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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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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在持續推進之中，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日益成為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城市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以此為對象的城市管理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貫穿于城市規劃、建設和運行全過程。從社會性別視角看城市管理，就是要把性別平等的意識納入城市管理決策和行為的主流，分析、評估城市規劃、建設、運營全過程對女性和男性產生的影響，在制定公共政策、設計公用設施、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時把性別平等作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考慮，以使兩性能夠平等受益，并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
把社會性別意識納入社會發展和決策主流的提法，最早集中反映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中，之后被聯合國確定為促進性別平等的全球戰略。社會性別分析方法是保證實現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手段和工具，它對任何領域各個層面上的任何一個計劃、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或項目對女性和男性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目前，對包括城市管理在內的公共事務進行社會性別分析，對其過程與結果的性別平等狀況進行評估，已經越來越成為全球性的共識和做法。
在中國，社會性別主流化也得到了積極倡導和持續推進。特別是在1995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歡迎儀式上莊嚴宣布，“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2005年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把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2010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三八”婦女節一百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決貫徹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積極為婦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平等享有改革發展成果創造條件。
當前，各地都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城市管理亦應把以人為本置于核心的位置，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目標導向。性別平等既是以人為本的題中要義，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在城市管理中體現性別平等的原則，努力建設“性別友好型”城市，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延伸和具體化，一個以人為本的城市沒有理由不成為“性別友好型”城市。
另一方面，女性作為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也是城市建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建設“性別友好型”城市必將進一步調動女性參與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的積極性，激發活力，涌流智慧，發揮“半邊天”的獨特優勢和作用，共建共享城市的現代化。
因此，在城市管理中體現性別平等原則，建設“性別友好型”城市，是實踐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貫徹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必然要求。沒有兩性的平等發展就很難說實現了科學發展，沒有兩性的和諧也很難達至社會的和諧，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以用這個城市性別平等的實現程度作為其天然的尺度。
一個城市到底是不是性別友好的城市，性別友好的程度如何，需要有一套科學的、可以量化的指標體系予以評測，可以稱之為“性別友好指數”。但這需要深入細致的研究，進行科學的指標篩選和精確的量化設計。本文的若干考量，更多的是一種方向性的提示。
1.性別發展指數和性別賦權指數可以作為評價城市性別友好程度的基礎指標。
上世紀后半葉開始，人類開始反思戰后快速發展的經濟和資源、環境、人口之間的尖銳矛盾，可持續和全面發展的理念逐漸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上世紀90年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相繼推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性別發展指數(GDI)和性別賦權指數(GEM)等指標體系，藉以評價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狀況以及性別平等和公正的問題。
人類發展指數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包括成人識字率及小學、中學、大學的綜合毛入學率)和人均GDP指數(購買力平價)三大指標復合構成，用以評價各國人類發展的綜合水平。性別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指數在性別不平等問題上的加權處理，即男女平等在上述指標上的表現，依據的是分性別的統計，兩者之間的比較可以測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性別發展差異，數值越接近1，表明該國家和地區在人類發展上的性別差異越小，平等程度越高。性別賦權指數以男女議員的比例，高級職位、管理層、專業技術工作者的比例及收入差別為測算依據，用以評估女性和男性能否平等參與政治、經濟和決策。這些參與的性別差距越大，性別賦權指數就越低。
上述指標體系雖然不能涵蓋人類發展和性別平等的所有方面，但較為科學和簡便，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普遍運用。因此，一個城市的性別發展指數和性別賦權指數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衡量這個城市的性別平等狀況的。
2.城市的發展戰略、政策法規和城市規劃是否體現性別平等的原則。
我國已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國家各種單行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和政府各部門行政規章在內的一整套保護婦女權益和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具有剛性約束力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也已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確定了健康、教育、經濟、決策與管理、社會保障、環境、法律七個發展領域及各領域的主要目標和策略措施。
從制度層面評價一個城市性別友好的程度，就是要看其在制定發展戰略、政策法規和城市規劃，特別是在編制本地婦女發展綱要并將其納入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時，是否充分體現了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和國家維護婦女權益的各項法律法規，是否提出了明確的促進性別平等的目標、措施及監測評估機制，以實現兩性的平等發展和婦女與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
深圳市醞釀推出的《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是我國首部全面推進性別平等的地方法規，具有立法創新的意義。該《條例(草案)》確立的配額制、優惠制等暫時特別措施以及雙親育嬰假制度、人身安全保護制度、彈性退休制度、生育津貼制度等，將有效促進深圳實現性別平等的進程。此外，《條例(草案)》還提出了性別統計、公共政策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審計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提議設置市平等機會委員會作為實施法規的專門機構，切實將社會性別納入決策主流。深圳探索、創新頂層設計以推進性別平等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參考借鑒。
3.城市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及服務的提供是否體現兩性的平等共享、是否關切女性的特殊需求。
評估城市公共設施和公共產品及服務的性別平等狀況，更多反映的是這個城市性別友好的硬環境。男女廁位比例的調整，是目前較被關注的領域。近年來，廣州、重慶等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提議以立法形式明確男女公廁的比例為1∶1.15或2∶3。珠海去年立法規定男女公廁比例為1∶1.5。而在上海世博會運營期間，世博園區這一比例已經達到1∶2.5。
事實上，這樣的關注和審視還應該擴展至更大的范疇。譬如，女性獲得創業就業培訓和金融支持的平等機會；婦幼保健機構、婦產醫院以及婦產科的數量和質量；生育保險及津貼、免費婦科檢查和圍產保健的覆蓋面；城市各級婦聯組織獲得婦女工作經費支持及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建設的情況；婦女組織的發展和參與城市管理的活躍狀況；城市公共安全狀況特別是針對女性的刑事、治安案件的發案率；零家庭暴力社區的推廣、警察對家庭暴力的介入以及婦女臨時庇護所等援助“家暴”受害婦女的措施；公共交通設施設立女士專區或專廂的數量；對貧困母親、單親母親和老年婦女的救濟制度；對城市流動婦女的服務舉措；在數字城市建設中消除數字性別鴻溝的努力，等等。
4.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的性別觀念是否體現兩性平等的價值觀。
性別平等屬于基本人權，涉及一個城市的價值觀和社會正義，應該在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的性別觀念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方面的評估是對城市性別友好軟環境的考察。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而價值觀又是文化的核心，因此，一個城市的主流文化是否內涵了性別平等的理念，并作為其核心價值觀之一，往往對這個城市的性別友好狀況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這方面的具體考察，可以從城市文化建設的顯性形態入手，比如市民文明公約和移風易俗等城市精神文明創建中關于尊重女性和性別平等的倡導，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等對女性健康形象和性別平等理念的傳播，婚姻家庭中兩性平等關系的推進，城市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公共禮儀對女性的尊重，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知曉率以及市民的性別觀念對男女平等的認同度，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制和遏制美女經濟等低俗現象的共識與行動，等等。
5.女性對城市性別友好狀況的主觀感受。
如同一個城市是不是幸福城市，不能脫離市民的主觀感受一樣，一個城市是不是性別友好城市，也離不開女性的主觀評價。這種評價具有很強的個體性和主觀性，但同時也是對城市軟硬環境是否性別友好的綜合判斷和感受，可以通過科學的民意調查獲得比較準確的度量，并在城市性別友好指數中占有相應的權重。
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發展定位，這既植根于原有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傳統，也與這個城市的未來愿景有關。國際化大都市、環境友好型城市、低碳城市、運動休閑城市、區域中心城市……林林總總的目標指向中，似乎缺乏一個與兩性平等相關的愿景——建設一個性別友好型的城市。這就是本文的出發點，希望并倡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城市是一個尊重女性的價值和尊嚴、關切女性的特殊需求、有利于兩性平等發展的幸福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