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于城市化來解決的諸多經濟、社會的矛盾和問題,為何卻在近年的加速城市化過程中集中發生——
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應該成為十二五期間的戰略重點
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說過:21世紀人類最大的兩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革命,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確實,實現城市化,這是中國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縱觀六十年來的十一個五年計劃或規劃可以看出,其中絕大多數的五年計劃(規劃)都有一個戰略重點。這些戰略重點任務的完成,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登上了一個又一個新臺階,比如:一五計劃戰略重點是“一化三改”,八五計劃戰略重點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一五規劃的戰略重點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應該成為十二五期間的戰略重點。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已經明確指出:要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為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產生了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
經濟快速發展了,我國的城市化卻長期滯后于工業化,這就產生了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和問題。用10-20年時間,著力解決好城市化滯后的問題,是推動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關鍵。其理由是:
第一,“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要靠城市化。農業要現代化,農民要富起來,城鄉要一體化,必須解決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的問題。只有靠工業化、城市化吸納眾多農民,工業真正反哺農業,城市真正帶動農村,才能解決好“三農”問題。
第二,擴大內需,使我國從投資出口主導型轉變為內需主導型國家,要靠城市化。城市是消費工業品、服務業產品的載體。中國已經是制造業大國,必定要構建成消費大國,才能實現良性運行。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擴大內需,內需之所以擴不上去,主要是因為城市化沒有發展起來。
第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靠城市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質量不高,效益不太好。從產業結構分析,是制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2008年的一、二、三產業結構是11.3:48.6:40.1。城市是第三產業的助產婆。第三產業長期發展不起來,主要是因為城市化滯后。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加快城市化。
第四,社會要更加和諧,社會要穩定有序,就要改變目前“半城市化”的狀況,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
中國人口,按居住地和身份劃分,大致是非農戶籍并住在城鎮的人口占1/3,進城的農民工和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占1/3,住在農村務農的農民占1/3。但從產生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原因及其當事人分析,2/3的矛盾產生在上述第二個1/3的人群里。2008年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488.5萬起,其中盜竊、詐騙、搶劫三項侵財案占80.85%。據相關部門統計,這些侵財案件,70%以上發生在城市和城鄉結合部,這些案件中抓獲的犯罪人,70%以上是流動人員,在這些抓獲的犯罪流動人員中70%以上是農民工。再有,這些被盜竊、被詐騙、被搶劫的受害人,70%以上也是農民工。
從這四個70%以上的事實可以看到當今中國,有很大部分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產生于不合理的城鄉體制、不合理的戶籍體制和不合理的農民工體制。在各現代化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都有大批農民進城,成為工人,成為市民,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都是提高的,他們并不是產生社會矛盾的主要群體。所以,從維護社會穩定有序,促進社會更加和諧的角度,也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革目前的戶口體制,改革農民工體制,使農民工脫帽成為工人,使農民成為市民,這既是加快城市化的需要,也是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治本的重大措施。
城市化速度似乎已經很快了,為什么還會產生如此繁多的社會矛盾呢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中心,是工業化發展的條件和必然結果。城市能夠聚集和配置好各種資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從上世紀末,國家提出城鎮化戰略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已經加快了。1998年的城市化率33.4%,2008年達到45.7%。提高12.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1.23個百分點,每年增加城鎮常住人口1906萬,城市化已經很快了。但為什么還會產生如此繁多的社會矛盾呢?問題主要出在建設什么樣的城市和實現城市化的道路問題上。
第一,因為歷史原因,我國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格局,長期實行限制城市化的發展。1998年提出建設小城鎮,實施城鎮化戰略,設想把農民引導到小城鎮就業和居住。但一經開放,蓬勃發展起來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后來又提出“以大帶小,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道路”。近幾年,有18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立國際化都市,也有人提出中國要建20個大都市圈的設想。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未來14億多人口在空間上如何分布?要實現什么樣的城鎮化格局?這些大事都要及早有個明確的說法,不能再這樣各自為政地走下去。
第二,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我們實行城市化,當然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要按公平交易,等價交換的法則辦事。但是,這次城鎮化浪潮的開局,不少地方就從低償乃至無償圈占農村的土地開始。名曰:經營城市。有些城市,成片、成區地被拆,有些縣成村、成鄉、成縣地被拆。美其名曰:改造危舊房,建設新民居,實質是賤買城鄉居民的土地,牟取暴利。當下城鄉的這股拆遷風,仍然存在。有的村民居民,平頭百姓,上訪上告,投訴至上級政府,這是這些年信訪總量和群體事件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現在是到了立即叫停這種不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野蠻拆遷的時候了。
第三,十六大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這本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工作,力求加快實現城鄉一體化。但是,由于對“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社會體制和社會政策還沒有進行必要的改革(如戶籍制度等)和調整,所以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基本上還沒有破解。表現之一是,雖然我們破天荒地免除了農業稅費,采取了多項惠農強農政策,但是城鄉差距還是在擴大。1998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1:1,到2008年擴大為3.31:1。表現之二是,雖然在1996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各地政府認真貫徹落實,解決了農民工的很多問題,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農民工的問題仍然存在著與正式工人兩種身份,兩種待遇,兩種期待,兩種心理等問題,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現在,新一代的農民工每年還以近千萬人的規模向城市涌來,滲透到城市的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團體等各個角落。上海市長感言,現在城鄉二元結構已經進到城市里來了。億萬農民工的到來,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城市實際上已“少不了”、“離不開”農民工了。毋庸諱言的是,由此也產生了前面講過的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顯然,農民工體制必須改革,因為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要建設城鄉一體化格局背景下的社會主義新城市,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
第四,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城市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發展有其自身生長、發育、發展的自身規律。城市有機體的諸要素必須協調發展,特別是經濟和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可是,我們有相當多的城市,長期以來,把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得過了頭。沒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進行必要的社會體制改革,沒有進行相應的社會建設,形成了經濟建設這條腿長,社會建設這條腿短的不協調狀況。就業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住房難的呼聲多年不絕。這樣的城市怎么能平安?怎么能宜居?怎么能和諧?我們要建設經濟和社會發展協調的城市,真正能夠實現業有所就、勞有所得、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理想,這是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城市。
中國“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早在65年前,毛澤東同志預言:“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中國需要有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用了60年,歷盡艱難險阻,我們終于把強大的民族工業建立起來了,工業化實現了。600多個城市也建設起來了,但還不夠現代(1945年時叫近代),2億多農民進來了,還沒有變為城市人口,是一個二元結構城市。只能說實現了半城市化。切實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道路,實現中國的城市化,這既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陸學藝 作者為北京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