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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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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農村發展高層論壇會議綜述
由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2011年中國農村發展高層論壇日前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學者主要圍繞農業增長、結構變遷與農業現代化，國際趨勢、農業市場和結構變遷；農民收入、消費與社會結構轉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等主題，就農業和農村發展、經驗和前景問題進行研討與交流。
一、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宋洪遠主任在 “從積貧積弱到全面小康”的主題報告中，簡要回顧了近代以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程。他認為，百年以來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可分為清末民初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以來等四個階段，并通過翔實的歷史資料對這四個階段的發展狀況和特點進行了分析。得出的重要經驗和啟示是：一要深化農村經營體制和管理機制改革，加大農業農村投入；二要加強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加快改造傳統農業；三要著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展現代農業；四要正確發揮政府和市場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展望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前景，宋洪遠認為，在工業化基本完成、城市化快速推進、市場化和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呈現以下趨勢與特點：一是農業產值與就業份額的非均衡遞減，二是土地非農與人口非農的非均衡遞增，三是農業的小部門化與多功能化，四是城鄉收入消費差距的擴大，五是機械—化學—生物—信息技術的交互演進，六是農業雙層經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七是農業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為此，他提出要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和保護，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新農村建設，充分發揮工業化城鎮化的支持帶動作用、提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等方面，推進農業農村長期平穩較快發展。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圍繞當前國際形勢和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及其對中國農村政策的意義，發表了很多獨到的見解。林毅夫回顧了世界金融危機給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指出發達國家由于需求萎縮導致了失業率增加，稅收減少，政府公共債務急劇積累，政府財政政策陷入兩難境地。他認為，由于發達國家目前還占到全世界生產總值的70％，受復蘇前景黯淡的影響，在未來幾年，整個國際外部環境還是比較低迷。而中國作為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工資增長的速度也很快。另外，由于較低的政府公共負債水平和大量的外匯儲備，國民經濟中消費和投資增加都會比較迅速。他樂觀地認為，中國經濟將在未來20年保持8％的增長，到2030年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應該是至少達到美國的50％，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林毅夫指出，要實現這種長期、穩定的增長，首先取決于政治和社會穩定；其次是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后發優勢；第三要解決收入分配及貿易不平衡問題；第四要妥善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林毅夫還指出，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發展態勢將對農業農村發展提出新的挑戰：一是農產品的量和質的需求將會增加，而農業土地和勞動力的投入將會減少，這將使糧食安全問題面臨嚴峻的挑戰；二是如何縮小城鄉居民在收入和公共服務上的差距問題。為此，他認為，如何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改變農業的產業結構，從而保證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提高農民收入，是未來中國農業農村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
二、農業增長、結構變遷與農業現代化
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世翼對韓國的農業農村發展進行了回顧。在20世紀50年代，韓國的農業發展非常落后，農民也非常貧困，從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韓國開展了全國性的新農村運動，農業農村發展開始加速，1975年韓國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農村地區的景觀非常美麗。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業進一步朝著環保、高科技的方向發展。但韓國農業農村發展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一是農民老齡化問題。目前農民平均年齡大概在55—56歲。二是人均面積少，生產成本高。三是資本投入不足。四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民收入只占城市收入的2／3。他同時認為韓國農業也有很多潛力和機遇。一是韓國消費模式不斷變化，這與韓國農業向高科技方向發展相一致。二是新一代農民數量雖然比較少，但是綜合素質較高，往往成為一些鄉村的領導，帶動當地農村發展。三是近年來韓國農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10年農產品出口達到59億美元。吳世翼總結了韓國農業發展的經驗，他認為韓國農業的快速發展最重要的是依靠農業高科技，通過高科技的發展使種業、農業生產和食品加工業取得發展，農業產業的合理架構使得農產品質量得到提高，農民收入得到顯著增加，從而促進農村進一步繁榮，這就是韓國發展農業成功的良性循環模式。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在中國農業增長和結構變遷的背景下，分析了增長和變遷的主要驅動力，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以及現代國家的政策。他指出，中國農業過去30年每年以4．4％的增長速度發展，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此外，農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遷。改革開放時，種植業約占80％，目前約占50％，農作物內部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時80％的耕地用于糧食生產，現在只有2／3。他認為中國的農業增長與結構變化主要是制度創新、市場改革、政府投入三個方面的原因所致。很多研究都表明，早期中國農業增長的90％左右都來自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中國30多年的市場改革將國內農產品市場高度整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基本接軌，價格傳遞更為迅捷，使農民可以根據價格變動更合理地配置勞動力、土地等要素，顯著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外，政府投入特別是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投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50％的耕地已經得到了灌溉，在發展中國家排在前列，也高于部分發達國家。在科技投入方面，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農業科技投入總量每年都以2％—3％的速度增長。黃季進一步指出，中國農業在取得很大成就的時候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談到未來中國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他預測水稻和小麥的糧食安全并不存在問題，需求增長較快的是蔬菜、水果，更為重要的還有畜產品、水產品，未來會成倍增長，需求很難控制。因此，他認為未來中國農業的發展還是要靠制度創新特別是土地制度創新、市場改革和國家投入。今后國家投入的重點除了增加農業補貼外，更重要的是加強基礎設施、食品安全以及對農業生產等非常重要的一些生產要素的投入。
三、國際趨勢、農業市場和結構變遷
與會專家認為，持續的人口增長、城市化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增加將刺激對大多數食品的需求，從而對全球糧食供給提出挑戰。這些因素會進而推動對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將推動玉米、粗糧等飼料糧和其他膳食價格上漲。生物能源的需求將繼續爭奪土地和水資源。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和土地稀缺將越來越多地制約糧食生產的增長，對糧食安全和人類福祉造成不利影響。除此之外，氣候變化將使農業發生改變，從而威脅那些依賴作物和畜牧業以保障其糧食安全和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的MarkW．Rosegrant先生，研究評估了截止到2050年的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主要產品、熱量供應、價格的影響。
對于如何應對上述挑戰，國際糧農組織亞太地區部經濟與社會政策援助小組協調員PurushottamK．Mudbhary先生認為，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農業研究和推廣農業投資，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的投入，大幅增加糧食作物產量。此外，政府必須對食用糧食向生物燃料生產轉向進行合理處理。最后，為使窮人免受高糧價之苦，需要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糧食安全保障。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分析了我國的糧食生產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主要問題之后，認為盡管實現了糧食生產連續增長，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給保障問題的基礎還很薄弱。我國進口的糧食等其他主要農產品數量也在快速增長，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警示。盡管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產量不斷增長，但由于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對農產品的需求數量不斷增長，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對于農業生產資源的保障，對于農業投入的保障，對于農產品供給的各種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對于確保中國糧食安全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給能力仍然不能輕言過關。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工作委員會尹成杰副主任委員分析了我們國家糧食生產面臨的挑戰之后，認為關鍵要加快農業現代化的建設，把農業現代化建設擺在工業化、城鎮化，特別是國家現代化的首位。
如何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也是討論的熱點。農業部陳曉華副部長在分析了近年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原因后認為，農產品市場體系的建設嚴重滯后是導致價格頻繁波動的重要原因。為此，他認為推動農業發展要建立三大體系，一是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二是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三是農產品的市場體系。他認為，解決農產品市場體系的問題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大力發展現代農產品物流業，二是加快農產品冷鏈設施建設，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的合理水平。
四、工業化、城鎮化、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農村人口的遷移和勞動力流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過程中，人口變化、勞動力轉移以及由此對農業和農村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在最近一個時期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也是政府部門關注的焦點。
專家們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一方面給城市工業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對促進農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指出，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一是農民工的流動開始呈現家庭化和長期化；二是絕大多數到城鎮工作的農民工已經不再從事農業；三是農民工轉變為市民的愿望非常強烈；四是農民工對定居城市的選擇呈現多元化的特點。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預測的結果顯示，從本世紀開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新增量全是負值，也就是說增加的少，轉移出去的多，從而保證了目前我國城市的勞動力還有新的供給。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在2003年，因為中國農業生產率無論是土地生產率還是勞動生產率，都在迅速提高，特別是2003年以后，越來越偏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則用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對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他的研究結果表明，第三產業就業對城市化的彈性比較高，城市化率的提高將導致第三產業的就業比率以遞增的速度增加。第二產業對城市化的彈性最低，第二產業越發展、比重越高，越會在資源上限制城市化。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全國的人均GDP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
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而產生的必然結果。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當前，農民工最不滿意的問題是工資低，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居住條件；農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農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程度也比較低；絕大多數農民工不愿意“雙放棄”，即不愿意放棄農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不愿意放棄農村的宅基地來換取城市的戶口。馬曉河提出了我國目前城鎮化面臨的幾個問題：一是城鎮化與擴大內需的關系問題。中國要想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較低的消費率和較低的服務業占比將成為制約的瓶頸；二是城鎮化與農民工市民化的關系問題。當前從嚴格意義上說農民工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們對改變中國的產業結構，對調整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關系沒有意義。這種城鎮化是農民沒有遷徙自由、農民沒有發展資本的城鎮化；三是城鎮化和城市管理體制問題。當前中國的城鎮體制以一種縱向的行政層級為主，大量優質資源向最頂端的城市轉移，所以反過來大城市建得越來越好，最后又限車、限人入城，形成一種扭曲。此外，城市之間還存在嚴重的城市行政分割現象，在這種機制下，誰都愿意把稀缺的資源，如土地和資本吸納到自己的城市里，誰都愿意讓農民工進城為他們勞動，建設美好家園、美好城市，但誰都不愿意為農民工承擔公共服務支出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