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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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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迎澤西大街的筆挺剛勁，抑或是汾河干流的婉麗水潤，刺不透也浸不入萬柏林的肌體。從汾河景區西行100米，從迎澤西大街南北深入50米，省會城市的氣派一下跌落到小城鎮級別的紛雜和俗艷。
尤其是黃昏時刻，人流從點綴著精心修剪的綠化帶而又平整寬闊的大街，突然被吸入五六米寬窄的巷子，在兩邊密集錯雜的各類商販間，在粘稠的叫賣聲、鳴笛聲、吵鬧聲中，摩肩接踵、熙熙而行。“城中村”和城市的界線，在前北屯、后北屯、下元，乃至南寒的某個路口，如此生動而突兀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遲滯的變化
“這些年河西也有變化，但除了幾條市政道路，其他方面，特別是城中村，變化太慢了，除了幾條市政道路，好像跟5年前、10年前沒什么不一樣。”2002年前后住到萬柏林的孫盛指著河對面的城區郁郁地說道。萬柏林區以和平路與迎澤西大街“大十字”為軸，城區中心即人們口中常說的“河西”，大致為興華街、窊流路、南內環西街以及濱河西路區包圍的大區域。這幾個片區近年來城市格局最大的變化，幾乎均是緣自濱河西路、和平路、千峰路，特別是迎澤西大街的修擴建或貫通等工程。
這些道路也將河西劃割成有著不同特點的片區。和平路以西是大型國有重工企業的主陣地，晉機、汾機、太重、大眾以及山紡等，從北到南次第排布。以東則是“城中村”為主，北有彭村、后北屯、瓦窯、前北屯，南有大王、小王和后王，稍偏西有下元、閻家溝等。
與國企相比，“城中村”的建設規劃、基礎設施遠遠不夠，加之牽扯利益更多，改造規劃的制定、審批異常艱難，更遑論改造的真正實施。由于位于經濟、生活中心區，巨量的人流、物流帶來極大的商業需求。村民的利益需求逐年高企，而且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都難于短期轉變，“規劃、方案就是一張圖圖、兩片片紙，可沒有每個月收到手里的一沓子租金真實”。它們像鉚釘一樣，牢牢固定住各自所在的片區，對城市改造的大小變動都有著強烈的排斥力。
兩年打通500米
這種排斥力，萬柏林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煙紅亮很有體會。千峰北路到漪汾街，短短500米的貫通工程，他們用了整整兩年時間才完工。“做工作的時間是施工時間的5倍，換做其他地方幾個月就交付了。”
實際上，貫通工程耗時遠不止兩年。2001年，千峰北路迎澤西大街到后北屯的1．2公里就已經修建完成。可就是剩下的500米，經歷了幾屆政府，而且每年都提，卻總不能付諸實施。一直等到2009年4月，區政府下定決心，“有再大的阻力都得打通”，這條“斷頭路”才得以開工。
“這500米，全是后北屯的宅基地，九十多個院落一百多戶人家，涉及這么多建筑、人，有既得利益，還得有安置方案，確實阻力很大。”參與當時拆遷的興華街辦主任王麗芬表示。興華街辦抽出十多個人，分成數個小組，每組承包十來戶，從村主要干部開始做工作，再下來是一般干部、黨員、普通村民。拆遷則是干部及其親屬帶頭拆，從集體建筑入手，利用各種方法找突破口。達成協議后的施工中，又因為地質條件、地下管線等原因，不得不與村民多次協調。盡管如此，“村里當時劃宅基地時不太整齊，加上建設時又沒規矩”，這500米街道的立面參差不齊，給施工者留下不小的遺憾，也給區政府留下一堆需要美化的后續事宜。
這些情況在其他“城中村”也不鮮見，雖然程度、類型有著些許差別。紛繁的利益糾葛、無序的發展環境，使得公共服務、市政建設、配套設施，甚至治安管理都不容易進入“城中村”錯落的建筑群，絆住了河西地區的城市化進程。
“其實他們也愿意拆，主要是價格問題，那些‘炮樓’就是聚寶盆，拆了就沒飯碗了。”那些多年前被拆遷的居民，雖然有點淡淡的怨氣，但也理解自己的村民。
相較之下，南內環西街以南，長風西街兩邊的區域，則經歷著飛速的、翻天覆地的新生。高樓大廈像在莊稼地里一樣很快繁茂起來。原因就在于，“那里之前大多是荒地、灘地，改造、建設起來不是那么費勁。”萬柏林區城改辦主任趙雙明說。
緊迫的形勢
面對這樣的難度和進度，政府和私人投入資金都很容易做出選擇。“整個河西的城市配套很差，基礎設施欠賬太多。”萬柏林區有關負責人表示，“甚至沒有完整的地下排污管網，尤其是西山邊上的區域，靠近哪條河就往哪條河里排放。”趙雙明介紹說，“區里找了多少個開發商過來，可都算不過這個賬，要在經濟條件差些的王封、化客頭，早就改了。”
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正是近年來市政府重點投資修建、打通了幾條交通干道后，才顯露出“城中村”改造的迫切性。到底是環境紛亂抑制了改造意愿，還是外部環境改善凸顯了形勢的緊迫？或許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城中村”改造“實有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不可再誤之機”。
下元商業街的西南，19棟樓房排列成整潔的下元小區。上世紀末周邊的道路拓寬，一部分村民被集中安置于此。小區內樹木豐茂，樓與樓之間有綠化帶，東北角還有個帶走廊的小花園。“一半以上都賣出去或租出去了，再加上街上來往的人，人員太復雜。”在樓下乘涼的居民介紹說，“自行車放到樓道里一轉眼也沒了，防盜門還經常被撬，治安不太好。”
長寬不到兩公里的片區，有3個垃圾回收點。然而，村民們甚至沒有對此表示任何意見。他們的怨氣集中在一處，“你看看北邊的‘炮樓’，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實在擔心孩子們會受不良影響。”“城中村”常見的加層樓，他們稱為“炮樓”。穿過巷子再往北，虎峪河的壩堰上，參差開著眾多棋牌館、麻將館，從早到晚人聲鼎沸。
“城中村”已經不只是羈絆著城市化進程，更成了滋生問題的“半真空區”。比如，下元商業街的上百家飯店、商鋪，辦理營業執照的，不足一成。惟一值得欣慰的是，無論是村民還是政府，都有著解開這個羈絆的強烈愿望。萬柏林區早就想把迎澤西大街打造成經濟中心帶，在這里豎起新的城市地標。而即便是那些“炮樓”里住著的村民，“其實也愿意拆，主要是價格問題，那些‘炮樓’就是聚寶盆，他們怕拆了沒飯碗。”下元小區的居民說。
并不是沒有成功改造的例子，比如離下元不遠的閆家溝，比如南邊的親賢社區，或者比如終于打通了的千峰路。經驗說起來并不復雜，有決心、有領導、有辦法，才能平衡各方利益，讓村民有可預期未來收益，更重要的是抓住時機。“誤則不可復更，不辦則不堪設想”，畢竟受影響的也不僅僅是城市化進程，還有區域“對標一流”的發展速度，還有“一流省會城市”的環境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