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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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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侯外廬先生對他主編出版的《中國思想通史》給我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這部書的最大缺憾就是缺少對古代諸子經濟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我認為此話是經過侯老長期痛苦思考后的箴言。離開經濟基礎而談思想史，這是歷史的偏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的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能夠作為黨的中心工作，即此一點就有解放思想、解放人，要求變革上層建筑與之同步的意義。改革開放已經超過30年了，這比我黨從建黨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長，因此整理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史是時代賦予的課題。
本書是學習我國改革思想史的一部專作，但要聲明的一點是，我不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專家。我想任何對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有興趣的人，都有權利用心寫出這方面的著述。當代人寫當代史，有諸多有利的條件，但能否客觀公正，則一直是史學界討論不休的一個有趣話題。本書也面臨著這一問題的詰問。我希望從我個人的角度，從我父親的觀點思想入手，梳理他的一些明晰的觀點是怎么形成的？他是怎么想的？我只能以這個我熟悉了解的人物為核心，把他有關的講話，我的日記，還有一些相關資料梳理出來。這本書側重于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他自己也說，他只是在一個特殊時期走上了一個特殊崗位的過渡性人物。過渡性的人物是有局限性的，他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 不僅僅是他，我們這一代人也是處在向現代化中國過渡的一代，這個過渡到今天仍在進行之中。
我想通過這本書，努力從三個方面入手來梳理胡耀邦的思想：一是中國為什么要改革，二是中國的改革怎么改，三是對改革的現狀如何評價？
中國為什么要改革
“文革”之后，在胡耀邦逐步地走上中國的領導崗位之后，他認識到，中國不能走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的舊路、老路。他這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前。不走蘇聯東歐的舊路老路的思想，在黨內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礎的。這些同志的可貴之處是，他們經常去思考黨的歷史，經常把黨的工作與人民群眾的實際要求結合起來看問題。我們的革命道路與蘇聯迥異，我們有20多年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斗爭，這是一條特殊的道路。父親最早是在湘贛根據地參加的革命，這樣的經歷讓他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中國的道路與蘇聯與其他國家是不同的。在延安時期，他又參加過整風，真正了解黨的歷史的人會知道，整風運動主要是針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領導干部只要認真學習，會認識到去蘇聯化的必要性。
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黨內一些同志的思考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這個時候，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戒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當時我在上小學，有一次和父親一起散步，他說：計劃就是法律，這個對嗎？計劃就不能改了嗎？計劃可以不顧實際嗎？計劃是誰訂的，可以這么神圣？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蘇聯道路未必適合我們，也許，那時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深度還不夠，但無疑，思考已經從那時開始了。1969年黨的九大前夕，他決定寫信向毛澤東建言。他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說：“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實現的可能性。”中國必須要走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
這種對中國道路的思考，是我們黨的一筆寶貴財富，我們是來為人民考慮問題的，而不是教條主義的，我們是對人民負責的。胡耀邦就是這批人中的一個代表。改革開放絕不是偶然，有人認為是“文革”的結束決定了改革的開始，我認為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
中國的改革怎么改
堅決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全黨的共識，但是胡耀邦個人沒有使用“集中”這個詞，他的說法是“高度集權”，這個集權是以主觀臆斷的行政命令，以強大的行政權力為背景的。他很明確地使用了“集權”這個詞。他舉了例子來進行對比，他說宋朝為什么這么弱，就是集權太厲害了，每打一仗，前線的指揮官都是要把布陣圖上報朝廷，朝廷批準了才能打。他說特別想去看看寧夏，寧夏一個西北的荒涼之地，怎么能夠建立一個西夏王國？還把宋朝打得很頭疼，西夏的體制一定要比宋王朝靈活得多。而且黨項族還帶有游牧民族的性質。他決心要改的就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他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為標準來衡量社會主義純凈度的社會主義模式。中國人民不能老吃大鍋飯，國家干部和職工不能一直端著鐵飯碗。但同時也不是改掉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別強調民主權利。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全面改革與四化建設》的講話，他說“希望全黨同志和工人階級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參加改革，領導改革”。
為了保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主人翁地位，就要講民主和法制，他常常把民主和法制放在一起講。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之后要為全民的利益負責，另外也不是改掉黨和人民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承諾。1986年的時候，他就談到了社會保障問題，他說不吃大鍋飯了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對人民的醫療養老負責。我想在他之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秉承了他的思想，是愛民、為民、親民的政府，政府的愛民為民親民的舉措我們都要支持，尤其是近兩年，社會保障的力度加大了，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是非常好的事情。要讓人們在進取之中有所保障。在怎么改革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忘記為人民謀幸福的承諾。
對改革的現狀如何評價？
如何看待改革的現狀，特別是看待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我被經常問到的一個問題。我認為，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一定不能動搖，從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搞政改，我們每次黨的代表大會也都不回避這個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可以從解決民生問題入手，比如說房地產問題，供需關系已經成為房地產問題中亟需解決的第一位的問題，需求遠遠大于供給，而供給的瓶頸就是在土地問題上，人多地少，土地稀缺。這似乎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它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比如北京市的發展，已經包括了很多城中村、城郊村的建設，老北京變成今天的新北京，城市擴容了。十八里店是我上大學時參加“四清”的村子，現在已經成為開發區。在北京城區，有40萬套房屋是小產權房，按一家三口算，就是有120萬人居住在“不合法”的房屋中。為什么不合法？就是因為建筑在集體的土地上，集體的土地沒有變更為國有土地，房屋就是不合法的，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F在我國的小產權房的面積，已經達到66億平方米，約8350萬人口都住在小產權房里。我們說要規范公權，保護私權，在兩種公有制之間沒有形成規范，又如何保護私產呢？農村也有建設用地，為什么只有農村建設用地變為國有土地才能是合法的呢？這樣的政策是土地財政不進入預算，強行征地拆遷等種種麻煩的根源。拆遷已經成為目前引發群體事件的一個最主要的導火索。這牽扯到我們的憲法，牽扯到所有制的問題，這樣的民生問題不是政治改革的問題又是什么呢？我連續兩年在兩會提交的提案都涉及土地制度，我們贊成如何維護農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沒有必要把集體土地再變性為國有土地然后才能搞基本建設，才能搞商業用地。我們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前，所有的錯誤、所有出現的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對農民和對土地的態度上。如果改革開放30年以至再往后，在城鎮化過程中，在農民土地上再發生問題的話，我們的執政成果就會打折扣。
從民生問題上剝繭抽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很現實的入口。胡耀邦曾經說：我們能不能用集體所有制的辦法來搞我們的小城鎮呢？我看到在他身后北京的變化，正是在向他預言的道路發展。中國多數人期待的政治改革，就是希望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匹配，希望國家能夠長治久安。梳理中國的改革史，不難發現：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