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民政部統計,我國目前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萬留守婦女,相當于韓國總人口。她們大多勞動強度高,安全感低,精神備感空虛。如何處理好城市化與農村建設的關系?城鄉統籌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浙江工商大學公管學院教授馬良昨日走進本報《財經三人吧》,暢談了我國留守人口的癥結及應對之策。
吧主:大量農民工進城,不僅導致了大量留守人口,還影響了農村經濟建設。房子空了,耕地荒了,夫妻感情淡了,問題孩子多了,這個群體已逐漸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難題”。長遠來看,大量留守人口的出現,將帶來哪些社會問題?
楊建華:我重點說說農村留守婦女的情況。在計劃經濟年代,受行政權力限制,夫妻雙方分居兩地者多,現在行政權力少了,市場的因素卻多了。青壯年勞動力進城了,留守婦女們除了要在家里撐起“一片天”外,還要承受著獨守空房的煎熬,夫妻之間缺少了感情交流,于是,出軌的多了,離婚的也多了,由此帶來對家庭和孩子的傷害也很大。除此之外,“不完全城市化”還有很多“潛伏問題”,比如,留守兒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父母的關愛;留守婦女要承受高強度的勞動和巨大的精神壓力;留守老人也不能老有所養。
馬良:最近我在做一個農村留守問題的課題。據我了解,一些留守家庭實際上是名存實亡,丈夫外出打工,幾年不回家,在這漫長的等待中,夫妻感情缺失,家庭功能失衡,小孩子長大了甚至不認識爸爸。楊教授剛剛講的是農村建設問題,其實城市化進程中也有很多矛盾,在當前“不完全城市化”階段,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公平制度等都沒有跟上,進城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城里人既離不開農民工又排斥農民工,很容易造成原住市民與進城農民之間的矛盾,使多數農民工缺乏歸屬感,產生一種“過客”心態,也不利于城市化進程。
看現狀
一些留守家庭實際上名存實亡
吧主:這兩天,在杭的外來務工者都掐著回家的日子。丈夫回家,留守婦女盼望已久。對“386199”這個特殊的群體,我們該如何正確看待?
楊建華:農村留守問題已逐漸引起社會重視,全國2億多農民工不遠萬里來到陌生的城市,為城市建設奉獻他們的青春,這勢必造成一個巨大的留守群體,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這是城市化建設中的一個必然產物。這幾年來,新農村的路寬了,小洋樓蓋起來了,農民的存款也多了,但正當農民快要跨入小康大門時,農村留守人口問題出現了。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場景:丈夫外出打工,婦女留守在家,既要照顧老人又要照顧小孩,理想中的幸福與現實的殘酷讓人悲喜交加,一面憧憬著美好未來,一面又經歷著現實的折磨。
馬良:我國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每年有一次“春運”,這恐怕也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我看來,這是城鄉差距造成的:一方面,城市對農村有拉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會涌向城市“淘金”,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無法真正“進城”,他們在城市中沒有落戶的條件,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醫療也得不到保障??傊麄儫o法享受到城市社會資源,所以就有了留守人口,也就有了地球上每年一次的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從結構上看,這是一種不協調、不公平的城市化,城鄉二元結構直接制約著社會結構的優化。
談原因
“386199”群體是城市化的必然產物
侃措施
宏觀微觀層面上都應有所作為
吧主:“386199”群體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產物,且還可能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面對這些“中國式留守”,我們是不是就束手無策呢?
楊建華:目前,城市戶口的利益鏈條越來越短,農村戶口的利益鏈條越來越長。調查顯示,79.6%的農民不愿將戶籍轉為城市戶口,他們認為城市戶口沒有用,生活成本和住房價格居高不下,且生活環境還不及農村,而20.4%愿意轉為城市戶口的農民的人主要是想讓孩子在城里上學,接受更好的教育,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現在的問題是,進城門檻高,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進城生活成本和住房價格太高。那么,要解決這一難題,就要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放低中小城市的進城門檻,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跟進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公平制度以及財富分配制度等制度性變革。
馬良:依我看,讓打工者回家也不現實,也有悖于城市化進程的一般規律。留守婦女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經濟的落后。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留守婦女問題較為嚴重的地區,大多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因此,加快發展農村經濟,無論對于改變農村面貌,還是解決留守婦女問題,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當務之急,也是“脫貧”的必經之路。楊教授從宏觀層面說了一些改革的對策,這是短時間內解決不了的。其實從微觀上來看,也應該有所作為,比如,讓農村引進社區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投入,讓留守群體之間形成有自治力的小團體,將留守人員的資源整合起來,相互幫助,這樣應該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當然,解決留守人口問題,單靠農民工自身的力量很難完成,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快針對農民工的政策和制度建設。
“關注觀點背后的邏輯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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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留守婦女的困惑
“一看見婆婆盯著我看的神情,就渾身不自在”
王秋芳提著大掃帚站在院子中間清理著地上的垃圾。
她是這個家中的“頂梁柱”,丈夫自從收割完地里的麥子就去海南打工了,家里就剩下婆婆和一雙兒女。婆婆長年身體有病,兩個孩子正在上學,里外她得“一肩挑”,誰也指望不上。
除了逢年過節,王秋芳每天都在忙碌,地里的莊稼、孩子的學習、婆婆的病情、村里的紅白喜事等,都得她操心。丈夫回家的次數她掰著指頭都能數清。每當繁星閃耀的夜晚,總有一種莫名的寂寞涌上心頭。
村子里,要數她家的房子最氣派了,這都是他們夫妻倆用汗水一滴滴掙回來的。掃完院子,在給飼養家畜拌飼料的同時,她還得扯著嗓子喊兩個孩子起床,“看看都幾點了,太陽都照屁股了”。給婆婆熬好中藥,她便下地里去了……
王秋芳作為一家之“主”,她希望能做一個盡孝的媳婦、能干的妻子、稱職的母親。
農閑時,王秋芳打算跟村里的姐妹們就近出去打短工,可婆婆是想著法阻撓。一開始,她還以為婆婆是好意,怕她出去上當受騙,后來才弄明白,原來婆婆每天都到外面打聽她每天的行蹤,在監視她。
“現在一看見婆婆盯著我看的神情,就滿身不自在,簡直就成了家里的‘犯人’?!?/p>
(來源:山西日報)
農民工的“被窩子”值得關注
在廣東,政府曾關注過農民工“被窩子”問題,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實際上,這不值得大驚小怪。據統計,去年全國有1.3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其中有5000萬為已婚男性。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在,農民工游離在城市邊緣,妻子兒女不能待在身邊。老公常年在外,對農村留守婦女來說,這無異于是“守活寡”。也難怪近幾年,農村家庭的離婚率和犯罪率逐年增長。
歸根結底,農村留守婦女問題還是個農民工問題的后遺癥以及延伸, 還是屬于“三農”問題。只有把農民工所有問題解決了,理順關系,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的問題才會水到渠成地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