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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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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城市經濟“邊際效益迅速遞增”的發展階段。
●中國城市的建設規模、速度和質量決定著國民經濟未來的發展規模、速度和質量。
●中國要想強大，中華民族要想富裕，就得完成用機器取代手工勞動的工業化。要想完成工業化，就得推進城市化。
●中國正在從一個“大多數人住鄉下”的民族向“大多數人住城里”的民族轉變。
●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們給農民的政策仍然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亞洲金融[3.33 0.00%]危機爆發后，我們才發現這個政策給鄉鎮企業的發展留下了多大的隱患。
●“小白領買不起房”的問題和農民工被動返鄉是源于同一個“病根”，即中小城市發展滯后。
●與房地產、住房建設相聯系，城市的科學發展涉及四個主要方面：一是形成合理城市結構的問題。二是進一步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的問題。三是大力增加社區共享資源的問題。四是解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和小城鎮發展的問題。
中華民族現在走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我們正在從一個“大多數人住鄉下”的民族向“大多數人住城里”的民族轉變。中國要想強大，中華民族要想富裕，就得完成用機器取代手工勞動的工業化。要想完成工業化，就得推進城市化。世界各國的經驗反復證明，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結合的空間交點在哪里呢？就在城市。
我們可以很驕傲地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走向那個叫做“城市化”的殿堂。從2004年迄今，每年歐盟主要城市的住房竣工總量加到一起，還趕不上北京或者上海一座城市的竣工總量；在未來20到30年內，全世界新建的30層以上的摩天樓，有九成將建在中國；中國每兩年半的住房建設總量就相當于新建一個紐約或者倫敦。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城市經濟“邊際效益迅速遞增”的發展階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將不斷誘導出“產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階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規模生產力、消費力將會隨著今后一段時期的發展集中地、爆發式地形成和顯現出來。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數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民族。數千年來，人們一直堅信一個簡單邏輯，那就是應當把一切可以動員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直接謀取吃穿用等消費資料的生產活動中。直到建國之后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們仍然堅信“越多的人種地打糧食越多”的邏輯?！耙约Z為綱”，就是說一切資源配置都要首先服從農業生產的需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把數千萬城鎮新生勞動力動員到農村去種地；“工人也要學農”，“解放軍也要學農”，“機關干部、知識分子也要學農”，這叫“五七指示”。
今天，在城鎮中經商務工的農民工達2.42億人。2006年到201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分別為4 .98億噸、5 .02億噸、5 .29億噸、5 .31億和5.46億噸。養活13億中國人，每年有4.6億到4.7億噸糧食，人吃馬嚼、工業用糧都夠了。當然，我們的農業生產基礎總體仍很薄弱，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仍比較低，農業技術水平仍很落后，生態脆弱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觀。但我們養活13億人的農業生產物質基礎是實實在在地具備了。
兩個人種地一定比一個人種地打糧食多，但一百個人種地不一定比五十個人種地打糧食多。這叫什么？這叫辯證法。歷史發展到“越少的人種地居然打糧食越多”的階段了。這個階段叫“城市化”。
在過去30余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以后的發展中，支持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城市化。在2008到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全世界的大國，包括美國和中國，都出臺了強力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今天人們回首想想，美國的政策和中國的政策區別何在？美國財政花錢的政策和貨幣當局印票子、擴張信貸的政策都用于搶救那些瀕臨破產的企業了。通俗比喻就是，都交了“醫藥費”了。中國的政策資源，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實實在在地用在“添產置業”上了，用在“鐵(路)、公(路)、基(礎設施)”上了，用在改造和擴張城市上了，用在廉租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上了。人們很容易想像，在下一階段的發展中，中美兩國誰更有增長的潛力。
我們已經走過了城市化進程的初級階段，先期的大量投入不僅拉動了當年的G D P，推動了當期的經濟增長，而且快速聚集起了數億城市人口，形成了極為巨大的城市固定資產和基礎設施，為今后經濟增長不斷快于投入增長提供了強大物質基礎。
在過去30年，特別是過去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已經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初步完成了集約化生產、交換和廣泛利用先進技術手段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固定資產形成、基礎設施完善的條件；已經造就了數億人口享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社會物質基礎。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城市經濟“邊際效益迅速遞增”的發展階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將不斷誘導出“產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階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規模生產力、消費力將會隨著今后一段時期的發展集中地、爆發式地形成和顯現出來。
城市化不僅是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到強大動力，而且還是解決我們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略難題的共同出路。解決中國的就業、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對外開放、調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礎設施、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諸多重大難題的相交之點就在于城市化發展。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證明，資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優化基礎設施資源配置，緩解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界之間矛盾的最優方案。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的區別，那就是，我們面對的是新興的、朝氣蓬勃的城市化，而發達國家面臨的是過度飽和的、老化的、衰退的城市化。廣闊的城市投資空間和城市投資持續遞增的邊際效益，這就是中國信心的重要所在。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城市化戰略是一個最搖擺不定的戰略，也是教訓最多的戰略。到今天，我們對城市化規律的認識仍然很不充分。
中國是一個幾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國家。坦率說，自給自足下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天然就有一種對城市輕視、藐視、蔑視甚至敵視的心理。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價值觀中，城市就代表著惡，農村、農業才是善。我們得承認，直到現在，這種認識也還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在中國的漢語詞匯中，“城市”這個詞是由“城”和“市”兩個部分組成的。實際上中國的城市在歷史發展中，“城”是絕對地排斥市場之“市”的。直到建國后，我們仍不愿承認城市，寧愿叫“工業基地”。以為城市就是工廠區加“工人新村”。就是現在，我們很多人對城市的認識也還停留在人口的大規模聚集點或者是工廠聚集區的水平上。顯而易見，這種認識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了。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城市，重新認識城市的深層次內涵。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城市化戰略是一個最搖擺不定的戰略，也是教訓最多的戰略。從建國初期起，我們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從消費型城市改造成生產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墻和很多古建筑給拆了，在城區內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廠。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們建起了很多“工業基地”式的新興城市。但這些城市自身的產業單一，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很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很差。不僅如此，這些工業城市與當地的區域經濟格格不入 ， 形成了城鄉對立 的 “ 二 元 結構”。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 “ 要準備打仗 ” 的 思想指導下 ，“ 靠山 、 分散 、 進洞 ” 的 “ 三 線 建設”使城市建設幾乎完全停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上山下鄉”更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場大倒退。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戰略實際上仍表現出了很大的搖擺性。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中，作為中國工業重心所在的城市，上海竟然被“遺忘”了整整10年。人們在不停地爭論，上海究竟該擴張還是不該擴張，究竟該發展什么產業。10年時間就這樣在爭論 中 過 去 了 。 人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很具有現代化氣息的上海是上世紀十年代初期浦東開發以來才有的變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農民自己創造出了一種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就是鄉鎮企業。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 ， 我國的財政稅收 、 出口創匯 和G D P總值，鄉鎮企業的貢獻都超過1/3。就是人們說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但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們給農民的政策仍然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們才發現這個政策給鄉鎮企業的發展留下了多大的隱患。
當然，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并非全是戰略選擇上的失誤，也有一些客觀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貧攻堅戰”中不得不把可動用的資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貧中去。地方財力、區域內的資源很難向城市集中。實際上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發展差距的拉大。
到今天，我們對城市化規律是否認識充分了呢？很遺憾，仍遠沒有。
目前北京建上百座立交橋，而且每座橋和每座橋不一樣。但設計者忘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立交橋是干什么的？立交橋是一個交通設施。它的基本功能和第一目標應當是提高通行效率。立交橋的設計越簡單、重復率越高，通行效率就越高。因為越簡單、重復率越高，司機的學習過程就越短。如果一座橋和一座橋不一樣，那么司機就得每過一座橋學習一次。這是一個像修摩天大樓沒建廁所一樣的原始錯誤、低級錯誤。
2001年建成的北京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就是為2008年奧運會準備的。后來的結果是，2號航站樓投入使用的第二年就全面飽和，不僅1號樓不得不重新裝修起來使用，奧運會之前還得再搶建的3號航站樓。上海也同樣。2002年投入使用的浦東機場本來是為世博會準備的，但僅過一年就全面飽和，不僅虹橋機場得重新裝修使用 ， 而且浦東機場不得不進行二次改、擴建。
2004年，媒體輿論眾口一詞地開展了一場對“寬馬路、大廣場”的討伐。2008年的汶川地震讓人們恍然大悟，原來“寬馬路、大廣場”是城市必不可少的減災防災設施。
中國的住房問題絕不僅僅是“ 建房子 ” 和 “ 控房價 ” 的問題，住房建設、房地產業發展必須和城市的科學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
所有國家的大規模住房建設都是和城市化加速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國際經驗。當然，這個國際經驗有成功也有教訓。工業革命以后，最早實現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倫敦，用了100年才最終消除了“貧民窟”；美國的紐約用了50年才消除了“貧民窟”。日本的城市化過程中雖然沒有出現“貧民窟”，但特大城市的過度發展帶來了區域經濟的“過密化”和“過疏化”問題。韓國4700多萬人口，有2200多萬人聚集在大首爾地區，特大城市的房價成為了困擾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盡管一些發達國家多年來致力于形成不同收入人群混合居住的社區，但迄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解決好“窮人應該住在哪”的問題。
中國特色在于四個方面。一是城市人口的住房改善和大批農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轉移交織在一起，二是城市基礎設施薄弱、綜合承載力差，三是各地區發展很不平衡，四是土地等資源的約束性非常大。
與房地產、住房建設相聯系，城市的科學發展涉及四個主要方面：
一是形成合理城市結構的問題。
在過去10年中，我國的城市化重心在沿海特大城市，這一趨勢確實有客觀原因使然。我們需要抓住機遇，讓中國的大城市發展水平上一個臺階，讓中國的城市化與現代化更加靠攏。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發展缺陷，那就是中小城市發展不足。
2008年末，世界金融危機越演越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遇到嚴重困難。2009年初，我國沿海外向型經濟集聚的沿海發達地區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由此導致兩千多萬農民工被動返鄉。這個現象暴露出了我國城市化的一個重大缺陷，即大、中、小城市結構的嚴重失衡。由于中小城市發展不足，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只能在沿海特大城市和偏遠農村兩極之間擺動，中間幾乎沒有任何緩沖的層次。
其實，數千萬農民工被動返鄉只是中小城市結構不合理的反映形式之一。在一定意義上說，“‘小白領’買不起房”的問題和農民工被動返鄉是源于同一個“病根”，即中小城市發展滯后。沿海大城市優先發展勢必導致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人口增長上。當這些大城市的容納力、承載力趨近于極限時，房價的異常暴漲就不可避免。其本質，不過是人口過度飽和的城市對新增人口的一種市場化的排斥反應。
我們得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房地產再怎么調控，光靠沿海大城市發展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滿足城市化進程中的住房需求的。出路只有一個，就是加速發展中小城市。從戰略意義上可以說，最終完成中國的城市化，最終實現“大多數人住在城里”的目標，主要得靠中小城市的發展。
二是進一步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的問題。
在收入與房價的矛盾關系上，全世界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不可避免地面對一個共同的難題：普通居民總是面對要么是奇貴無比的房價，要么是奇遠無比的距離的兩難選擇。簡單地調控房價是不可能解決這個難題的。從國際經驗看，其出路在于大力發展高效、高速的城市立體交通體系。靠縮短通勤時間來相對縮短空間距離。在發達國家的特大城市中，中產階級也要住到距離核心市區30到100公里半徑的區間內。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城市軌道交通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期。目前中國有22座城市在同時挖地鐵。全世界的地鐵、城軌的設計能力、施工能力、設備制造能力的絕大部分在為中國服務。
最近兩年，中央有關會議多次提出，要“提高城市規劃水平，加強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鎮化發展水平”。這個思路的提出正當其時。從國際經驗看，緩解大城市房價上漲壓力還有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推進城市的科學規劃，按照合理的城市功能分區，把核心市區就業集中的功能性設施向周邊疏散，向衛星城疏散。以北京為例，把包括黨中央、國務院和各部委在內的中央機關集中到核心市區以外，建立一個新型的政務區，北京核心市區的房價壓力肯定會明顯緩解。
三是大力增加社區共享資源的問題。
城市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的功能并非僅僅取決于住房資源總量，除了基礎設施之外，社區共享資源也是城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發達國家的共同經驗，在住房改善上，人們在走出“脫困”階段后，住房面積的擴大就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在這些國家，普通居民的住房面積高度集中和穩定于80到200平方米這個區間。即使社會經濟再發展，收入水平再提高，這個套型面積的區間也不會再突破。而環境優劣、社區共享資源多寡會成為人們改善住房條件的主要關注點。
我國是一個土地資源等各種資源高度匱乏的國家。一方面，政策一定要引導社會形成節約資源、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費模式；另一方面，人們在住房改善上的主要取向也會從“住得大”逐步轉向“住得好”。在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和住房建設上，需要格外注重增加和改善社區共享資源。要更加重視完善交通、綠化等基礎設施條件和商業服務、醫療、教育等配套設施。城市建設和住房建設的結合點要落在改善居住環境和提高居住質量上。
四是解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和小城鎮發展的問題。
到2010年末，我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達49.68%以上，但這不值得驕傲。我們得承認，目前在我國的城鎮人口中，還有相當大比重是進城經商務工的“農民工”。盡管他們已經“長住”城里，但他們的社會身份仍是“農民”。他們并未真正在城市中落下腳來，并未真正溶于城市。因此，我們已實現的城市化，實際上是不穩定的城市化、低質量的城市化、初級階段的城市化。
實事求是地說，一方面中國城市化的核心任務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城市遠未做好接納數億農業人口的準備。
2009年末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指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這意味著不僅要有“戶口”，而且要有住房。在未來一個中、長期發展過程內，小城鎮發展將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新的重心所在，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落腳點，是讓更多人民群眾分享城市化好處的必經之路。如果說，過去10年我們主要依靠農民工為城市居民建了城市和住房；那么今后10年，依靠農民自己為農民建設城鎮和住房的時代正在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