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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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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新農村不能脫離城市化進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國有企業改革面臨著同樣的兩個問題，即：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新中國成立后，城市的道路、供水、供電、學校、醫院等都由財政投資建設，而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卻大都由農民自己投資。 有調查顯示，當前開展“新農村”建設，要按照一定標準滿足農村道路、安全飲水、沼氣、用電、通信、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建設，扣除已建成的投資項目，全國平均每位農民需要投資約為1700元至4900元，全國大概需要4萬億元。盡管中央財政明確要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力度，但投資額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相比無異于“杯水車薪”。這里就有一個錢從哪里來的問題。 建設新農村的目的并不在于使更多的農民留在農村，恰恰相反，新農村的建設必須要以減少農村人口為前提。很難想象在詩情畫意的田園中擁擠著大量的潛在失業農民，即使出現了這一幕，這樣的新農村也是不可持續的。只有減少農村人口才能繁榮農村，只有減少農民數量才能富裕農民。這里就有一個人往哪里去的問題。錢從哪里來和人往哪里去這兩個問題緊緊聯系著另一個問題，即中國的城市化問題。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的方面，所謂城市化，實際就是農村居民向城市的遷移。聯合國的統計表明，1995-2000年中國城市人口年均增長率為3.5%，高于同期其他欠發達國家2.8%的平均水平，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我國城市化水平高于其他欠發達國家。推進城市化不僅是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的途徑，也是解決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系列其他深層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它能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解決人口結構性的矛盾；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可以拓展第三產業發展空間，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它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推進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等。 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世界銀行專家尤素福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有10%是從城市化進程中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目前，我國城市化發展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已經越來越突出了。國際經驗證明，城市、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從而帶來較高的規模收益、較多的就業機會、較強的科技進步動力和較大的經濟擴散。 工業和服務業不是土地密集型產業，所以對城市的規模要求較高，城市規模越大，工業和服務業越發展。當然，城市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個帕累托最優的規模。 城市化并不是如有學者提出的所謂“農村城市化”。“農村城市化”的一個明顯的弊端是鄉村建設簡單模仿城市，結果以東南沿海為代表出現了“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的鄉村建設敗筆。除了建筑上毫無民族性、地域性的千篇一律所引起的審美疲勞之外，最大的損失在于沉淀在鋼筋水泥中無法流動的資本以及土地這一不可再生資本的極大浪費。如果能消除農村居民向城市移居中的大量政策性障礙，相信沉淀在農村的物質資本會對城市化進程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既能擴大城市的規模效應，又能帶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大量農民變為城市人口，更多的土地可以恢復自然狀態，生態環境從根本上得到保護，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隨著農村各項制度特別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民進城既可選擇離土離鄉，也可選擇離土返鄉。所謂離土返鄉是指，人員進城資金返鄉，或人員資金一起返鄉。可以預見的是，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將會大部分來源于那些離土返鄉生于斯長于斯真正了解農情的進城務工者，新農村最終必須要靠農民自己來建設。 我們也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口號，但就目前來說，很可能只是一種愿望。如何反哺，肯定不能采取計劃經濟時期剝奪農村的剪刀差的形式來強迫工業反哺農業，因為市場經濟講求的是市場價格對資源的自發配置，建設新農村最終還是要靠市場的力量，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資本向農村的流動。當然，政府在促進市場引導資金流向上要發揮積極主動的輔助作用，比如采取適當的財政、金融政策如稅收優惠、財政貼息、利率政策等鼓勵龐大的沉淀在銀行中的資金到農村去尋找新的收益點。 回到本文的標題，新農村的建設離不開有序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的復雜和艱巨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一個需要幾代人下大力氣解決的難題。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新農村與城市化如鳥之兩翼，如車之雙軌，不可偏廢其一。更進一步而言，新農村的建設必須依托于城市化進程，有序的城市化進程將會在直接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同時保證財政對新農村建設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保障城市化進程合理有序的機制將會使城鄉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渠道順暢，有利于強化農村自身造血功能，從根本上解決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的問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