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1 關于鄉村振興的群體動員方式問題
鄉村振興過程中一定有一個組織動員的方式,就拿今天參會的群體特點來說吧。
首先有起主導性作用的黨政領導們,有我們運城的科協領導孫主席、永濟的副書記余敏、副市長李曉軍、還有農口的、信用口的11個局委的領導參會,蒲州鎮書記、卿頭鎮等領導參會。黨政領導們起著政策引導、行政支持、宏觀環境營造、各種資源整合協調等重大作用,可見,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地方黨政主導是不能缺席的。
另外,還要有另一個重要的群體力量,就是社會參與者。在座的有近20位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在鄉村振興中屬于不可忽略的社會參與者角色。專家們今天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非常贊成大家說的,但是專家永遠只是參與的力量,因為專家有時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專家是建言獻策的群體,是進行調研的群體,所以,能采納的就采納,沒有條件采納的就姑且聽之,希望專家不要給你們壓力。除了專家之外,社會參與者力量還有更為廣泛的創客群體、企業家群體、非盈利組織力量,以及被稱為當今中產階級的市民群體力量。大家都有著多種多樣的形式來參與鄉村振興建設。
但是,我們更要強調除了黨政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之外的農民主體力量,就是要發揮農民主體的內在動力。單個農民很難成為動力群體,只有組織起來的農民,這要靠農民群體中的精英們,政治精英是村支書及其村干部,經濟精英是鄉村里的土生土長的企業家,合作社帶頭人等。今天這邊靠左手的一排都是農民中的精英,農民中的佼佼者,其中有兩個村的書記、還有龍頭企業帶頭人,或者是企業+合作社+農戶帶頭人,倒是占大多數農村人口的小農戶主體少了一點。但是也沒有關系,有村支部書記在就好,因為村支書就是他們的天然代表。
我只想印證一個道理,就是鄉村振興不是一個群體就能實現的事,應是“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
2 要從十九大之后的發展趨勢來發揚基層真正有戰略價值的實踐探索
剛才李副市長的匯報,表明我們這里發展得已經很有成績;今天看的幾個合作社也都很優秀。但時代在變化,當前基層的實踐除了聚集于常規經濟的增產增收之外,還有一些對全局的可持續發展、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戰略價值的實踐探索方向。比如,生態文明真的破題了嗎?鄉村振興的本質只是經濟上的增產增收嗎?今天看的冬棗和葡萄產業都發展得不錯,因為目前看經濟作物附加值高,商品化高,貨幣化收入高,但是剛才胡躍高教授所說的糧食大問題,食品安全大問題,生態環境大問題,這些經濟作物的發展,即使從統一育苗、統一技術服務、統一管理、統一品牌、統一銷售等全產業鏈的發展出發,也并不能對這些戰略問題的解決有用。
在座的兩位龍頭企業和合作社帶頭人想一下,你們的冬棗和葡萄產業上了產業規模,是不是一有規模就有市場風險?就是說,大規模產業帶來高收入的同時是不是有高風險?農業規模化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農產品過剩。有人會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那么,從全局的總過程來看,轉到哪去呢?什么東西一到中國都是要過剩,一過剩可不掉入“增產不增收、優質不優價“的陷阱里?
在我們看的第三個經驗,就是在寨子村看到的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社,這里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產業化農業,卻看到了30-40個小農戶的幸福笑臉,看到他們通過一種生活與生產深度合作的辦法,同樣也能做生態農民,能夠低消耗、低成本、高福利、高質量地生活。這個永濟經驗,我們似乎還沒有把它作為一個模式非常自信地提出來,讓全國中西部農區都跟著永濟一起往這個方向走。
3 關于農民合作社管理制度的核心及其落實問題
我是研究合作社的,走到哪都留意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合作社是中國最典型的一種本土化的社會企業,它應該是盈利的,或者說是有經濟收益的。但它盈利或者服務的賺錢方式,在當前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未必是必須通過產業化擴張,而是發揮合作社制度優勢——內部管理的計劃性,這種合作社內部管理的計劃性是防止大戶吃小戶,或者大農吃小農的制度優勢。在市場經濟機制下合作社規避風險的辦法就是內部的計劃機制,其主要特點就是農民社員平時一定要跟合作社進行各種合作交易,并保證要二次利潤返還。
今天,我只在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看到了合作社的原始股金證和普通社員證,這里面有國家關注的戰略性的東西。比如入社標準,里面列了18條,主要有:土壤轉化1-5畝/戶,且嚴格遵守農業土壤轉化標準;家庭生活垃圾需積極交費并認真分類;要孝敬老人,確保老人能健康快樂的生活;要正確引導孩子成長,保證不打罵孩子,且能積極鼓勵并嚴格要求孩子修養行為;要自覺參與鄉村公益活動事業……總之就是通過合作社要讓農民過得幸福,過得自信有質量。還有,這個聯社的章程里,規定聯社的任務是對社員提供生產、生活等各種服務,以在農業方面“做小做好”為主。這樣合作社作為經濟實體卻發揮了鄉村治理的作用。你們幾個不妨互相學學,你的優點他學,他的優點你學,這三個合作社都可以做到全國第一。
最后,我想說的是,今天來的兩個村的村支書都是非常勇敢的,非常具有包容和開放的心態,他們村民走的新型創業之路、合作之路,可能是全國三年五年以后都要做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寨子村的蘇書記給大家提供了蒲韓合作聯社這么一個有利于小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好典型!建議蘇書記可以在寨子村搞“雙培養”經驗,即把合作社骨干培養成黨員,把黨員培養成合作社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