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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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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記者掛職日記:城鎮化下的鄉村治理之變
時間:2019-08-05 16:11:36  來源:新華網  作者:汪奧娜 

  【編者按】為踐行新華社“扎根工程”,增強“四力”,今年年初,新華社安徽分社年輕記者汪奧娜在合肥市包河區大圩鎮掛職副鎮長,參與社會實踐和蹲點調研。半年來,汪奧娜以一名“大圩人”的身份,進村入戶參與各項重點工作,融入干部群眾的生活。在此,我們摘錄汪奧娜的四篇掛職日記,展示一個變化中的城郊小鎮的生產生活場景。

  之一:農民看到了“供給側改革”效果

  看似原始的農業種植方式,市場回報卻是出乎意料的。在大圩,“新農人”開始以回歸傳統、追求“綠色”的方式在走精品農產品路線上下功夫。

  大圩的農產品以“大圩葡萄”最為出名,每年夏天在合肥的大小商超里都很搶手。但賣得多不代表賺得多,隨便種種葡萄就能致富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年初到大圩掛職的時候,葡萄園還在冬歇,樹上還不見綠色。每趟下圩的時候,我都會留意葡萄的變化。從吐芽、抽條到掛果、套袋,一月一個樣子,等到7月中下旬就陸續成熟,可供采摘了。

  一來二去,種植戶們跟我聊得多了,我發現很多靠種葡萄發家的大圩人不愿再種了,反而是外地人越來越多,快要超過本地人。他們告訴我,種葡萄沒那么賺錢了,旺季15元一斤的價格賣了三四年,怎么也漲不上去。在大圩鎮附近,環巢湖十二鎮都風風火火地發展起了都市休閑農業,大圩30多年前起步的“先發優勢”在當前同質化競爭中所剩無多。

  但也有例外。我找到了葡萄賣得最貴的一家,去看看有什么特別之處。

  葡萄按斤賣,游客拿著剪刀來一剪就是一串,種植戶們自然想到的是一串越“打秤”(方言,意思是重量大)越好。但六安來的賀明伍刻意把一串的重量控制在一斤二兩左右,他說之前旁邊種一串三四斤重的農戶們不理解,調侃他家的葡萄串“扔進池塘都沒個響”。

  賀明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畝只種六棵樹,也不搞水肥漫灌,精準施有機肥,要的就是高糖分和好品相。結果在均價15元一斤的葡萄里,他的葡萄賣到了30元,賣進了高端商超,第二年周圍的農戶都跑來取經了。

  同樣剛開始不被理解的還有來大圩開農場的博士程存旺。農場采取的模式是時興的會員配送,強調“從農場到餐桌”,因此不打農藥也不噴激素,只種時令的蔬果。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員工們正在打包剛摘下的黃瓜,貼上農場的標簽,準備送到會員家里。我們邊啃黃瓜邊聊,有員工告訴我,當初土地流轉之后,村干部卻慌了,看到他們往地里種草,怕是忽悠人的,到時候拖欠流轉費怎么辦。

  問了才知道,這是要先恢復土地的肥力。以前長期施化肥,容易使土地板結、肥力下降,到后面就結不出好果子了。村干部笑著說,博士確實不一樣,眼光長遠。

  圩里的“新農人”越來越多了,開始不被理解,最后用市場說話,默默地帶動著產業升級。村民們不太知道什么叫“供給側”,但看多了,也開始明白為什么要“控產提質”。從大棚里走出來,找回最綠色的“土方法”,未嘗不是一種新風尚。

  之二:萬人回遷社區的“和美之道”

  2017年元旦,超過一半的大圩人回遷,住進了高樓。原先的同村被“打亂”了,住進不同的樓棟。新鄰居、新環境、新問題,讓“村民”變“居民”的過程顯得尤為困難。幸好有一群“頭雁”,及時疏通了社區治理的末端,讓雜亂的音符也漸漸排成了和諧的歌曲。

  由于圩區有大面積基本農田,當時各村采取的是“拆遷不征地”的政策,因此村民入住金葡萄家園、變成“居民”之后,可以說“腳上還粘著泥”。

  跟我聊天的時候,D區11棟的倪明章老人對回遷初期的那些“荒唐事兒”還記得很清楚。曾經活躍在田間地頭的鋤頭、扁擔,都一股腦地堆在了樓梯間。飛棉絮的破沙發也放在樓道。還有一戶居民把腌制了好幾年的咸菜壇放在走廊里,大夏天聞得讓人想吐,還招來很多蚊蟲。

  作為人口過萬的回遷社區,治理的難點就在于社區規模大、居民間矛盾多、居民主體意識欠缺,如果社情民意了解不及時或者矛盾處理不及時,問題“上交”至社區,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為了及時有效地滿足群眾需求、把矛盾化解在樓棟,社區牽頭組建了一支由62個黨員“頭雁”組成的樓長隊伍。退休5年多的陸敏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陸阿姨跟我傳授過自己的調解絕招。“有高空拋物不承認的,得細心觀察居住習慣,確定樓層范圍再挨個排除,最后才能鎖定是誰;有的老人就像小孩似的,好好說還不聽,得帶著玩笑講;有的居民對登記信息各種不配合,后來車里丟了東西找到我,我幫忙調監控、想辦法,現在就和和氣氣了。”

  兩年來,在樓長的帶動下,居民們漸漸有了社區意識,社區環境越來越好。

  光干活沒有鼓勵也不行。我跟一些鎮里的干部們商量之后,寫了份名叫“和美堂屋”的項目實施方案,將“和美堂屋”的榮譽專門頒給那些善于調解鄰里矛盾的、有一定威望和影響力的住戶。

  “堂屋”是傳統鄉村民居中起居會客的地點,現在村民們搬進了社區,戶與戶之間隔了幾道門,但有什么矛盾還可以到“和美堂屋”里說說,既不會傷了和氣,也能拉近彼此的距離。

  今年2月,樓長陸敏的客廳掛上了“和美堂屋”的標牌,成為金葡萄社區第一批居民矛盾調解的示范平臺之一。

  下社區次數多了,我發現社區搞的個別“高大上”的項目,預想得很好,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比如,社區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請專業的機構來組織文化活動,我看到睦鄰活動中心里,放廬劇的“百姓影院”場場爆滿,但隔壁放AI體驗設備的房間卻沒什么人。

  如果考慮到社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5000人,占比約26%,其中80歲以上有715人,這些老人中又有相當一部分是獨居狀態,那這現象就解釋得通了。年輕人在外工作的多,早出晚歸。因此在社區待的時間最長、最需要社區提供服務的主要是這些老年人。

  今年1月,社區專門拿出一棟將近兩千平方米的獨立服務用房,用于建設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剛裝修好已經有老人預定了床位。同時,社區還引導有一技之長的老人們建立或“認領”志愿服務項目,比如上門理發、教授書法或攝影、一起編織工藝品等等,于是又涌現出不少“愛心頭雁”和“文化頭雁”。

  社區治理的前提是抓到主要矛盾。在城郊小鎮的回遷社區,直接套用城市社區的管理模式肯定行不通。抓“頭雁”促自治,這是金葡萄社區的“和美”之道。

  之三:小鎮“蛻皮”不“蛻根”

  我掛職的小鎮大體可以分為圩區、崗區和社區三個部分。大圩的第一次“創業”從圩區各村種葡萄開始,現在以發展都市休閑農業為主。崗區近年來成為大圩“二次創業”的重心,國家廣播影視科技創新實驗基地初具雛形,一批科創、教育、金融領域的新項目接連落戶。社區則住了超過一半的大圩人。2017年元旦,11個村的1.2萬人回遷安置到了“金葡萄家園”,復建點二期也即將開工建設。

  在掛職期間,我看到了第一塊上市地塊賣出、企業稅收快速增加、高端人才開始聚集……小鎮在“蛻皮”,天天可喜地變著模樣。城鎮化對于大圩人來說,不論老少,都有了享受更好生活條件的機會。但在同時,農耕文化和民俗特點的“根”還在努力保留。

  我下村入戶做征遷工作的時候,看到一戶家里擺著品相完好的八仙床要丟棄。同行的鎮干部拿起電話打給了金葡萄小學的校長竇海山。電話里竇校長說,留著留著,他收。

  我這才知道,原來金葡萄小學里還有個民俗陳列館。在位于曉南村的金葡萄小學南區里,教學樓四樓有一間掛著“大圩人家”牌匾的特別“教室”。青磚、飛檐、木門,從外面看別有徽派建筑的風味;里面則擺放著排水灌溉用的龍骨水車、舊時的嬰兒床“搖窩”、安在井上汲水的轆轤,還有掛在墻上的“兒童版”蓑衣、魚簍、草帽和草鞋。大多都是村民們搬家后準備丟掉的。

  從2015年開始,金葡萄小學的老師們利用課余時間陸續編寫出了六冊校本教材。其中三冊聚焦農具和民俗;另外三冊則以大圩鎮最出名的葡萄為主題,分為葡萄的種植、葡萄酒的釀造和葡萄酒文化。同時,在區教育局的資金支持下,“大圩人家”特色陳列館建立起來,讓孩子們能夠摸到書本里的內容。

  2018年,合肥市首批鄉村振興重點項目“圩美·磨灘”落戶大圩。磨灘村那一棟棟屋檐上翹的徽式建筑將以民宿的形式留存,成為大圩鎮未來鄉村生態度假游的一大亮點。

  之四:征遷干部的“三解”工作法

  由于納入包河區大建設,大圩鎮今年征遷任務仍然艱巨。有常在征遷一線的干部總結出了“三解”工作法——解決、解釋、解氣。展開來說就是,群眾反映的問題,要盡全力解決,解決不了的耐心解釋,解釋了不聽的想辦法讓人能解氣。

  征遷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群眾的期望與現行政策之間有差距,就會有矛盾。

  入戶多了,我發現難拆的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在其他地方已經享受過安置政策的,還想再次安置;一種是正好被卡在政策范圍之外的,不甘心無法安置;還有一種則是認為安置或補償標準不達預期的。

  實際情況是95%以上的村民很配合,針對剩下的不到5%的村民,各村會登記、分組,由幾個村干部帶隊入戶,一遍遍去磨。尤其難做通的戶,項目又開工在即,由鎮干部包保,定期匯報進度。

  在征遷調度會上,常聽干部們說“就高不就低”。意思是,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能給老百姓的一定得給足,能為老百姓爭取的爭取到位。

  一個村干部告訴我,曾有一個回遷戶,符合祖居戶的條件,但缺了“遷移證”,審核無法通過。村干部也跟著著急,在村里翻查原始資料,還是沒有找到。后來村干部靈機一動,問他有沒有當過兵或者參加過村里的民兵,然后到區武裝部查詢檔案,還真的就找到了他那一批走兵的原始花名冊,隨即成功地解決了他的資料審核問題,最后他順利地分到了房子。

  做征遷工作,對基層干部的態度和能力的考驗尤為明顯,盡心盡力才管用。

  在與征遷干部和群眾的交流中,我越發感受到,越是涉及到群眾利益的工作,越要求干部“懂規矩”——按規矩辦事、吃透規章制度,這樣才能為群眾爭取更大的利益,也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按規矩辦事,是講道理最有效的方式。比如關于“祖居戶”的界定,有一個確定的時間點,在此之前遷出戶口的都不算祖居戶,不享受回遷安置。比如第一批回遷分房時,有一個確定的時間點(精確到小時),在此之前肚子里未出生的胎兒也算一個人頭。

  總有卡在政策范圍之外的,但規矩定好了,對誰都一樣,不留隱患。

  而“解氣”更是貫穿于大部分的交流中。不論群眾的訴求是否真的合規,情緒需要發泄,這是人之常情,要充分理解。

  但同時,我看到的工作現場,不都是劍拔弩張的氛圍。有時氣氛很微妙,要么全程在聊家常,要么說說笑笑。一位村干部告訴我,功在平常,平時為村民們多幫忙,到了關鍵時候,也就不會被故意為難了。

  將心比心,把距離拉近,其實就是很多基層干部把群眾工作做好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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