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映：一生分為四個二十年 如何抓住中國“老鼠”
時間：2011-06-15 10:07: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者按：本文系李鐵映同志《論社會科學》一書的自序。該書分上、中、下三卷，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本書主要收錄了我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期間的講話、文章，在這之前和之后的部分文稿也酌情收錄。這些文稿體裁各異，篇幅不一，時間跨度較大，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對理論問題的思考。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這些東西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自然有其特定的歷史痕跡，按今天的眼光來看，尚有這樣那樣的缺憾。然敝帚自珍，我還是很喜愛它們，因為貫穿其中的，是對理論的摯愛和求索，——這也是我始終不渝的追求。
回顧自己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四段：當了二十年的學生，二十年的技術員，又做了二十余年的公務員，到社科院后惟愿再做二十年研究員。雖幾經曲折，有過苦惱，也有過“牛棚”生涯，但對理論的摯愛與求索，卻從未動搖和停止過。不特如此，甚至可以說，無怨無悔。我是喝延河水長大的。童年的記憶中，延安雖然物質生活異常艱苦，但精神生活卻是豐富多彩、生機盎然的。光榮的延安歲月，培育了我們那一代人。時常有人問我，延安生活對你最深的影響是什么？我感到，是“不怕鬼，不信神，走自己的路，一切全靠我們自己”的精神，這種精神使我終身受益。二十年的技術研究，則練就了一切以事實為依據、嚴謹求實、尊重規律、服從真理的作風。我以為，學風建設，無論對于自然科學研究，還是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一項基本建設。此后二十余年的公務員生涯中，我有幸在中央領導下，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指導下，親身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這段經歷，我的最大感受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沒有既成的理論和模式可以拿來套用，必須慎之又慎，摸著石頭過河，必須不斷推進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
我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深感對于哲學社會科學“基薄根淺”。但我喜愛理論，喜愛哲學，可以說是“魂牽夢繞”。幾年中我學了不少知識，結識了許多有才識的學者，獲益良多，真是有幸“又上了一次大學”。我感到欣慰的是，許多同志把我視為同行和朋友，可以傾心暢談理論和學術，領悟深邃而奇妙的思想理論。縱觀自己70多年的人生經歷，耳聞目睹了中國的歷史性變化，我深深感到：我們黨要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領導人民前進，我們國家要繁榮富強，中華民族要全面振興，必須有自己的理論，必須掌握一支優秀的理論研究隊伍，有自己的“筆桿子”。否則，我們就站不住，在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就可能會掉隊，甚至會有出現大的偏差和亂子的危險！
理論，是人類智慧的花朵，是文明的活的靈魂，是民族興旺的動力，是政黨成熟的重要標志，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來說，有了自己的理論，才有主心骨，才有方向，才有動力，才有凝聚力；沒有自己的理論，就會做別人理論的俘虜，就不可能擁有光明的未來。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九十年來，我們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這就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是我們黨所以能夠領導人民不斷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根本保證，是我們的靈魂，是中國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什么是最寶貴的？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理論是最可寶貴的！
恩格斯說過，錯誤常常事后才被認識到。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原因有多種。其中重要的一條，在于當了別人理論的俘虜，理論上的僵化和混亂導致政治上的動亂，自己垮掉了。
理論的花朵要常開常新而不致枯萎，就必須是活潑的而不能是靜止的，開放的而不能是封閉的，不斷發展的而不能是一成不變的。換言之，要使理論之花永葆生機與活力，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與時俱進。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不實事求是，也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而不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就失去了方向和動力。
理論為什么要與時俱進？這是由理論的特性所決定的。一是實踐性。實踐特別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理論的源泉、動力、價值體現，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唯一標準。客觀事物的發展沒有止境，人類的認識就沒有止境。實踐不停頓，理論就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就要與時俱進。二是社會性。任何理論都是人們對一定社會存在的認識，而社會存在是無限豐富、復雜多變的。社會存在的多樣性決定了人們的思想認識的多樣性，決定了任何理論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局限性。三是歷史性。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思想認識，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所謂超時空、超歷史的“普世理論”、“絕對真理”，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
理論并不總是灰色的。理論之樹要常青，理論之花要能夠結出豐碩的果實，必須扎根于豐厚的大地上。真正的理論，不是飄蕩在水面上的浮萍。理論能夠在中國大地上存在并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與實際相結合，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必須中國化。
結合就是探索，就是創造，就是發展，就是觀念形態的東西變為客觀存在的過程，就是化理論為實踐進而發展理論的過程。結合是一種科學方法，更是一種哲學。縱觀人類發展史，一切鮮活的生命，一切發明創造，一切發展的東西，都是結合的產物。結合是前后相繼、新舊相生、發展創新的必然過程。不結合，生吞活剝，外來的好東西不能滋養我們，反倒因消化不良而貽害我們。結合就是把一切好的，成功的，同我們的實際相統一。
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國共產黨發展史，就是一部結合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成為世界性的科學理論；社會主義正是因為同各國的歷史和現實相結合，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才逐步探索出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道路，開啟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新紀元。回顧黨的歷史，能否實現結合，以及實現怎樣的結合，是黨在理論上、政治上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
任何理論和學說，都必須同中國的實際結合，研究解決中國的問題，才能為中國人民所接受，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發展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一百六十余年的發展歷史證明，一切教條主義都不是科學，都有害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事業。“東教條”不靈，“西教條”也不靈。“東”教條，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西”教條，就是“西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概念和話語體系。
理論之花是自由之花，創造之花。思想的本質是自由，是創造。不能設想，滿腦子條條框框，緊箍咒時時念、處處念，會有思想的火花閃爍，會有理論的噴薄而出。一般地說，人能思想，能夠自由地思想，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根據。誰能禁止人們的思想呢？思想自由，是人特有的精神能力，是人類精神的本質特征。西方一位哲人說過：“思想形成人的偉大。”“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帕斯卡爾：《思想錄》，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57—158頁）恩格斯說得好，“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從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思想理論的每一次巨大進步，既是人類思想自由結出的碩果，又是人類文明新發展的種子。
但是，思想自由不是胡思亂想，理論創造不是天馬行空。理論只有符合實際，能解決問題，才有價值。思想自由和理論創造的主體是人，而人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開展自己的活動，并受到一定社會關系制約的。一個人想什么，怎么想，那是他個人的事，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他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發表出來，影響別人，那就是一種社會行為了。他要不要遵守社會的法則呢？當然要。
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提出了“思想有自由，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行為守法律”四句話，作為“雙百方針”的具體化。實踐證明，這幾句話是站得住的。
理論之花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多樣性是理論進步和發展的基石。中國古代的先哲說過：“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所謂“和”，即和諧、融合。“和”的前提是承認事物之間的差異，然后使這些差異調整到某種適當的地位、情景、結構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體便有“和”——和諧或發展。
存在的多樣性，發展的多樣性，是客觀世界的普遍形式。正像在自然界，我們不能用一種色彩來看待無限復雜多樣的事物一樣，我們也不能用一種模式、一種觀念、一種色彩來看待人類社會和理論的發展。有多樣性，才會有自然界，才會有人類社會的發展。多樣性是發展之母，發展是多樣性之果。
當然，強調多樣性時，不能否認事物的共同性、統一性、普遍性。存異則生，求同則榮。多樣性中蘊涵共同性、統一性、普遍性，多樣性是普遍性的存在形式，普遍性是多樣性的抽象性質。
理論是要立學立派的。理論只要對實踐、對社會有指導作用，就有人擁戴，就有人追隨，也就自然有名了。理論的名聲不是吹出來的，不是靠炒作能得來的，而是來自實踐，來自社會，來自大眾。中國的理論界應該鼓勵成名成家、立學立派。我們的理論家要勇于參加世界范圍的百家爭鳴，學習、借鑒世界各國的優秀成果（但不照抄照搬），努力創建中國自己的理論、概念和話語體系。遍采世界花香粉，釀造中國發展“蜜”。
當代中國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的理性表達，是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學問，是中國人民利益的聲音，是中華民族全面振興的靈魂。
一個民族要興旺發達，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沒有自己的理論。這既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給我們的有益啟示，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奮斗歷程的必然結論。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對于理論的發展來說，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提出好的問題本身就是學問。當代中國的理論研究，理所當然地要以研究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中的問題為己任，在研究、解決重大時代問題的過程中，創新理論，為中華民族的全面振興服務。抓中國的“老鼠”，要靠中國“貓”！
我們已經跨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十三億中國人民，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滿懷信心地齊步邁向工業化、現代化，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亙古未有的，是何等壯觀的歷史畫卷，又是何等艱巨的宏圖偉業！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為之自豪，卻沒有任何理由自滿。中國這艘巨輪在駛向未來的汪洋大海中，必然會遭遇太多的驚濤駭浪，太多的暗礁，有太多的難題需要我們去破解。可以說，當代中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需要理論，需要理論的大繁榮、大發展，需要一大批思想家來耕耘我們的百花園。
大道至簡，其意邃遠。“縱聽五千年濤聲，橫看七大洲風云。”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