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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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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如何抓住城鎮化帶來的機遇，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專家認為，應加快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解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從而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不斷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
城鎮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2019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0.60%，這是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發展質量穩步提升，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當前，我國城鎮化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有著不小的差距。如何抓住城鎮化帶來的機遇，為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消除城鄉發展不平衡
過去10年來，我國城鎮化率每年約提升1個百分點。2019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
“從城鎮化率看，我國基本完成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目標。”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夏丹表示，我國經濟總量增長如巨艦前行，但不同區域發展差異較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城鎮化率穩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國縮小城鄉二元分化、破解地區割裂分散取得了長足進步。
“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約為50%。然后我們用了將近10年時間，使城鎮化率邁上了新臺階，這一成績來之不易。”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說，近年來，許多“新市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從農民變市民，既帶動了消費市場空間穩步擴大，推動了消費升級持續加快，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商品和服務供給質量和水平穩步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蔡翼飛分析說，從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看，城鎮化率超過60%以后，城鎮化速度會出現一定程度放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將發生一些變化。
“過去，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向城鎮大規模集聚產生規模經濟效應，驅動了生產效率提升和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城鎮化推進速度放緩，要素集聚速度會下降，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將從供給端轉向供給、需求雙驅動。”蔡翼飛說，目前，我國城鎮常住人口規模已超過8億，挖掘城鎮人口的消費潛力，將有助于緩解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等結構性失衡問題。而且，隨著我國城鎮化率超過60%，有必要也有條件下更大力氣去解決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蔡翼飛表示，當前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因此，要通過走“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路子，加快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為順利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制度保障。
專家還表示，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會使更多農民通過轉移就業提高收入，通過轉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從而使城鎮消費群體不斷擴大、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消費潛力不斷釋放，也會帶來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巨大投資需求，這將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釋放巨大內需潛力
盡管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超過60%，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城鎮化過程中蘊藏的經濟發展潛力更是巨大。
“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能所在，推動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將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蔡翼飛表示。
“城鎮化會直接帶來基礎設施投資持續升級。”夏丹說，舊城改造、智慧城市建設將加快；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規模也會不斷擴張；新基建也將進一步提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產業轉移和產業轉型機遇也會更加明顯。夏丹表示，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功能的調整提升有利于推動產業空間布局重塑，形成更為合理的區域協調分工。同時，“排頭兵”能更多肩負高精尖技術研發應用和產業升級職能，引領智慧城市興起。
在徐洪才看來，城鎮化率每年繼續提高一個百分點，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農民變成市民。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會帶來水、電、氣、交通等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供給的增加，從而帶動消費需求規模擴大和檔次升級。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汪彬表示，隨著新型城鎮化持續推進，一方面，大城市將更具針對性地解決“城市病”問題；圍繞都市圈、城市群互聯互通方面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的投資機會將大量釋放；城市老舊小區改造、智慧城市建設以及商業便利化改造也會帶來巨大投資空間。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其是縣城補短板的力度也將進一步加大。
“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需要。”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黃茂興表示，從另一個角度看，城鎮化建設也是促進就業的重要出路，對于完成“六穩”“六保”工作任務有很大促進作用。
推動農民變市民
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率30%至70%的快速發展區間。隨著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城鎮化必須進入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
“如果沒有產業強力支撐，城鎮化就可能產生‘空城’‘鬼城’。”徐洪才建議，要重點解決好產城融合問題，要通過支持產業高質量發展帶動城鎮化質量提升。這就必須加大對農村轉移人口的勞動技能培訓，使勞動力素質與產業發展水平相匹配，幫助農村勞動力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戶。
徐洪才還建議，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使基礎設施水平與產業發展相適應，努力為各類生產要素的適度集中創造便利條件，使產業的集聚效應得到有效釋放。
夏丹告訴記者，當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到45%，這意味著城市中許多人沒有享受到與戶籍綁定的城鎮人口權益。因此，要圍繞“人的城鎮化”，不斷提升城鎮化質量。一是與生存相關的質量問題，包括就業結構、大城市高房價、環境污染治理問題；二是與戶籍相關的質量問題，在放寬落戶條件、促進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同時解決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服務的供應和匹配度；三是城市建設相關質量問題，如智慧城市的更新與轉變、土地資源的利用和改革、應對突發事件能力提升、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等。
“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任務。”蔡翼飛建議，當前，一是要進一步放開農業轉移人口落戶限制，盡快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戶限制，并逐步取消其他城市落戶限制；二是提高進城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能力，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三是提高進城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意愿，維護好進城農村貧困人口的權益，消除其后顧之憂。
蔡翼飛還表示，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一些領域形成了短板弱項，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要注意解決好城鎮建設的投融資機制問題，精準確定投資領域，特別是要確定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影響較大，但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導的公共領域，加大政府財政資金支持，積極吸引社會資本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