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6月7日,大城市、大農村并存的重慶,接過了改革攻堅交接棒,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因為改革的涉及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配套性強、風險較大,重慶無可爭議的站在了中國深度破解二元結構難題的前沿。
如同當年聚焦我國沿海開發區一樣,世界關注的目光,由此投向中國西部內陸,投向重慶。有8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在山丘中既聳立起摩天大廈、又掩映著點點村落的重慶,其改革實踐對中國極具典型意義。
4年后的今天,回眸重慶統籌城鄉改革的先行先試和探路探索,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地票交易”、以城帶鄉的金融體制、“一圈兩翼”協調發展機制、以公共租賃房為重點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等等,無不環環相扣,層層推進,填上空白,切中要害。
重慶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市統籌城鄉辦公室副主任徐強表示:“4年來,我們已初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框架。”而國內外學者普遍評價,在中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進程中,重慶探索意義深遠。
打通城鄉對流通道——搭建統籌制度框架
減少農村人口,提高土地效益,促進城市資源下鄉,被認為是統籌城鄉發展最根本的突破口,重慶市的改革試水也正是從這里入手,漸次打通城鄉資源的融合渠道,逐步建起統籌城鄉的制度框架。
領全國之先,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應時而生,農民工和農村居民在自愿的前提下轉戶進城。最新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約230萬農村居民轉戶。到今年
底,全市可完成300萬農民工、農村籍學生等重點人群轉戶,順利完成第一階段戶籍制度改革任務。對此,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胡守鈞認為:“重慶戶籍改革為全
國改革破題,重慶走在了前列。”有關人士稱,對全國而言,重慶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有益嘗試,有望為全國戶籍改革探索出一個普適性的
路徑;對重慶本身而言,是建設統籌城鄉改革試驗區的重要舉措;對群眾而言,是推動城鄉居民權益公平的有力杠桿。
土地一直是改革中的敏感問題,依托“轉戶”,重慶創造性地推出“地票制度”,通過將農村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在全市耕地總面積不減少的情況下產生新的建設用地指標,將農村的土地“變”到城市。
就在大半年前,重慶市九龍坡區西彭鎮72歲的農民鄒順良還在柴灶屋燒火做飯,在豬圈蹲廁所。但轉眼間,他就住進了三室兩廳雙衛一廚、100平方米的新樓
房,用上了清潔能源,蹲上了馬桶,樓下還有40平方米的生產用房。作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工作試點單位的西彭鎮,不少農民和鄒順良一樣享受到了“地票制
度”帶來的收益。
自2008年12月重慶設立全國唯一的農村土地交易所以來,除實物交易外,該交易所已開展地票交易23宗,累計交易6.26萬畝,成交價款103.3億元。按規定,復墾宅基地的農民可獲得85%的價款收益,每畝至少9.6萬元人民幣。
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機制,將農村閑置用地復墾后上市交易,業內人士分析說,在“地票”交易制度下,農民的收益表現為一是“得”,該得的一分不少;二
是“增”,每畝“地票”價格是過去征地價格的三至五倍,甚至更高。專家們更是高度評價,認為重慶
“地票制度”開創了城市反哺農村的新路徑,在不觸及耕地保護紅線的前提下,既解決了城市建設用地緊張問題,又推動建立了城市反哺農村的市場化機制,在保護
耕地、保障和實現“三農”權益,促進城鄉要素流通,提升農村土地價值、縮小城鄉差距,優化城鄉建設用地布局、加快城鎮化進程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專家
稱:“‘地票制度’是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政策創新,是盤活農村土地資源、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最有效辦法。”
在城鄉資源融合通道打通的同時,一體化的城鄉待遇也在逐步實現。今年4月1日起,重慶市城鄉養老保險全覆蓋,包括全市300多萬農村60歲以上老人在內的
2000多萬城鄉居民實現了老有所養。3年內,重慶將建成40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住房,重點覆蓋進城農民工、新畢業大學生等200萬城市“夾心人群”住
房需求,使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由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安置房等予以保障。目前,10000余戶公租房租賃戶已接房入住。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曾兩次前往重慶參觀公租房“民心佳園”,他對公租房小區的建設模式、準入門檻、環境配套等感到非常滿意。他說,改革開放前30年主
要解決的是人們的衣食問題,而后30年需要重點解決的是住行問題。在全國房價居高不下、各地紛紛建設保障性住房的今天,重慶率先開展的公租房建設是一個很
好的探索,找到了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好辦法。
業內專家稱,重慶大規模推出公租房,實際上可以視為住房體制進入新一輪深化改革的關鍵步驟,也是對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如何推進城鄉統籌的一次積極探索。
城市資源“上山下鄉”——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一圈兩翼”發展戰略,即以主城為核心,以大約1小時通勤距離為半徑范圍打造城市經濟區,建設以萬州為中心的三峽庫區城鎮群
和以黔江為中心的渝東南城鎮群。由于歷史原因,重慶市的“一圈”相對發達,而“兩翼”地區為三峽庫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相對落后。
“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怎樣縮小?重慶人找到了“一石兩鳥”的好辦法。2007年5月,重慶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一圈兩翼”對口幫扶
機制的意見》,啟動了“一圈兩翼”對口幫扶工作。使“一圈”內的區縣對口幫扶“兩翼”區縣,每年的幫扶量不低于本級一般預算收入的1%。
據統計,從2007年到2010年,“一圈”對口幫扶“兩翼”實物量累計達到7.84億元。在工業園區援建方面,共投入幫扶實物量3.4億元,實施了19
個園區基礎設施重點項目,建成標準廠房35萬平方米,以及部分配套道路,為“兩翼”區縣工業園區的發展和招商引資奠定了較好基礎。
此外,“一圈兩翼”對口幫扶還支持了近200個村實施整村脫貧,建設了285個村級服務中心、衛生站、村級小學等。北部新區幫助萬州區12個貧困村發展農
業產業,渝中區按“巴渝新居”標準改造民居340戶、危舊房35戶。江北區援建的開縣南門鎮光明村柑橘產業基地、九龍坡區援建的云陽縣泥溪鄉桐林村黑木耳
基地,在幫助當地農民增收致富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實不僅僅是“一圈”和“兩翼”,在整個重慶,城市資源下鄉、城市反哺農村已成為常態和“流行”趨勢。
僅僅在1年多的時間里,就成功引進27戶城市企業,引進資金70多億元,已完成投資近20億元——這就是重慶城鄉統籌發展示范的樣板地之一永川區黃瓜山。
別以為永川黃瓜山只是一座普通的山村,這里有著中華梨村、藍莓園、來龍湖風情小鎮等眾多很“洋氣”的項目,還有“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點”、“全國
農業旅游示范點”、“市級統籌城鄉改革試點示范點”、“現代農業示范點”四塊金字招牌。去年,黃瓜山村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8120元。而黃瓜山在重慶卻并
非一枝獨秀。在風起云涌的城市資源下鄉大潮中,當外來的城市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遇上當地的資源優勢,產生的“化學作用”成為“一圈”和“兩翼”你追我
趕,奮力發展的強大動力。
繼而,2010年初,重慶市委、市政府決定實施“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通過重點扶持農戶增收,縮小“一圈”與“兩翼”農戶間的收入差距。
農戶萬元增收工程,使各方面的資源開始向“兩翼”農村集聚,形成助農增收的生產力。
財政對“兩翼”農民增收的投入大幅增加,今年,市財政又新增投入5000萬元,使投入總額達到了7億元。通過政府的引導和政策的吸引,社會資源也開始向
“兩翼”農戶萬元增收集聚。重慶市農委副主任張澤洲介紹,增收工程實施以來,已累計招商引資405個項目,龍頭企業發展到700余家,完成銷售收入64億
元。
農戶萬元增收工程的平臺,把各方面的資源集聚到幫助“兩翼”農戶增收上,加快了“兩翼”農民增收的步伐, “一圈”與“兩翼”農戶間收入的差距開始縮小。這正貼合了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精神實質。
改革社會治理模式——創新了行政與社會管理
陳秀英是重慶市巴南區魚洞街道居民。因工作的原因,她常常需要上夜班。在往年的冬天里,丈夫經常從溫暖的被窩里爬起來去接她回家。但從去年起,她不再需要
辛苦丈夫深夜起床受涼了,因為在回家路上,有一個交巡警平臺,平臺上那盞晝夜閃爍的警燈,足以讓她戰勝寒夜里所有的擔心害怕。
在2010年,一個年度的平安建設即將圓滿謝幕的時候,點點滴滴的變化,絲絲縷縷的溫馨,圍繞在巴南區86萬城鄉居民的身邊。而在整個重慶,通過實施片
警、巡警、交警的功能三位一體化的警務改革,精簡機構、理順職能、強化了服務,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而這,只是重慶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的舉措和成效之一。
在探索城鄉經濟統籌發展的同時,重慶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管理方式也在同步變革。
4年來,重慶市以建立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大膽地進行創新,并通過行政管理的創新,促進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
在行政管理改革創新中,重慶市通過推行行政決策聽證、政務信息公開、政府機關規范性文件審查登記、行政首長問責、行政審批違規行為責任追究制,加快了法制政府的建設。通過推進“大農業”、“大文化”、“大交通”及開發區管理等大部門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在農村和區縣行政管理改革中,基本理順了市與區縣行政管理體制,先后4次進行區縣擴權改革,下放區縣部分經濟、社會管理、干部管理權限共200多項,下放
給萬州等六大區域性中心城市權限197項;在鄉鎮的轉型改革中,完善了鄉鎮的信訪、維穩、人民調解、綜合治理、安全生產“五位一體”工作機制,設置鄉鎮建
設管理辦公室;強化鄉鎮勞務服務和統計等職能。
在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中,重慶市還實施了黨政機關與行業協會脫鉤的改革,626家行業協會中,有66家被依法注銷,560家與原所屬黨政機關徹底脫鉤。與
此同時,深化了事業單位的改革,整合組建了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心,建立了市、區(縣)兩級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提高了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能力。
在統籌城鄉社會治理綜合改革中,重慶市積極探索、創新社會治理的新模式,構筑良好的社會環境,以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在深入推進城鄉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重慶市推行了村村、村企、村居、村(社區)與園區聯建黨組織,加強了城鄉社區建設,整合完善了社區和村級公共
服務中心功能。同時啟動了以城帶鄉的萬名干部駐村、萬名大學生“村官”、萬名專業技術人才支農支教支醫的“鄉村人才計劃”,較為有效地改善了農村的人才結
構。
在創新社會治理模式中,重慶市還通過開展唱讀講傳紅色經典活動,“打黑除惡”、構建交巡警平臺、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使社會治安明顯好轉;通過深入開展“三項活動”,將城鄉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
在重慶已歷時4年的改革試驗中,城鄉居民正逐步享受著政策的公平,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逐步縮小了城鄉居民在享受公共福利服務、社會保障乃至收入上的差距。
或許行者在踏踏實實摸著石頭前行的時候,旁觀者卻樂意從中找出閃亮之處,以給他人借鑒。
“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不能過分強調GDP增速和總量。”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到了必須轉
變發展方式的轉折點,刺激消費、擴大內需,需要建立在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基礎上。他評價說,重慶探索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的一系列舉措,都是關注民生、改善
民生,讓老百姓共享改革成果的具體體現,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重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其思路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