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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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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共產黨走過90年光輝歷程，作為執政黨，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其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民生的穩步提升是其執政理念的重要體現，國強民富更是其執政智慧的重要體現。毛澤東早在全國勝利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表達了這樣的態度：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在發展道路上經歷了很多轉型，而這種轉型，不是窮則思變，而是順勢而為。事非經過不知難，本報將對這些重要轉型事件進行梳理，見證彼時艱難而智慧的抉擇。今天，讓我們見證北京環保逐漸產業化的變遷。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市民對城市生活環境有越來越高的要求，如何回收城市垃圾成為一個城市成長的“必修課”。而為了合理回收廢棄資源，美化城市環境，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廢品回收從一個“游擊隊”從事的行業轉為一項產業，而伴隨廢品回收的發展和變化，北京城市的環境也在不斷得到優化。
散兵游勇轉“正規”
在《北京志·環境保護志》上面記載了這樣一句話：“新中國建立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和消納十分落后，城區連年大量堆積，垃圾如山，蚊蠅滋生，臭氣熏天。”
公開的數據顯示，由于廢品回收不及時，當時城市內沉積較大的穢土已經達到63.6萬方。這種狀況在很多老北京人心目中留下了記憶。
今年65歲的張永生（化名）是天龍公司的一名老員工，如今，這位老北京已經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了，但是回憶起解放之初的廢品回收行業，老人搖著蒲扇，跟記者侃侃而談起來。
“咱們國家剛解放那會兒，廢舊物品回收這個行當只有散落在市場上的‘游擊隊’。”張永生說，收購廢品或舊貨為謀生手段的小商販大都肩背著一個褡褳口袋或推單車或板車走街串巷，口中不斷吆喝著“有破爛兒我買”，這個“買”字還得拉長音兒，前面幾個字沒聽到沒關系，只要聽到那個長長的“買”字，胡同里家里有廢品的百姓就會趕緊跑出院子，喊住小販，讓他在院外等著，自己則再沖回家把舊書報紙類的廢品賣給商販。
“當時廢品交易的時間大多在每天天不亮之前，天一亮就會立刻散去。因此，老北京人也將其稱為‘曉市’、‘露水市’或‘鬼市’。” 張永生回憶。
新中國成立后，廢品回收無秩序的狀態有所改變。1954年，北京繁華地區的垃圾，由白天收運改為夜間收運，進一步改善了城市環境衛生狀況。1955年，郊區農村社隊開始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堆肥。為保護農田，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居民和單位將生活垃圾按有機垃圾和無機垃圾分類存放，清潔工人按單雙月分別收運。
在張永生的記憶中，那時，所收的廢品在北京自發形成的幾個市場進行交易，這些市場主要集中在城鄉接合部的南城，現在寸土寸金的原崇文區和宣武區一帶，解放那會兒卻遍布著大小好幾個廢品收購站交易市場。
1956年的一次調整，讓北京廢品回收正式走向正規化，原先的散兵游勇也開始消失。“1956年，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連廢品收購也得‘歸公’，變成國營，過去的‘鬼市’也便隨之消失。多數從事廢舊物資收購買賣的小商販們進入了國營廢品收購站或合作商店工作，成為我國第一代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創業者。”張永生回憶表示，在各項政策的帶動下，北京的環保以及廢品回收開始走向正軌，而他本人也成為第一代創業者中的一員。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廢品回收業十分強大，廢品的品種細分科學，城市中的廢品回收站也特別多，而且除了日常的生活垃圾，包括頭發、雜骨在內的‘邊角料’都收。”張永生說，那時的北京有完整的焚燒填埋系統，連國外的專家都來北京考察。
從國營單位到市場競爭
1958年周恩來總理的一次題詞，讓我國的廢品回收產業迎來了一次轉型。“全國商業部門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應該向新會學習，抓緊廢物利用這一環節，實行收購廢品，變無用為有用，擴大加工，變一用為多用，勤儉節約，變破舊為嶄新，以便更好地實現勤儉建國、改造社會的任務。”這是周恩來總理1958年7月7日視察廣東新會縣時對廢舊物資回收利用工作的親筆題詞，有了這次題詞，北京廢品回收進行了一次轉型，這次轉型讓北京的廢品回收開始走向正軌。
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這近30年的時間里，我國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行業已是初具規模，回收種類幾乎無所不包，社會收購的網點布局合理，覆蓋整個居民社區，臨時收購車定時定點去機關單位上門服務。從社會收購到分類挑選，從邊角余料的再利用到加工生產，一條資源再利用的產業鏈已基本形成。固執的張永生至今依然認為，那時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統是最完美的。
與此同時，企業的排污問題也成為環保部門的關注焦點。在1972年時，北京市全市的工業廢棄物產生量為269.8萬噸，綜合利用量為155萬噸，利用率為57.4%，尚有114.8萬噸未能利用。其中，大量粉煤灰排入永定河，鋼渣存在盧溝橋渣場。1980年4月，北京市財政局和北京市環保局聯合轉發財政部、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關于工礦企業治理“三廢”污染開展綜合利用產品利潤提成辦法》的通知，規定凡1979年1月1日以后投產的，可以在五年內不上繳，企業自籌資金治理“三廢”的產品利潤主要留給企業，主管部門如需要提留，其比例不得超過30%。至1985年，全市每年提留的利潤達1000余萬元，均用于企業污染治理。至此，北京的環保事業逐步走上了市場化。
廢品回收注重環保
逐步取代計劃經濟模式，原有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行業在這個歷史的轉折期受到巨大沖擊。其所承擔的巨大的社會責任無法得到保留與保護。張永生回憶，自己所在的天龍公司是國營單位，改革開放后，天龍公司依然主要從事廢品回收工作，不過，城市化大規模改造的浪潮中，原有的社會收購網點逐步消失，這家有著30多年歷史的老企業生存舉步維艱。
其實，1986年開始，北京市下決心解決城市垃圾收運問題，至1990年底，北京市共建成230座集裝箱垃圾站。此外，為盡早解決北京市生活垃圾大量堆存污染農村環境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北京市政府決定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裝備，對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將其列為利用世行貸款進行的北京市環境項目之中，以解決農村垃圾治理問題。
雖然政策方面一直致力于推進合理化回收垃圾，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大量農民工進城謀生，很多人做起廢品回收行當，并逐步在城鄉接合部建立廢舊物資的交易儲運的市場。散兵游勇遍布在北京的各個地方，偷盜犯罪時有發生，回收利用過程造成的環境污染觸目驚心。原有的回收體系被打亂了，廢品回收完全市場化，其中的問題逐步凸顯出來。
北京市環保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到1983年5月，在750平方公里的規劃市區內，大于16平方米的垃圾堆共有4699堆，占地621公頃，主要集中在三環路以外的近郊區，形成垃圾包圍城市的嚴重污染局面。
上世紀90年代初，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劉權滿懷壯志地走進了天龍公司。他記得，剛進公司不久，他就發現，當時廢品的流向是一個大問題。“廢品回收市場化以后，北京大部分地區開始取消回收專營權，隨后，外地農民工大舉進城，攬下了這個又臟又累的苦差事，不過，有的廢品流入鄉鎮個體小商販，廢舊工業塑料被偷偷加工成了新塑料瓶，電子產品隨意拆解，廢舊電線被焚燒，整個過程沒有無害化設施參與，這類不符合規定的行為，嚴重危害了人們的健康。”劉權認為，廢品回收這個行業應該是公益性的，在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家，進入這個行業的企業都需要嚴格的考核和篩選，而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實現規范化。
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立
廢品回收業的問題雖然不少，但在2006年的時候出現轉折，在這一年廢品回收轉向產業化和品牌化。2006年，北京11個委辦局聯合出臺《北京市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產業化建設實施意見》，從此揭開了北京市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產業化建設的序幕。而就在同一年，商務部也提出建立再生資源回收體系。
此時的天龍公司也和很多國企一樣，面臨倒閉或轉型的壓力，老員工的紛紛離開以及越來越小的廢舊物品回收市場，已經讓這個1955年就成立的老國企走到了改制的邊緣。
在政策的帶動下，2007年，天龍公司完成重組后，成立了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作為副總經理的劉權走馬上任了。雖然是年輕公司，卻有著以北京市最早的回收企業——天龍公司為前身的歷史背景，讓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多了幾分權威和老練。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劉權和員工們在位于幸福大街的一棟等待拆遷的老樓里辦公。冬天沒有暖氣，大伙兒就在屋里生個爐子，夏天沒空調，有員工就從收購站淘換一臺破舊的窗機安在屋里。
艱苦的條件被大家克服了，可是缺乏可用的人才讓這個尚在襁褓中的企業急需新人進駐。每當劉權帶著自己團隊中的幾名骨干到各大招聘會設立展位的時候，收上來的簡歷總是同去的其他企業中最少的。不少大學生一聽公司是做廢品回收的，都搖搖頭離開展位，有的甚至將已經放在桌子上的簡歷又拿走了，這讓劉權哭笑不得，艱難的招聘之后，十幾位學習經濟、中文專業的大學生成為了天天潔的新成員。正當七八名老員工和幾位新人一起躊躇滿志的時候，問題再一次擺在了大家的面前。
老員工經歷了廢品特許經營的年代，張永生認為，廢品收購這個行當就得按部就班地收購，大公司總比小商販強得多，他自己也真是舍不下這張老臉出去競爭。可是新員工則發現，小商販才是自己真正的競爭對手，只有走出去，像談生意一樣到各個單位回收廢品，才能讓企業逐步高速運轉起來。
“誰說收廢品不能走產業化道路。”此時的劉權毅然決定，讓原本在辦公室里工作的員工走出去，做調研，與各單位談廢品回收，年輕點的員工甚至自己成為搬運工。劉權知道，不少員工在那個時候心里是有委屈的，但大家都沒當面跟他抱怨過，他知道，等企業發展起來之后，一定要對當初跟著自己創業的那些員工們委以重任。
而為了讓廢品回收順利轉型為產業化和正規化，劉權所在公司的內部管理方面也發生了轉型和變化。工作服、胸卡、鞋套和專業稱重器具是天天潔公司業務人員的統一配備。而為了實行標準化服務，公司制定了《收購流程規范及服務標準》、《收購禮儀規范》、《回收工具使用及保養規范》等制度。
2007年6月1日，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網點建設全面啟動，在北京市原崇文區建立了第一個回收網點，此時，天天潔迅速收編了小區內部分原有的廢品收購人員，給他們上三險、簽正規勞動合同并進行培訓，隨后，身著統一服裝的廢品回收“正規軍”大舉進入原崇文區80多個封閉式小區，從廢品收購的源頭就開始進行合理分揀。
最初，很多北京的老百姓并不太接受“正規軍”，原因就是“游擊隊”給的價格更高。劉權記得，當年北京電視臺曾經對此進行過暗訪：記者將一捆報紙賣給報價更高的“游擊隊”收上的錢，比“正規軍”足足少了20%，原因就在“正規軍”擁有的設備上——一臺極其精確的地秤。原崇文區的老百姓也逐步接受了廢品回收“正規軍”。此后隨著企業的做大，百姓對“正規軍”的認可度也越來越高。
“城市垃圾都是再生資源，與自然資源不同的是，城市垃圾過于分散，將北京城各個角落里的垃圾回收處理后再利用，是解決廢品回收業不規范、垃圾填埋場越建越大的惟一手段。”劉權說。此時，北京第一批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企業產生。
2008年，北京舉辦了奧運會，在這之前，奧組委曾給北京提出要求，要求對垃圾進行合理分類處置。劉權的天天潔公司再次走在了行業的最前端，接下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在北京的部分小區和企事業單位設立400余個再生資源分類回收站點，政府也通過媒體向公眾宣傳垃圾分類回收，將飲料瓶和廚余垃圾分類投放。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市民看到了不同顏色的垃圾桶。
如今，北京從事廢品回收行業的企業已經建設成為分揀、打包、運輸、生產再利用紙張的一條龍系統，與一些政府部門和包括百度在內的大公司形成合作關系，即回收辦公用廢紙，再按照一定比例兌換成再生紙。廢品不僅能長期固定回收，還能網上預約。
關于未來
與很多環保人一樣，劉權并不是環保領域里的專家，過去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甚至明知五年難以盈利也在堅持往前走，他希望在今后的環保事業中，各項政策的帶動讓所有致力于做環保的人都能有所提升。
而劉權的期望，在“北京市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得到印證。“北京市十二五規劃綱要”對北京未來的環境保護提出了更新的標準，“十二五”規劃明確，未來五年北京將對生態進行控制，節約利用資源，合理控制土地開發強度。其中明確，未來五年北京將繼續加大對環境保護力度、培育生態型產業。深度系統加強生態資源、水資源保護，實施宜林荒山綠化、礦區生態恢復、水源保護和小流域綜合治理等重點工程，大幅提升生態涵養保障能力。
劉權相信，政府在未來的扶持力度將會更大，“十二五”規劃將環保列入戰略新型產業，這就是一個重大契機，“過去政府給予財政扶持都是采用撒芝麻的方式，讓大家都有份，但大家都做不大，未來北京一定會培養龍頭企業，中小企業聯合重組，并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環保企業優惠，再生資源再利用行業的前景會越來越廣闊”。
商報記者 丁開艷 李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