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以來,南海頻出新政:全區過半數的村實現村改居、農村基層自治探索“政經分離”、成立全省首個城鄉統籌部統籌城鄉發展、辦事處撤并調整為“社會管理處”……在當前社會管理制度、城鄉割裂發展已難以適應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同為佛山城市規劃中“禪桂組團”的組成部分,禪城同樣在社會管理創新、城鄉一體化發展上急需改革,甚至更為迫切。
從外部環境看,珠三角一體化、廣佛同城化趨勢更加明朗,但各地之間爭項目、爭資金、爭人才的競爭依然激烈,這種競爭同樣在佛山五區中存在。地域較小的禪城在土地等發展載體上與其它四區難以相比,加上東平新城的崛起,禪城若不尋找新的競爭力,多年之后其在五區競爭中將可能被“標兵”越甩越遠、“追兵”越追越近甚至超越,陷入“沒落”。
從內部因素看,地處中心城區但面積最小,大量的人口又集中于此,社會治理任務最為艱巨;依靠城區的優勢,禪城城市建設得到迅猛發展,但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分布其中,城市品質難以提升;大量外來人口集聚于城中村帶來公共配套、治安管理難題;城市空間向西拓展已成趨勢,但西部大量農村仍未實現城市化,城鄉統籌“有名無實”;像南海一樣,基層自治組織的治理同樣需要類似“政經分離”的探索……這些現實問題,都需要禪城通過改革和創新去解決。
事實上,面對內外因素造成的競爭壓力,禪城前期也一直在努力?!皟奢S五片區”的功能分區打破原來的鎮街行政區劃界限,城市功能得到更好的區分:佛山名鎮致力于延續城市歷史文脈,打造城市新優勢,智慧新城和南莊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希望支撐禪城未來的產業版圖,季華路成為城區地標軸線……這為禪城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基調。而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禪城把區級的國土、規劃等職能下放鎮街,松開發展的機制約束,釋放了新的活力。
但是,在急需解決的社會管理和城鄉一體化方面,禪城至今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改革步伐;城鄉依然是二元結構;大量的城中村基層自治組織仍承擔著社會管理、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多重職能,幾千戶籍人口的村面對的是幾萬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供給和管理,制約顯而易見;西部作為未來城市新空間,城市化依然緩慢。
以上種種,皆為禪城今后發展不可回避的問題。地域狹小所以難以發展工業大項目,中心城區的區位決定禪城必須發展第三產業、提供各種城市應有的功能,這會引起更多的人口集聚,由此帶來的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供給壓力更加突出,而這些問題已非突擊式的整治行動所能解決,必須在機制、體制上進行改革方能“治本”。而禪城,為何在此領域仍無大的改革動作?
客觀地說,禪城也有難處,中心城區的區位使其在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上比其它各區壓力更大;城中村的利益格局遠比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更為復雜,改革也比南海眾多鄉鎮里的“村改居”更需謹慎;財力規模也使得禪城在發展中逐步推進各種建設及改革。
然而,這些都不能成為禪城繞過改革的理由。一個地區改革或探索的可贊之處,不在于它能預測到所有改革風險或完全成功,而在于它敢于直面問題并尋求解決的勇氣和智慧。面對這場避不開的硬仗,禪城不是要擔心改革成效不如人意,而是要盡快在社會管理、城鄉統籌改革上發力,尋找解決辦法。
從何著力?筆者認為,城中村的改革可以成為禪城社會管理創新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突破口。祖廟、石灣、張槎有大量的城中村,禪城的外來人口也多集中于此,基層治理的困境、治安的防范、城與村的協調發展,都在這里得到原生態的呈現。若在城中村改革上取得成效,則禪城西部的城鄉統籌等發展問題均可借鑒、推廣城中村改革的經驗,從而破解社會治理和城鄉一體化的難題。
其次,應盡快啟動“村改居”改革。在記者平日的采訪當中,不少村官都為村級自治組織需承擔大量社會管理、經濟發展職能而頭痛不已,基層治理“政經不分”已嚴重束縛這些村集體的發展,也給基層帶來不穩定的隱患。當前,應探索社區黨組織、村(居)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三者分開的基層治理體制,讓三者各司其職,理順基層治理的各種關系,釋放新的生產力。當然,具體的改革措施、推進路徑仍要政府在改革之時匯聚多方智慧,共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