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黨的機關刊《求是》雜志刊發溫家寶總理對當前經濟時局看法的文章，引起廣泛關注。文章再次強調：穩定物價總水平仍然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此前，國家發改委也公開表示，當前我國價格總水平仍可能高位運行。在今年行已過半，中央領導和權威部門同時對物價走勢“高度關切”，足以表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物價形勢和通脹態勢不容樂觀。
自年初，穩物價就被置于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在去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審時度勢，其中對今年的物價走勢曾作出預判，并確立了全年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就是“抑通脹、穩增長、調結構”。不過當時，警示多的是“管理通脹預期”。從二季度開始，因為食品類價格和非食品類價格同時上漲，4月份CPI同比上漲越過5%，此后逐月上升，到7月份CPI同比上漲已達6.5%，物價指數保持了連續38個月的上行慣性；截至8月，主要食品價格依然是此漲彼落，統計部門即將公布的物價指數還當在高位徘徊。
物價持續上漲，受沖擊最大的是中低收入的普通百姓，直接影響的是民生。鑒于目前國內物價總水平，已大大超過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全年CPI控制為4%的目標，政府必須表明一個態度；在通脹預期逐步成為民生現實關切的當口，經濟工作重心進一步落定“抑制物價上漲”，成為當前宏觀調控最緊要、最迫切的任務，也別無選擇。
此次物價上漲，原因極其復雜，為國內因素和國際背景雙重疊加，多因交織：
其既有國際輸入性通脹的牽引，又有國內結構性矛盾的累積；既有國際
金融危機以來，國內投資的集中拉動并伴隨之的流動性泛濫，又有美歐債務危機引發的資產泡沫恐慌；還有國際經濟治理的結構性失衡與生產者、消費者心理預期失衡的深層次影響，物價上漲最終形成了“棘輪效應”。盡管決策層綜合使用一攬子宏觀政策工具，似乎也難以隔斷價格上行的各種因素相互傳導和相互推動，宏觀調控的難度非比尋常。
尤其進入8月后，歐美債務危機頻添變數甚至擴大和蔓延；美國經濟復蘇仍然乏力，實施或變相采取第三輪量化寬松（QE3）政策“劍懸頭上”；再加上中東北非局勢的不明朗，這根本打亂了國際經濟復蘇的軌跡。我國國內金融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必須做好迎接新一輪寬松流動性沖擊的準備，宏觀經濟政策也將據此進行因應性調整。官方在此時，對此前全年物價走勢判斷為“可控”做出修正性評估，是形勢快速變化已然超出前期溫和型研判使然，更重要的還是給未來宏觀政策調整留出余地，對后市政策演變作出更加審慎的預期。
在異乎復雜、十分不確定的形勢下，物價難控但必須控制，這是總理文章強調的第一句，就要堅持“宏觀調控取向不變”。因為一旦出現高通脹，不僅傷害的是民生，還會傷害國民經濟的發展后勁乃至影響整個十二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緊隨關注的另一句話，就是在下大力氣抑制物價漲幅的同時，又必須“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切實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三者關系”，經濟增速不能出現大的波動，其畫外音就是：宏觀調控的組合拳在打擊“高通脹”時，經濟決不能“硬著陸”。因此，下一步政策調控給出的政策信號就是：一手反通脹，一手保增長。盡管這是宏觀調控層面最大的“兩難”選擇，但調控政策并非無可作為。
宏調政策如何相機選擇？基準線就是要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這既可以抑制物價漲幅，也可以加快結構調整。
繼續收緊流動性是控制物價漲幅的源頭。政策的落腳點是加大力度，平抑大中城市房價的上漲，隔斷流動性過剩引發資產泡沫、最終推升各類生產要素價格疊升的路徑。同時，信貸政策又必須有扶有壓，以保障房建設和助推新興產業發展，減緩上一輪去庫存化后可能出現的經濟增長下滑。同時要加快中小企業信貸改革。
繼續夯實農業生產基礎，加大結構調整和改革力度，切實降低過高的流通交易成本，通過打擊行業壟斷，規范市場秩序，來平抑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
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既遏制住輸入型通脹，也進一步擴大主權貨幣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經濟學博士、經濟觀察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