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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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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引領我進入都市大世界的人，是我的外祖父查爾斯·格雷塞爾。他其實是我母親的繼父，但我們的關系卻密切有如血親；況且，我也沒有其他外祖父。他天性和藹可親，因為時間寬裕，陪伴我消磨了一個個白天，從1899年起一陪就陪了將近6年；這一現象也反映了當時某些社會背景。他60歲的時候，自愿從已經做了很多年的職位上退休了，成了一個“有閑人”。我猜他已經做了幾十年，甚至更久。他以前是戴莫尼克餐廳的侍者領班，那家餐廳號稱擁有全紐約城最好的餐飲料理。至今我的藏書中仍然存有一冊出版于19世紀90年代的戴莫尼克菜譜。書中有數量極多的功夫菜菜譜，既滿足了食客們的愛好，又賺足了餐廳老主顧們的胃口。到退休之后時，外祖父自認已存夠了一筆足以讓他安享晚年的積蓄。我認為那筆錢加起來還不到2000美元；當然，就當時的平均購買力而言，那時的2000美金價值是現在的許多倍——我到60歲時的積蓄可能絕對沒有那么多……
外祖父中等身材，很胖但很結實，頭很大，額頭很高，蓄著絡腮胡子，因每天以難聞的藥水包養而顏色愈深：但厚厚的上唇卻沒有蓄須。他眉毛很濃，像被刷子刷過一樣根根上揚。他這副尊容甚至在晚年都有一種嚇人的流氓相，而他在年輕時的照片里，這種惡相甚至更為明顯。在我看來，他的樣子就像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連環畫中的角色，一個叫“狡猾爺爺”的可親的幽靈人物，時時刻刻以反惡作劇提防著那他調皮搗蛋的小外孫。
我們下午出門的時候，外祖父常穿一件雙排扣大衣。盡管那件外套把他襯托得十分威嚴，他其實是常開俏皮玩笑戲弄別人的，比如你一轉身他就忽然在樹后躲起來跟你玩捉迷藏。或者，比如在家的時候，我前一天剛在院子里種下荷蘭芹種子，第二天他就栽種上一整株帶葉的大荷蘭芹，假裝是我在學校的時候它自己竄出來的。我很小時候，他的一些惡作劇常常嚇著了我。他從莫尼克餐廳帶回來的假面具，會讓我覺得我最愛的外祖父忽然不見了——那還是假面舞會盛行的年代——這總讓我承受著十足的恐懼感；甚至連圣誕老人的面具也讓我大倒胃口，雖然我也同樣熱衷于自己做面具嚇唬別人。他時常往家里帶的大份兒的佐以巧克力的脫骨火雞，或是佐以紐堡醬的龍蝦。我至今仍然記得那些鮮美的味道。
外祖父從來都親切善良，幽默感十足；在我們下午外出散步時，他總是不時看看表，引著我猜時間——如果猜對的話，他常會給我些零錢或者一塊糖當做獎勵——我時間感覺準確得驚人，起源大概就是由那里面而來，這種準確至今依然……
一直到八九歲的時候，我幾乎每天下午都是在外祖父的陪伴下沿著中央公園或河濱大道閑逛。這些經歷裝點了我童年記憶畫卷中最美麗的背景。
外祖父幾乎能說出第5街和河濱大道沿路每座豪宅里住的是誰。我們經常在中央公園東駛的馬車經過之前找一張長椅坐下，例行觀看每天下午的車水馬龍。整個公園就像一條傳送帶，只見車流依次前行，像自我炫耀而有些裝模作樣。車流中，有布魯厄姆車、維多利亞車，以及外形大氣豪華的出租馬車……外祖父能夠根據馬車通過的順序，一說出他們的姓名，有時候還加上一些個人經歷，這些人包括：阿斯特、范德比爾特、戈列茨，以及400多個他人士。他還了解這個圈子以外的有錢人，比如拉塞爾·塞奇，他常乘坐一輛舊式的有流蘇頂棚的薩里馬車。“他是個吝嗇鬼，幾乎一毛不拔”，外祖父經常這么評價塞奇，“不過他老婆倒是個好人。”
奇怪的是，我仍然記得其中一個叫阿特斯的人的穿戴——不然就是那個范德比爾特?——他經常駕著一輛四匹馬的馬車穿過公園，車廂后面站著替他吹喇叭的御者：長相很精神，紅潤的臉頰，烏黑尖頭的連鬢胡子，在白色領圈上高高翹起。我也記得昌西·迪普：他白色的絡腮胡子與外祖父的灰胡子形成對比。1904年那個時候，普迪身體很虛弱，出行必須有人陪同；外祖父從濱河大道的欄桿上俯視著他，一邊評論說，“這個可憐的家伙，沒多少日子好活了。”兩年以后，外祖父過世了，反倒是迪普繼續與死神抗爭了不短時間。
周末出門的時候，外祖父會帶我走得更遠些，去拜訪友人或是交情更好的老朋友，比如巴斯蒂安一家人。巴斯蒂安老人為人和藹可親，胡子花白，長得有一點像格蘭特將軍，以圖書裝訂為業。也同其他來到新大陸的做派文雅、理想主義的德國人一樣，來到新大陸與其說是尋找更客觀的收入，不如說是因為渴求自由。正是這位巴斯蒂安，在我只有8歲的時候，就極力主張我閱讀詹姆斯·費尼莫爾·庫伯作品，例如《間諜》、《向導》、《先鋒分子》等等，自然還有我最喜愛的“皮襪子系列”小說……這都得感謝他。
這種散步會讓我們有機會逛遍整座城，可以去外祖父定做靴子的運河街，也可以去他買雪茄的東第五十幾街，他總是從制造商凱澤和克魯格那里直接買。他們的雪茄中等價錢，手工制作。星期六的話，有時候我們也到布魯克林的景色公園聽樂隊演奏會。舅公路易斯·斯布里希就會帶著他父母雙亡的小外孫休維爾和我們一起去；孩子當中那個休維爾，跟我年紀差不多，是個女里女氣的男孩。有時跟外祖父逛中央公園時，會碰到一兩個他在戴莫尼克餐廳共事過的老朋友。他們就像外祖父一樣，穿著講究，溫文爾雅。特別是一個快活的菲律賓人，他以前是戴莫尼克的主廚，常穿一雙雙排扣灰色大衣，配以一頂灰色高禮帽（那是一套非常考究的賽馬會禮服），突顯出他是拿破侖三世式特有的灰色帝髯。我至今還記得他那一口滔滔不絕的法語……
那幾年下午例行的出門散步，讓我初步對城市有了印象，包括我們住區以外的廣大地域……總之，從1915年起，我就開始系統地步行考察我的紐約城和它周遭地區，親眼看到這座城市的巨大活力，仿佛閱讀一本大部頭著作那樣，細細品味著每座建筑物。這樣不斷行走觀察當中，我又感到，這豈不就是繼續著早年我獨自一個人在城里那些悠哉悠哉的巡游漫步嗎？
總之，令人欣慰的是外祖父的堅毅剛強，泰然沉著，這種沉著是一種大將之風。他長期病痛最讓人悲痛的是他無法行走以后身體肌肉的萎縮，衰退后籠上了一層暗灰色的陰影。但是，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他還是保有一種時隱時現的幽默感。1906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與他道別的時候——他是9月去世的，他知道這可能就是我們的永訣了，于是對我說：“記住，路易，我走后，你媽媽以前怎么責罵我，也會照樣子地責罵你，別計較。要對她好一點，好好照顧她。”
我太愛外祖父了，以至于用一種孩子才有的近乎麻木不仁的自我保護來面對他的去世。死訊電報打到了弗蒙特川約瑟芬夫人的法式農莊，那時我照例在弗蒙特川消夏。我表現非常冷靜，不帶感情地詢問了他死后我媽媽和我們的住處會有什么變化。沒有一滴眼淚。我是在他完全離開我的正常生活一年多以后，待我完全成熟，每當默想我的童年，才意識到他對于我的全部含義。他對于我的意義，真的不僅僅限于城市研究方面。
外祖父的身影構成了我小時候的核心記憶。雖然如此，城市的其余部分仍然通過其他細枝末節向我彰顯著它們的存在。這些更加零星的記憶片段也一直陪伴、滋養著我。我的保姆奈莉·阿赫恩（Nellie Ahearn）也是愛爾蘭人，十年來一直為我家燒飯幫傭。是她第一次把我帶進了城市中西部，四十幾街上骯臟的公寓房；第一次把我帶到了靠近阿姆斯特丹和哥倫布大道上她親友的家里。那些公寓房的走廊里飄著難聞的氣味：炒過頭的圓白菜味混合著家具上光劑的味道，摻雜在其中最難聞的是殺蟲劑和消毒劑的味道。住戶都指望用這些殺蟲劑作為輔助手段，來增強肥皂的洗滌清潔效果。據說，味道越難聞效果越好。
不久，我就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了更加貧窮的住所，那是19歲時候，去拜訪我的朋友歐文·格蘭尼克奇，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作家邁克爾·高爾德，著名小說《沒有錢的猶太人》就是他的作品之一。他住在東區很遠的克里斯蒂大街上，我常去拜訪他。他的住處只有一個窗戶能照進自然光，而且因為建筑年代久遠，成群的蟑螂和臭蟲有充裕的時間在實木家具里安家盤踞。但我必須補充一點，那時即便是最優雅的住宅區，比如即使是在英國大學者、劇作家和哲學家，卡萊爾住的切爾西住宅內，這種人類的昆蟲伙伴也絕不在少數。條件稍好的公寓和較差公寓的唯一區別是，前者是除蟲公司定期前去打掃（在當時那些太平日子里，人們還只想到要滅絕老鼠和害蟲：人類自身當時尚未屬于滅絕之列）。
感謝這些際遇，讓我成長在一個真實世界、一個現實城市社會里，了解了社會的分層和錯誤；看到了城市環境的貧窮、骯臟，以及很多窮人在面對難以想象的兩難抉擇時堅決付出不退縮的努力，力求保持自身的體面和尊嚴。之后，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我在高等教育委員會供職期間，一旦打破僵局，捅破天窗說亮話的時候，這種結識過三教九流紐約客的豐富經歷，便使我能很容易地融入該組織中那些民主黨這一派的同事們。最初認識我的時候，他們會尊我為教授，但往后他們就會發現，我其實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同時也是我所了解的、童年時所熱愛的紐約城中的一員。像他們一樣，我也上過公立學校，也是處處為家。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才體會到和外祖父一起散步對我日后的生活產生了多深遠可貴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抵制了我上的小學的那種狹隘、老舊的教學內容和官僚的教育套路。7歲之前，我得過一場久治不愈的麻疹，緊接著是乳突炎和一次長時間、聲音非常可怕的百日咳，讓我身體變得很差，性格隨之變得消極、羞怯。若不是在外祖父的辛勤守護下外出散步，讓我，仿佛透過狹小的瞭望孔中，見識到一幕幕別人的生活景象和別樣的生活方式；若不是這樣，我真可能會被當時那些課業學習和枯燥訓練徹底榨干的。
我經歷過青春期長大起來的這段時間內，周圍的城市景象發生了一系列巨大的更替和激變；讓人驚訝的是，很多變化都是朝著更好的方向邁進的。就是在那個時候，在東區其中一個條件最差的貧民窟的一塊空地上，開鑿出了日后的雅各布·里斯公園；也是在那個時候，丹尼爾·伯納姆建造了第一座獨立的摩天樓，平頂大廈。接著，伯納姆就是伯納姆—魯特聯合公司的繼任者。魯特在芝加哥蓋了另一座獨立的辦公樓，殘丘大廈。布魯克林大橋以北的一些列橋梁，同樣也是在那個時候重造的；美觀程度緊隨布魯克林大橋之后的地獄之門的鐵路橋是那個時期的巔峰之作。20世紀最初幾十年，公園大道同樣也完成了一段堪稱典范的城市景觀和宜居合理的規劃。一條寬闊的綠化帶縱觀路中央，形成了一條愜意可心的人行道。也是在那段時期，出現了一波洶涌的搬遷浪潮，低收入群體大量涌入西北部的布朗克斯區，中產階級則也紛紛遷移涌向城郊。
我曾經如此熟悉而親切的城市已經被破壞；殘存下來的，大部分也即將消失殆盡。廢墟中到處散落著自己生命經歷的零碎記憶。這些也將隨被運走的碎石瓦礫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個時期的杰出建筑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在設計那個超大型、圓滾滾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時，巧妙地融入了自己的精神形象，因而這座建筑物可能會在這次核爆炸般的劇變中逃過一劫。所以，即使城市其余部分都被摧毀，他的精神形象也會在勘察廢墟的時候被人發現，而我無法享受到他那樣的幸和安慰。從這個意義來說，我與同輩人有同樣的遭遇。無論是高興還是悲傷，我們這些人，就是生不逢時罷了……
在紐約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即便是紐約城市最日常的社會活動都帶著一種家庭色彩：某種角度來說，特別是晚春和夏天的傍晚，在以中產階級私有排房為主的街道旁邊，這種色彩都最為明顯。每逢炎熱的傍晚，每戶人家，或是提供食宿出租房的住客們，就都聚攏在高高的門廊里，坐在草墊上，點上熏香或味道強烈的中式蚊香驅蚊子；搖著芭蕉扇，三五一群地聊天，不時同鄰居打個招呼，同時還盯著自己家的孩子玩上最后一個捉人游戲、拉馬車；馬車由一支罩在雪茄煙盒子里的蠟燭照亮，小一點的男孩子充當人工發動機，從后面推著馬車，在街區里跑上跑下地玩耍。
我回憶的這幅畫中，有種田園牧歌般的純真與親睦，令人不禁憶起逝去的時光。透過舞動的蕾絲窗簾傳出的寂寞鋼琴曲，極有可能是求愛的信號，但除了琴聲和高架鐵路的隆隆轟響，以及出租馬車敲在鵝卵石路面上發出的達達聲外，最引人注意的要算人聲了：咯咯的暗笑、大笑聲，或者只是無所事事的閑聊，時不時還會聽到口哨聲，甚至歌聲。但當天晚些時候若發生了可怕的事件或者違法行徑，報童沙啞的嗓音就會聳人聽聞、令人毛骨悚然地叫嚷上好一陣子：“號外！號外！整版的爆炸性新聞！”
那時候的生活，雖然沒有電影大片，沒有電話，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機，沒有汽車，沒有現金這種必須即產即銷的大宗標準化商品，但是那種生活卻并不缺少興味，不缺少色彩：不過這種變化體現在細微之處，哪怕是些微小差別。社區里的雜貨鋪可以說是最合適的代表。每一家雜貨鋪都有一排黑漆盒子，盛放著散裝零售的茶葉和咖啡，每一種都標出產地和來源。來買咖啡的人，都熟知各種咖啡的特殊味道——圣多斯咖啡、里約熱內盧咖啡、馬拉開波咖啡、爪哇咖啡、穆哈咖啡——往往貨比三家，從不同價位當中挑出質量最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仍然比較挑剔的中產階級的多彩生活圈子，就從紐約城逐步消退了；到了20世紀50年代往后，歐洲的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曾經是中產階級最后牢固盤踞的地方（從巴黎的“不二價”商店——和藥店開始——發出了第一響不吉祥的音符）。有一種現象就是最清楚地表明了我們這一代人與如今這代人之間的巨大差別，這就是：我根本就無法接收當今這種銷售制度：它不經過商量，就把本該屬于店主人和消費者的決定權，統統給拿走了；還不容你內心有絲毫抵抗與不滿。拿走之后，又把這決定權交付給了市場調查員、包裝專家、廣告公司和批發商。從這個注重包裝的世界中長大起來的年輕一代，天然地會接受這種外來控制和強制做法，覺得這都很正常：他們喪失了選擇權利，喪失了品嘗權利；這些，他們幾乎根本還沒意識到！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體驗過以前完全不同的做法和待遇！我們呀，獲得了自動化，卻喪失了自主權！
……
我敘述的這幅充滿懷舊意味的畫面里，卻缺少了一個重要人物：那個最初把我帶進這一幅幅每秒圖景中的那個小男孩，如今我卻無論如何也無法重新找回來了。或者說，我已經無法再次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因為，這個孩子，同樣，也把我這個“尋找者”當成他周圍場景之一而非一個真實的人，與我失之交臂了。至于其余細節，我仿佛自己就是個外來客，在仔細觀察著這個孩子：只見他有時候蹲在地上畫畫，畫一些戰船或者馬匹；時而仰頭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晚安！幾點鐘了？幾點鐘了？”及至上床就寢之后，還要確定媽媽和外公確實已在隔離房間了。這個鐘點，這戶人家通常是在玩皮納克爾紙牌，小男孩毫無睡意地詢問，就像是挑戰他們的耐心。還有時候，這孩子也同街區里一幫小伙伴玩海盜與警察的暴力游戲。
哦，但是那個機靈的小伙子，那個隨同自己的自我意識一年年長大成人的機靈小伙子，如今哪兒去了呢？不知為什么，他在躲避我。我開始揣測其原因：他已經化為如今自我世界里無法融解掉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從一個居高臨下的外部視角來觀察他。如果我太刻意地去觀察他，就會產生一種恐懼感，如同在鏡子前面看自己看太久時的感覺。如果人長時間盯著自己的影像看，可能出了一張做鬼臉的面具外，其中則沒有真實生活的絲毫蹤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