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涉及大興、朝陽、海淀近3萬學生；朝陽教委稱將全部予以安置，海淀和大興教委暫未回應
本報訊兩天后，是海淀東升鄉打工子弟學校———新希望小學原定的開學日，而今，這處800多名孩子的校舍，只余下一地瓦礫。
8月10日，因租房合同到期，新希望小學辦校用地被東升鄉科技管理站收回，校舍全部拆除。
據了解，自6月中旬起，大興、朝陽、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近3萬名學生。
校方稱申辦許可證未獲批
“已經辦學十年，就這樣說關就關了”，大興區西紅門鎮團河實驗學校校長楊女士面帶愁容。
6月9日，團河實驗小學560多名學生考完試走出校門時，均收到了一張告知書。告知書稱，“經檢查，團河實驗小學在違法建筑內非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于2011年6月20日取締該學校，請各位家長停止預交下學期學費。”
此后，大興區十多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接到關停通知。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產證，校舍為違法建筑，存有安全隱患，是這些學校被關停的共同原因。
“從2006年開始，區里就沒再給哪家打工子弟學校發過辦學許可證。”楊女士稱，學校自2002年開辦后，她曾多次向各級教委申辦辦學許可證，但一直未獲批。
楊女士稱，目前，大興不符合辦學標準的學校至少有17所，此次關停后，一萬余名外來務工者子女將面臨失學。
市教委表示不太了解情況
與大興情況類似的還有朝陽和海淀的多所打工子弟學校。
“今年6月底，學校因為合同糾紛，被村委會停水停電。”海淀區紅星小學謝校長稱，8月9日上午，校方和房東接到海淀區法院的電話，“法官告知房屋與土地將被強制收回。村委會的人則當場將房屋拆毀。”
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發展的公益律師田坤說，當前北京還有100多所不符合辦學標準的打工子弟學校。對待這些學校，不同區縣采取了不同的監管政策，但陸續關停、分流學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昨日，就多所打工子弟校關停一事，市教委表示是各區縣的事情，他們不太了解情況。
朝陽區教委相關負責人稱已做好充分準備，絕不讓一個被關閉學校的孩子失學。海淀區和大興區教委則暫未給出回應。
■ 個案
打工子弟校：轉正只能是一個夢
“想不通，開辦打工子弟學校十多年，我一直覺得做的是好事，是善事，但總是被驅逐”，團河實驗學校校長楊女士雙眼通紅。
楊女士介紹，學校2002年開辦，起初只是租用了百多平方米的幾間房。2003年，按鎮教委的要求，楊女士租下這塊近4000平方米的村集體土地，并自行修建18間平房作為校舍。
汶川地震過后，大興的打工子弟學校按教委要求，加固了校舍，增加了設施。去年，大興區育紅學校更是新蓋了兩層樓的校舍，配備了攝像頭、消防設備，還在每個教室里裝上了空調，聽說花了200萬元，但剛用了一年，就被要求關停。
“原大興區委書記也來我們學校視察過，說辦得不錯，可以申請辦學許可證。”楊女士稱，當時很高興，但去教委申請了數次，都沒有獲得批準。2006年，北京多個區縣停止向打工子弟學校發放辦學許可證。
按《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的“基本標準”規定，校園面積至少要達到15000平方米，校舍總使用面積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體育場地應當滿足相應學校規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環形跑道等。“說真的，這些條件，沒有哪家打工子弟學校能達到，轉正只能是一個夢。”楊女士說。
■ 善后
朝陽
兩種方式分流學生
據介紹，朝陽采取兩種方式分流學生：如果分流孩子可以辦理現居住地的《借讀證明》，就可進入公辦校免費就讀；如果沒有借讀證明，教委會將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辦學的學校。今年的收費標準為350元/學期，教材免費。
博雅小學作為東壩附近的一所政府委托辦學學校，昨日臨時成為該地區關停學校的學生家長咨詢地，5所委托辦學學校在此接受咨詢。家長填寫一份孩子的情況說明表，表明就讀意向，將表格交給有關接收學校。此后，由學校通知家長接收情況。
朝陽教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原則上將最大限度滿足家長的就讀意愿，如委托辦學學校接收名額已滿，將由教委出面協調其他學校。
不過，被關停的藍天實驗學校校長竹道靜認為，僅東壩地區被關停的4所學校，學生總數就達到3900多人，委托學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學生。
對此，朝陽區教委有關負責人承諾，區教委保證接收學校有充足的接收能力，絕不讓一個被分流學生失學。
海淀
憑“五證”申請公立校
與朝陽區不同，海淀區紅星小學、新希望小學關停后，其所在地東升鄉政府工作人員告知家長，要求家長自行辦理“五證”，隨后可向公立學校申請入學。
所謂“五證”是指，家長或監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
“‘五證’對于大多數家長來說，是一道高門檻。”多名學校負責人直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家長，大多是菜農、商販、臨時工，甚至不少靠拾荒為生，根本無法做到“五證”齊全。
截至昨日，紅星小學1400余名學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長辦齊“五證”，申請進入公辦學校。新希望小學800余名學生中，只有100余人申請。
“還有100多名學生家長，無奈地表示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剩下的600名孩子，還不知道學校已經被拆了。”新希望小學校長肖先生說。
■ 專家聲音
控制人口不應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認為，關停、拆除打工子弟學校，并不是一個好辦法。北京不斷關停這類學校，也并非教育部門的單方想法，而是利益需要所推動的結果。
儲朝暉說，在如何處理打工子弟學校的問題上，解決得較好的是上海，由政府出錢收購和開辦打工子弟學校，外來務工者子女無障礙入學等措施，都值得北京借鑒和學習。
他表示，對于此次關停的學校，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應采取“關停就要接收”的措施，安置好數萬名學齡兒童，而不應提出“五證齊全方可申請進入公立學校”這一高門檻的接收政策。
不過，他說，當然，無條件接納因關停而失學的孩子，并不意味著將北京的教育資源門戶大開，而是將此次失學的孩子與此后新進北京的打工子弟區分開，對于后者，仍可實行如“五證”齊全方可申請入學等此類政策。
儲朝暉表示，“五證”齊全的入學政策有一定合理性，但缺少人性化。而北京實行控制人口相關政策，不應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打在教育身上，要打也應打在勞動就業等部門身上，讓來京務工政策更合理。(本報記者石明磊 王佳琳 杜丁)
評論： 偌大的京城就真得容不下打工子弟的一張安靜書桌嗎？
今年五六月份以來，位于北京市大興區和海淀區城鄉接合部的幾所打工子弟學校先后接到區教委的停辦通知。眼下中小學即將開學，成千上萬名農民工子弟再次被迫面臨政策性失學。
流動人口的子女，被稱為“流動的花朵”，本應享有和北京市同齡人一樣的不可侵犯的受教育權利。不過，深陷人口不斷激增困境的北京，卻難以容得下他們的一張書桌，這真讓人非常遺憾且十分費解。
平心而論，大批農民工的涌入給北京帶來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客觀上承擔了包括郊區垃圾場廢品分揀等在內的許多北京市民根本不愿意做的臟、臭、累工作，應該說為首都的發展建設做出了應有的積極貢獻。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力自然流動到首都，農民工的子女自然也就有權力隨父母來京。只要他們通過合法的勞動能夠頑強生存下來，應該說，沒有什么能夠阻止農民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學。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規定和公民權利的。
作為公民的一部分，廣大進京務工的農民工也有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天然權利，其中之一就是讓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學校教育。流入地政府應該滿足人民的受教育需要。但如果作為流入地的北京市解決不了這些孩子的受教育需要，那就應該允許“私立學校”來合理補充，也就是說，應該允許打工子弟學校的成長和發展，而不是一紙紅章大印、白字黑字的簡單關停。要知道，如果進京務工者的子女無處就學，那么他們過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權利顯然就受到了嚴重侵犯。
現在，海淀區和大興區以含混的非法建筑、校舍安全和辦學質量為由，強制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看似合理，但卻讓人難免懷疑這樣的理由是否能夠成立——— 建筑非法，責令換個地方即可；校舍不安全，限令整改即可；教學水平有問題，督促提高即可。為何卻要偏偏以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并非唯利是圖的商人，只要有辦法就不會讓孩子在危險的校舍中讀書。政府有確保轄區內打工子弟學校安全的責任，但如果只是采取簡單粗暴的強制關停，似有“懶政”的嫌疑。
毋庸置疑，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農民工，也根本不可能將農民工完全清除出去。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采取積極的政策規范和引導。然而，雖然北京市對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采取了分流和規范，但由于公辦學校的名額十分有限，而入校就讀的政策限制也很嚴格，所以很多農民工的子女其實根本無法到北京公辦學校去念書。既然公辦學校進不去，而這些適齡孩子又總得有地方接受教育，于是就使得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有了充分存在的理由——— 經濟學的原理說：有需求，就會有市場；無需求，則無市場。
分流也罷，規范也罷，取締也罷，作為農民工流入地的北京，政府對轄區內的打工子弟學校的政策和指令的目的，都應該是滿足民眾的受教育需要，而不應是一勞永逸冠以非法辦學的大帽子強行取締，迫使這些流動的適齡兒童失學或離開父母回老家留守。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即便再次關停了，像生存力很強的“小強”一樣，打工子弟學校依然會再次“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