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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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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里，一切皆流動
流動的學生；
流動的老師；
流動的教室；
流動的學校……
沿著永定河旁狹窄的土路，經過一片破敗的平房、散發著嗆人臭味的垃圾場，穿過一條貨運列車軌道，11月20日，記者來到雙槐樹村行知實驗小學——北京四環邊的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
下課鈴響了，孩子們的歡笑聲充斥在校園的各個角落。
走進教室，并列的課桌間的縫隙只夠一個孩子側身經過，據這里的校長易本耀說，現在學校有1000多個孩子，有的班的人數已超過80人，學校實在容納不下了。
“學校建好后就沒有愁過生源。”易本耀說，其實，上民辦學校也是家長的無奈之選。雖然北京市已明文規定，公辦學校接收農民工子女就讀取消借讀費，但這些孩子要全部向公辦學校分流，目前還難以實現。教育資源分布不合理是一方面，公辦學校的各項費用加起來對多數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易本耀告訴記者，這里的學生家長來自全國各地。家長是流動的，孩子們也跟著流動。
在行知學校，每年大概有10%的學生流失，他們或者去別的城市或者回農村老家。老師的流動更加頻繁。行知學校老師分別來自全國16個省區。除了校長、副校長，老師的平均月工資在1200元-1500元之間。
“我們有一個班一學期換了四個老師，而且都是教主科的語文老師。”行知小學英語老師董丹說。今年25歲的董丹算是一個例外。她從開封教育學院畢業，在這里任教已五個年頭了。
“那你以后會離開這里嗎？”
“不會。”
“結婚后呢？”
“也不會。我會一直在這里。”
已到談婚論嫁年齡的她穿著格外樸素。黑色棉襖，藍色牛仔褲，黑色皮鞋，若沒有頭上蓬松的馬尾，你可能難以猜出她的實際年齡。她負責二年級三個班和五年級三個班的英語課程，此外，還擔任五年級二班的班主任。
“看著這里的孩子特別可憐，我們五二班有一個叫馬勇強的學生，有一次沒完成作業，我們打電話到他家，才知道他父母雙亡，跟著七十多歲的奶奶一起生活，后來，奶奶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拎著拾破爛的袋子到學校，我看了，心里非常辛酸。”董丹說，“我小時候父母在外打工，我很理解孩子對愛的渴望，我希望把自己的愛補給他們。”
問起她對未來的期待，她說：“希望工資能再多一點，另外，給我們上保險。”
記者后來得知，董丹的妹妹前兩年患上卵巢惡性腫瘤，而她的弟弟在去年患上白癜風。“我父母在北京擺攤賣煮玉米。我媽媽每天凌晨一點半登著三輪車去五孔橋進玉米，往返一趟要三個小時，回到家再拔好、煮熟就四五點了，六點再拿出去賣。”說起這些，董丹的眼眶里已是淚光閃爍。
而在眾多的老師中，希望一直留下的只是少數。
“老師的待遇只夠養活一個人，有時候，一些老師早上打電話說不來了，下午就真不來了。我后來跟老師們說，要走得提前兩周通知，否則我們連替課的老師都找不到。”易本耀說。“近幾年，走掉的老師少說也有100多個了。”
“這也沒辦法。”易本耀給記者算了一筆賬——
行知學校共有兩個校區，老師總人數110人。加上獎金，老師平均月收入1500元。一年教師工資總支出198萬元；一年校園要負擔的房租14.9萬元;冬季取暖費6萬元。而學校收入來源就是學生學費，學校總人數2076人，每人每學期800元，一年總收入308萬元。加上各種開支，學校每年結余僅十余萬，這十余萬還要應對突發情況。
“老師離開，我也理解，一是待遇低，不能養家糊口；二是不能進修；三是退休后沒保障，因為不在編制，社會保險也沒有。因此留下的大多是剛畢業的學生和退休的老同志。”易本耀說：“學校總共搬了五次，2010年春節后雙槐樹村行知小學也要拆遷了。我今年49歲了，實在有點搬不動了。”
2 城市的變高變大與學校的遷移漂泊
城市，在農民工的手中變高變大；城市，卻把農民工的生存空間越擠越小。學校東移西遷的過程，從另一個側面訴說著一座城市發展的腳步以及為此所付出的代價。
在即將拆遷的朝陽區十八里店大武基村，記者見到了河北忠誠學校負責人曹帥。
24歲的他已經是這個學校第三代負責人了。與很多年輕人臉上的陽光活潑不同，曹帥顯得成熟沉穩，笑容和話語中帶著幾分辛酸和無奈。河北忠誠學校尚未獲得教育部門審批，仍處于非法辦學的階段。
“我不想讓祖父和父親一手創辦起來的學校砸在自己手里。”曹帥說。
1996年，曹帥的祖父和父親從河北張家口來京打工，那時候四環還沒有建設起來，兩個人看到很多農民工帶著孩子在菜地里干活，這些孩子因交不起高昂的費用無法進入北京本地學校，孩子們面臨著失學。于是，兩人萌生了辦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想法。兩人用撿來的木頭訂成桌椅，在小武基村租到一所幾十平米的房子，“簡易學校”就這么開辦起來。
一直存活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區域位置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偏僻，交通不便。如果哪天城鐵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著學校要被拆遷了。
接下來的十幾年里，“東移西遷”成為忠誠學校揮之不去的陰影，而學校也幾易其名，從“菜農小學”到“河北小學”再到“河北忠誠學校”，頻繁改名的背后蘊藏著曹家三代辦學的興衰。
“‘一傳十十傳百’，1997年后學生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達到1400多人，那時候在四路通村、小紅門、大武基、通縣、大興共有五個校區。”曹帥說。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農民工子弟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們只能隨著父母，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
曹帥說：“2007年之后，由于拆遷，大武基村在漸漸消亡，學校生源也隨之驟降，現在只剩下240多個孩子。”
“只能再找出路，往五環、六環搬吧。”曹帥說。
“2003年前，我們未經教育部門批準，屬于非法辦學，為了躲避警察，學校在一個地方最短只存在了半天，就搬走了。學生們也跟著學校到處轉移。”易本耀說。
動蕩不安，是農民工學校的共同經歷，也讓這里的孩子被迫承受轉移搬遷的諸多不便。
3 希望留在這里，又害怕留在這里
子女教育、醫療保障、住房等問題，仿佛橫亙在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座座大山，讓他們時刻感到農民與市民兩種身份間難以彌合的距離。
龍曉英是河北忠誠學校一名普通教師。“我們學校的孩子如今面臨著和第一代農民工家長共同的難題：是留在城市還是回老家？”龍曉英說。
對于這些流動兒童而言，中學畢業就是這個城市容納他們的極限，因為不能參加北京的高考，多數農民工子弟學校選擇了全國通用的人教版教材，而沒有選擇北京市公立學校使用的北師大版教材。事實上，中考之后，幾乎沒有北京的高中會錄取他們。要參加高考就必須回原籍就讀。
記者了解到，除了少量學生去了北京的職業學校，一部分孩子讀完初中索性留下來幫著父母做點小生意，大部分孩子都回原籍繼續上學，只能期待高考考回北京，一家人再團聚，這是城市留給他們為數不多的上升渠道。
“走”或“留”的尷尬是農民工生存狀況的一個縮影。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對外資開放，更重要的是城市向農村開放。而農村外出勞動力在城鄉間“候鳥式”的往復流動，則是特定制度條件下中國城市化的一種獨特方式。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從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國經歷了120年，德國是80年，美國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國僅僅用了22年。
而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增至2.3億人。初步估算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子女約2000萬人。80后新生代農民工約1億人左右，已婚者僅占20%左右。這意味著，未來幾年，農民工子女的數量還將攀升。
面對這樣的增長，城市并沒有預留足夠的空間。
“1986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第九條明確,地方政府應合理設置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當時沒有預料到中國城市化的腳步會如此之快。”易本耀說，“時隔20年，2006年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出臺，明確適齡兒童在其父母工作或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但這對于農民工子女，似乎還很難實現。”
子女教育、醫療保障、住房等問題，仿佛橫亙在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座座大山，讓他們時刻感到農民與市民兩種身份間難以彌合的距離。
一方面，億萬農民工希望在城里扎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城里孩子一樣享受這里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面對這樣史無前例的遷徙大軍，城市的各個環節都顯得捉襟見肘——1978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僅有21萬，而2008年，北京常住流動人口達465.1萬，約占常住人口的1/3。城市醫療、教育資源嚴重短缺，交通擁堵日益加劇，房價快速攀升，環境日趨惡化，越來越多的“城市病”暴露無遺……
4 農民工市民化，路有多遠
農民工在城市長期居留傾向增加，由“候鳥式”流動向“遷徙式”流動轉變，正由單個農民工進城務工轉變為農村家庭向城市遷移。
“農民工子女學校是過渡產物。農民工學校尷尬的命運也正是農民工尷尬境地的一個縮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教授史柏年說。
“當前，如何有效保障農民工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未來幾年，必須以農民工市民化為突破口，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2006年農民工享有的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只有城鎮居民的25%。近兩年，盡管這一差距有所縮小，但仍然比較懸殊，尤其是相關制度還未對接。
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在最新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指出，中國每年1億多進城打工的農民，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鐘擺式移民”。中國大量農民工長期不能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口，這是中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農民工是當前中國經濟建設的一支生力軍。農民工的尷尬，也是中國的尷尬。
鄒德慈認為，近十幾年來依賴“農民工進入大中城市—提供低價勞動力—加上低價土地—創造GDP—增大城市人口—提高城鎮化率”，越來越成為中國這個時期城鎮化的主要路徑。這樣的路徑，使得中國每年1億多進城打工的農民，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鐘擺式移民”。每年春節前后移動一次，造成世界上獨特的“春運潮”，給國家和社會資源帶來巨大消耗。
此外，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沿海城市的出口加工業萎縮，造成1000多萬農民工“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說明這條路徑的不可持久和脆弱性。
2009年全國城鎮化率46.6%,鄒德慈說，據預測，今后每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仍然會保持在1億-1.5億。農民工“失業”的現象不可能很快消失，大中城市的容納能力今后不可能大幅提高。中國的城鎮化應該走多路徑的道路，路徑之一是積極推進和發展農村地區的小城鎮，目的是截留和吸納一部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避免全部或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不久前,《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條件。注重在制度上解決好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
改革的破冰依然任重道遠。
好在，農民工子弟學校里，孩子們依舊陽光——
盡管他們的家擁擠狹小，而不遠處就是一排排漂亮的樓房，盡管木板搭出的廚房將他們和鄰居之間窄小的通道擠得更窄，過道中間掛滿了衣服、褲子和被單，但穿梭在里面，他們總能找到自己的樂趣。
他們的世界依然爛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