要背井離鄉，這事擱誰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這樣的沖突并不鮮見。在記者采訪的村莊中，不少是靠興辦礦廠，發展加工、養殖等產業致富的，但村民受益嚴重不均。一位村干部坦言：“經濟是發展了，但有的農民利益卻受損了。”
“應多為群眾服務，但彎還沒轉過來”
最近正值村兩委換屆，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連城鎮城南村支部書記曹鳳平告訴記者，他已經62歲了，下一屆想退休。村兩委班子共有7人，有5個都不想再當村干部了。他說，除了待遇低，工作量大，還有更讓他們為難的事情。
“考核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曹鳳平說，他當了35年村干部，稅費改革前，整天收費收稅，干群矛盾十分突出。稅費改革后，干群關系有所緩解， 村干部的工作重心也要轉變，多為群眾服務，但現在彎還沒轉過來。村干部疲于應對鎮里下達的各種指標任務，如果完不成就會被“一票否決”或扣工資。
以下是曹鳳平的自述：
城南村共有3800多人，是一個不太富裕的農業村，但鎮里給村里下達的指標任務卻很多。
一是招商引資任務。今年鎮里給城南村下達的招商引資任務是2000萬元，村干部交500塊錢保證金，如果完不成就扣錢。我們這個農業村沒有資源和區位等優勢，根本無法完成，只得認罰了。
二是計劃生育撫育費征收任務，即超生罰款。按照規定，這項費用應該由政府部門征收，村里沒有行政執法權。但鎮政府給村里下達考核任務，完成有獎，完不成就扣工資。撫育費的征收標準是二胎6萬元，三胎11萬元，根本就收不上來。
三是婦檢指標。鎮里規定，下達婦檢通知當天，參檢率要達到90%，10天之內參檢率必須達到98%，完不成就罰村干部的錢，漏檢一例扣10塊錢。可現在村民外出打工的多，就算當天通知，人家馬上往回寄檢驗單，有時10天也到不了。
四是招工指標。縣里企業用工短缺，也給村里攤派招工指標。但由于工資太低，農民不愿干，村里就不得不貼錢幫企業找農民工。
五是農業保險指標。農業保險是商業行為，本當自愿，但上面也下任務，要求村里要達到98%的入保率，成了強制保險。在實際操作中，因受災后賠付不到位，有的農民堅決不入保。
還有令我們村干部頭疼的事情就是收費。原有的稅費項目沒了，但新的收費項目又來了。如上級要求村民每人交5元的綜治費，用于巡邏隊員的工資和購 買器具。但老百姓交了后，仍難避免偷盜等案件發生，于是來年就不愿交。為了收齊各種費用，我們必須三番五次挨家挨戶跑，磨破嘴皮，操作不當還可能引發矛 盾。
記者在多省農村調研發現，曹鳳平的經歷有一定的普遍性。鄉鎮干部們也坦承，“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為了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只得依靠 村干部。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劉集鎮鎮長路軍說：“一般鄉鎮都有數萬名群眾，鄉鎮工作人員不過幾十人，如果沒有村干部，根本忙不過來。”
不過一些村干部在忙于完成鄉鎮政府下達的任務時，卻忽視了對村民的服務工作。不少村民反映，現在村干部上門宣傳政策的少了，導致大家對于如何享受國家的惠民政策，如辦理低保、殘疾人補貼等，都不是太清楚，村干部應該多做些政策宣傳。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書記饒南丙說，新時期農村干群矛盾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需求沖突，要化解這一矛盾，一方面需要上級政府進一步轉變作風，根據老 百姓的需求，更科學地確定地方發展的目標及對村干部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村干部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帶領群眾致富、完成工作任務及服務村民的能力。
新鄉村治理路徑探究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勞動力、土地等資源要素大量外流，加之農村稅費改革的巨大影響，鄉村社會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 化。半月談記者在晉皖湘贛魯蘇等多地農村采訪感到，鄉村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我們一貫印象中的鄉村，它在經濟基礎、社會生態、人際關系等方面都出現了新的特 征。在這些鄉村里，既有的矛盾有所緩解，但新的問題又浮現出來。在此背景下，基層干部群眾和有關專家認為，應當加快探索適應新形勢的新鄉村治理模式，以推 動農村經濟社會良性發展。
適應鄉村多種變化 治理需要嶄新思路
記者在多省農村采訪時，基層干部群眾普遍表示，新時期農村矛盾沖突和干群關系有所緩和，根本原因是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發揮了效益。
近年來，中央在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后，又采取了糧食直補等多項補貼措施支持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并實施新農合、農村低保、義務教育免費、新農保等 政策，切實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無疑，目前鄉村出現的新的治理難題，需要“多予少取”的惠農政策繼續發力，但僅限于此已經不夠了。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書記饒南丙表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發展，我國農村正加快向現代多元社會變革，農民身份和生存狀態發生很大變 化，利益訴求也呈現多元交織趨勢。特別是稅費改革后，農民對基層組織的依附感弱化，呈現一種松散狀態，村莊集體意識逐漸淡化，給鄉村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專家表示，為適應鄉村新形勢，一種新的、更加全面的治理方式亟待建立。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認為，新的鄉村治理方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行為，而應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主要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來管理公共事務。在這個過程中，多種類型、不同層面的社會力量在協同合作基礎上實現共治。
在這種治理方式下，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來供給，諸多公共品可以由社會組織甚至私營部門來提供，如在教育、衛生、環境等領域，社會組織都可 以發揮重要作用。在新農村建設中，有許多事情，也可以充分調動民間力量，而不必什么事情都由政府來操辦。由民間組織出面，讓農民自己操辦，成本低，效率 高。
趙樹凱說，新鄉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政府與鄉村社會的新型關系。這種新型關系的核心，是革新基層政府運作，激活農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讓多種社會力量成為發展的主體，讓這些主體在伙伴關系的基礎上協同共治。這其中，政府仍將發揮重要作用，但不再是唱獨角戲。
及時回應群眾關切 干部應向服務轉型
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城關鎮張橋村村民張忠良說，現在村里干群之間沒有什么大的矛盾，不過希望村干部能給村民提供更多服務。本村村民希望干部能幫 村民辦幾件事：一是村里的變壓器太小了，村民家里的大件電器越來越多，700多戶人家不夠用。自己養了100多頭豬，有時候電機打不上水。二是希望村里搞 一些符合農村實際的規劃，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三是國家的惠農政策，比如辦理低保、殘疾人補貼等，村民都不知道，村里應該多做這些政策的宣傳和告知工作， 特別是現在外出打工的多，常年在外的人更不清楚相關政策。
張忠良的感受和希望在新時期的農村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饒南丙生動地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干部找群眾辦事；90年代，是群眾找干部辦事；到了現在，一些群眾是要求干部辦事，老百姓看到干部服務不到位就會產生意見。”
不過，基層干部和相關專家表示，當前基層政府及村級組織在回應群眾關切、轉變觀念搞好服務方面還存在一些實際困難，主要表現為鄉鎮政府責權嚴重 不對等、村級組織存在“泛行政化”傾向等，導致基層干部忙于應付經濟發展指標和上級交辦的行政性事務，而對新時期農民在矛盾調處等社會管理、公共文化服務 方面的要求很少能夠顧及。
山西省社科院社會學專家李小偉等人認為，新形勢下加強鄉村治理，除了要求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自覺轉變觀念、適應群眾要求、加強服務之外，還應當 加快鄉鎮機構改革步伐，推動其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可以借鑒城市行政服務大廳模式，根據農民實際要求和地方實際統籌設立辦事窗口，提升鄉鎮政府為農 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村級組織則要更好地代表農民利益，發揮為農服務及在管理村級事務方面的作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建立的為民服務全程代理制度，受到群眾歡迎。如近年來安徽亳州市譙城區推出了政府“為民服務全程代理”工作模式， 將農民生產和生活中遇到的難題列成211項，分門別類之后，由基層政府及村級組織為群眾無償代理、全程服務。過去的“干部動嘴、群眾跑腿”，變成了如今的 “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挖掘鄉村治理資源 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化解鄉村矛盾與沖突是各個時期鄉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山西省長子縣信訪局副局長牛素紅等人認為，化解 矛盾的辦法主要包括司法渠道、政府與村級組織主導的調解機制，以及鄉村內部的民間調解機制等。在現階段，可以利用程序化的現代司法體系來化解鄉村沖突，但 對于農民群眾遇到的一些比較瑣碎的實際問題，這種辦法有時效率低、成本高。此外，在當前農村社會管理和基層治理存在一些不足的情況下，在個別地方，由基層 政府主導的調解方式也受到部分農民排斥。
記者采訪發現，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發展出一些民間糾紛解決機制，能夠充分利用本土資源和地方性知識，解決一些小規模糾紛和矛盾，受到農民歡 迎。湖南省常德市石門縣不久前有一條路壓壞了，農民的橘子運不出去，群眾意見很大，鄉鎮黨委也沒辦法，最后還是當地的柑橘協會牽頭把人請進來，想辦法把貨 拉出去。協會還找到市委書記，請求其號召大家吃“愛心橘”。
2009年10月，太原市晉源區成立了以退休村干部劉春根為首的7個老黨員、老干部組成的華晉太汾專業合作社調解委員會，并得到區司法部門的指 導與幫助。兩年多來，已成功化解30多起較大的經濟糾紛、纏訪案件，日常還口頭調解多起鄰里糾紛，并在村莊宣傳黨的政策，對化解農村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
專家認為，在加大法制宣傳力度、引導培養農民法律意識，增強政府解決基層問題的能力、更好地為農民提供服務的同時，加強鄉村治理的一大重要思 路，是充分挖掘鄉村社區的本土資源，提升農村自治水平，提高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能力，通過民間調解機制來化解村莊內部的矛盾和沖突。當前應當重視和 培育農民較易接受的專業合作社等農村經濟組織、鄉民理事會等民間糾紛調解組織，做好引導和監督工作，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整合多方形成合力 共同維護農村穩定
農村社會的穩定是國家穩定之基，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鄭風田等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基層維穩體系還存在多頭受理、條塊分割、力量分散等弊端，出事后看似誰都管實際卻沒人管。因此加強新時期鄉村治理、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應當整合司法及其他相關部門的矛盾排查和沖突處理資源，打造黨委領導下的維穩“全科醫生”。
小店區位于山西太原城鄉接合部。2007年12月，小店區委整合街道鄉鎮的綜治辦和司法、信訪、法庭、派出所等行政司法資源，掛牌成立街道、鄉 鎮綜合治理工作中心，并在各個街道、鄉鎮設立矛盾糾紛聯調窗口，隨時接待群眾來信來訪。對政策性強、涉法涉訴的重大信訪案件，由綜治工作中心牽頭，協調公 安、司法、法院、檢察院、國土等部門聯合調處，變“平面調解”為“立體調解”，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融合，形成了多位一體、多元聯動的“大 調解”工作格局。2010年全區各級調解組織共調解民間糾紛3407件，調解成功率為95%，其中運用大調解工作機制調處矛盾糾紛76件。
2009年7月，山西恒大綠洲地產公司拖欠小店村土地補償款1.8億元，村民聚眾圍堵工地。小店街道辦事處迅速啟動聯合調解機制，經公安、司法、法院、國土等部門及時調解，最終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小店區政法委書記張建平說：“立體調解工作格局使大量矛盾糾紛在基層得到妥善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減少了不穩定因素和群體性事件。”
對群眾反映突出、帶有普遍性的復雜疑難問題，湖南省洞口縣推行部門聯合接訪，縣鄉兩級定期召開民情匯報會，縣鄉主要領導主持聯合辦公會協調有關 部門統一解決。洞口縣委書記黎仁寅說：“推行部門聯合接訪，有利于形成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使一大批重大疑難信訪案件得到妥善解決。”
湖南省社科院新農村研究中心主任陳文勝認為，新時期農村穩定工作呈現出新的特點，上述地方創新信訪維穩機制，整合行政司法資源，以群眾工作統攬信訪維穩工作，這種維穩思路是一種新的、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