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２０日電（記者賀占軍 馬揚 姜婷婷）“再不走，我這輩子恐怕真要打光棍了！”今年３１歲的何海軍在北京一家官方網站打拼了５年，經人介紹，他已相親不下１０次，盡管才貌俱佳，但對方得知他是個無房戶后，最終都委婉地以“我們不合適”為由匆匆結束。
經歷多次打擊之后，何海軍決定離開北京，投奔山東一家民營企業：“至少，那里生活壓力相對小，幸福指數要高。”
由于中國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嚴重，何海軍們不得不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到二三線城市尋求新發展。但有進入中小城市的人們發現，在這里也出現了“大城市病”的跡象。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癥狀”已經開始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有的地方還表現出加劇的趨勢。
“這里的城市病越來越明顯了！”３年前迫于生活壓力，從上海回到家鄉甘肅省蘭州市的王盈盈滿腹不解：“蘭州怎么堵車也越來越厲害，而且冬季空氣質量太差，今年入冬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是嚴重污染了。”
不僅如此，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堵車”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國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傳染”。
“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于ＧＤＰ增長速度。”在南京市一家藥業公司工作的李凱說：“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一些重點路段２００米的路開車要走２０分鐘。‘大城市病’在這里傳染得很快。”
剛剛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趙欣怡很不習慣烏魯木齊沒有自行車道：“自行車道已經全部被機動車擠占了，這里打的又很難，每天上下班只能坐公交車，很無奈。”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經背負著一線城市高房價的中國人還發現，一些二三線城市逐漸出現了“一線房價”。“借錢也要先買套房子！”剛剛從北京回到西安的王輝說，“這里房價漲得這么快，得早下手。”
“看病難”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樣存在。烏魯木齊市民王海英早晨５點起床后，便匆匆趕往新疆中醫院排隊掛專家號，而當地上班時間是上午１０點。
“我去的時候已經有十幾個人在排隊了。”王海英說，５年前，烏魯木齊不可能有這種情況，這幾年人口增長太快了。
一些專家指出，近些年，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復制或被傳染了“大城市病”。對此，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表示，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大城市病”。
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現，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辦法，“新城區”“老城區”“城市西擴”“市中心東移”等等，都是各地應對“大城市病”的努力與實踐。
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時，開始追求“幸福指數”、“健康城市”、“綠色城市”，以減少“大城市病”的深度傳染。
許多中國政府官員已經意識到，當今中國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并不簡單取決于人均ＧＤＰ或人均收入，還取決于當地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以及市民的精神狀態等。
在這一理念指引下，重慶市計劃用兩年半時間解決“十件民生大事”，以提升重慶人的“幸福指數”。
吉林省長春市則將創建“健康城市”作為治療“大城市病”的一種選擇，力爭到２０１２年，使市民健康素質、環境健康水準、社會健康評價達到國內先進水平。而江蘇省江陰市、河南省平頂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則把“幸福指數”納入到了對當地官員的政績考核中。
杭州市自２００８年５月推出城市免費公共自行車后，許多公共自行車的“壽命”大大縮短。但有專家認為，把公共自行車騎壞了，從某個角度講是好事，自行車的負荷越重，說明開車的人越少。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指出，自行車成為“免費午餐”，是治療城市病的一項有益探索。
在中國東部，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人把戶口從城市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專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于解決城市空間壓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的規劃建議提出，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強化規劃約束力，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２０１０年城市藍皮書》預測，大約在“十二五”中期，中國城鎮人口與鄉村人口將首次持平。對傳統農業大國而言，這是極其深刻的變革。從這個意義說，有了和諧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國民幸福。
而中國建筑科學院原院長王有為則建議，各地在構建“綠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據當地氣候、環境、資源、經濟和文化等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利用當地資源建設“綠色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