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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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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造與緊縮城市的出現是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策一脈相承的。然而，他們與戰后西方的歷史及現實狀況尚有一段漫長的距離。要使理想與現實相融，則需保證英格蘭的城鎮能夠提供有質量的生活——符合人們對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的種種構想——它將可以與生長在許多人頭腦中的“鄉村夢”相抗衡。這個構想并非空中樓閣，而是由各種現實的元素所組成，它需要投入資金、關注及時間，以便構建出治理更為完善并深受人民喜愛的城市環境。
理想與現實
城市要想成為人們愿意居住的地方，就必須具有理想和現實兩方面的吸引力。英國需要的是一種積極向上，以環保為導向的城市生活的景象：它足以與勢力強大的反城市思潮及主流趨勢相抗衡。圍繞著緊縮城市這一稱謂的兩個問題是：它將來自填充城鎮的危險與看上去毫無關聯的歐洲大陸人對于擁堵、喧囂的小型市集鎮、廣場、庭院、陽臺公寓及街道節日的成見聯系了起來，這讓英國人感到不安，就好像是有人在試圖建造錫耶納、沃爾索爾的圣吉米尼亞諾或凱特林一樣。英格蘭人（比蘇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要多得多）及北美人比法國人、德國人或瑞士人更難以忍受惡劣的城市生活環境，后者如果知道自己可以利用農村的土地資源自然也十分高興，但讓他們居住在那里（或類似的事情）恐怕就沒有那么容易了。
事實的確如此，英國需要一個理想，或者說遠景規劃，但它必須符合英國的實際情況及觀念。托馬斯·夏普是在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城鎮規劃主義者中的一員，他堅決反對郊區化，并視之為“由一群毫無組織的越獄囚徒所實施的逃亡，事先沒有任何具體的計劃”。他相信，這種行為根源于人們“對自己不得不居住的惡劣的城市環境的厭惡”。因此，應該對城市進行改革，“根據我們變化著的具體情況加以修改、調整與開發利用”。
為了使之與現實相適應，這種理想不能是反郊區的。不管怎樣，大多數的英國人都還居住在郊區：倫敦人住在六個最靠中心的自治市的外圍，大都市區域的人則住在維多利亞式市中心以外；其余的國民則居住在那些曾經是市集鎮的以及面積遼闊但人煙稀少的地區——這里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村，而不是郊區的外圍。這個理想不僅要與城市的核心區域相適應，還不得不顧及到郊區，這些地方必須在可持續性的前提下加快緊縮化的步伐，使之更適于居住。
這樣就會出現兩個難題：首先，應該怎樣才能使城鎮在一種為人所熟悉的“中心區”的意義上，成為更多的人愿意選擇的居住區。有時這里被視為上流社會人士的特權。的確，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這類高尚居住區的范例，那些中心區（如肯特鎮、巴特西及馬琴城）之所以重獲新生，是由于其變得更適合中產階級居住的緣故。但是這個過程又不能單純地被看作是中產階級的殖民地化。倫敦的東部地區從二戰起就開始了被一代一代的居民所遺棄的命運，如今，人們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懷抱：除了城市里的商販還有家居裝潢商及出租車司機，這些人此前曾沿線遷移到巴金和比勒里基一帶，只在周六的時候才回來做點羅馬路上的生意或探望住在城里的祖輩。當然，他們中還有許多人住在外城，但卻不是全部，而這也正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所希望的是讓普通人把它當作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而不是被夏普所稱為的像監獄那樣除了學生和靠養老金生活的人之外，人們一有機會就逃之夭夭的地方。
第二個難題是：我們怎樣才能讓整個城市（尤其是郊區）為人們提供一種城市感和可持續性兼備，同時又具有吸引力的生活質量。要知道，這些人對郊區式的生活及其在天然與人造、個人與社會之間所營造出的既神奇而又成功的融合是最為心滿意足的。
走向宜居的暫時步驟
應如何看待“宜居性” 、“吸引力”和 “城市質量”這三個問題，同時又將之套入一個強調可持續性和緊縮性的政治性框架之中呢？這種思考必須顧及到城市規劃過程中的許多彼此關聯的問題：住宅密度，既不浪費空間，又不至于擁擠；交通，量力而行；公園、學校和娛樂休閑，優質的服務與設施；城市管理與安全；房地產市場，供給的范圍與選擇。
在上述問題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住宅密度。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就充滿了爭議。之前一些學者為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所做的研究表明，在三個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的城區（包括大倫敦城的紐卡斯爾、赤爾頓那和路厄森），可以在不影響其城市形態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把住宅密度提高25%，例如使傳統的街道讓位于住宅，將可以增加19%的住宅容量。在停車標準不那么嚴密的條件下，這種程度的容積率根本不會產生任何嚴重的影響。
倫敦規劃咨詢委員會（CPAC）又對這種容量潛力做了進一步的挖掘，其結論是，最大住宅密度標準及停車場的相關規定（如要求每增加一戶住宅就得增加一個街外停車位）應該根據市場的要求適當放松，即便是在倫敦自治區這樣的區域內。如果規劃者從嚴格的密度限制轉為嚴謹的設計控制、對街面空間的有效利用（以滿足停車位的需要）以及林蔭、植被和公共開闊空間的維護，那么不在破壞環境質量的前提下，還可以釋放大量的住宅容量空間。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取消停車位的相關規定的做法是不現實的，并可能導致交通堵塞，而對最大密度標準的控制也應當繼續保持，因為這樣可以避免開發商用不達標的小戶型住宅塞滿每一寸建筑用地。一些學者的觀點是，只要地方規劃官員盡心盡責地對建筑場址及城市設計加以適宜的引導，這種危險是不會發生的。而就交通堵塞的問題而言，對停車位的規定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精力和有限的居住空間，因為停車位數量的增長根本就不可能跟得上小汽車擁有量及使用量的發展速度。
交通則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城市及小鎮的一個重要潛能是它們能夠在不依賴小汽車的前提下，從根本上滿足居民的所有合理的交通需要，而在外郊區及農村，小汽車則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交通工具。這一點從倫敦的小汽車擁有模式的人口普查中就可以得知：盡管其他地區的小汽車擁有率是與家庭經濟收入及社會經濟地位相掛鉤的，但是在內城區的情況卻不盡如此，一些有購買力的家庭至少很明確地表示不會選擇買車。
無疑，一部分的原因是停車位及車庫的缺乏，但公共交通能夠滿足更多的日常需要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提姆·法勞的一個有趣觀點是，倫敦的外郊區也是以這種模式修建起來的。默特蘭正是沿著車站建造起來的：摩托車、公交車及步行就能滿足幾乎所有的交通需要。可以讓更多的城市沿著這個方向轉型嗎？當然，這是完全可能的，但讓居民為擁有和使用小汽車而產生罪惡感或者以臭氧層的危害作威脅的辦法卻無濟于事。更有意義的做法是制定相應的策略，以便使這些地方變得更加緊湊、繁忙、便捷和誘人，并采取一些支持與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的措施。
優質的公共服務必不可少
城市的一大優勢是可以支持并提供優質的文化與娛樂設施及服務。通常，人口越多，可供選擇的范圍就越大，質量就越高。文化與娛樂在《英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是作為“可以鼓勵人們去居住與工作”的城市的獨特優勢被單獨羅列出去的。
但是，這其中有一個問題卻不容忽視：休閑與娛樂設施會與城市的其他功能相沖突，從而使休閑活動的費用變得高昂起來。施加在市政預算上的壓力使得公共供給設施逐漸被私人所提供的設施所取代，而且許多市政設施如今都是由民間資本來經營的，較之以前的情況，商業化的氣氛要濃厚得多。更糟糕的是，由于供不應求——尤其是在晚間和周末——許多人，特別是經濟條件較差的人被排擠在娛樂服務之外。
問題還不止這些。隨著需求的日益復雜及供給經濟規模的擴大，設施的提供形式也越來越雜亂無章。由于各項設施更加復雜繁瑣，費用變得昂貴了起來，交通也更加不便（通往各設施的道路擁擠不堪，更的多人不得不擠上公交車）。所有這些現象都是與創造一個擁有便捷、優質的地方設施的緊縮城市的規劃目標相違背的。
在英國的緊縮城市里，還必須更好地提供和管理城市的開闊空間。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早已認識到了城市開闊地及公園管理員的重要價值。在最近出版的《獨立性》一書中，作者展望了未來城市發展的前景，指出高收入人群將會為綠化空間而承擔越來越高的費用。因為人們已經不再自己培植綠色植物了。更糟糕的是，我們甚至沒有好好地維護與利用前輩們代替我們所做過的“投資”。地方政府所面臨的開銷壓力使得許多開闊地都被更“關鍵”的地方服務所取代了——如教育、快餐等——維護性的預算則被砍掉，設施與設備開始減少，公園管理員也遭到解雇。幸運的是，有跡象表明這個過程有反復的可能。英國環境部正在研究良好的公園監管條件能否降低暴力行為的發生頻率。
令人欣慰的是，英國有許多公園及開闊地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當地主管部門已準備加大改善、監管和維護的投資力度，并鼓勵私人的積極參與。位于倫敦東南部的水晶宮公園就是一個例子。人們對這些優質的服務設施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哪個周末，都可以看見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娛樂、消遣。當然，這些人都是從西漢姆、彭各、諾伍德和杜維奇來的，甚至還有可能來自更外圍的區域——因為那里可能沒有類似的市政設施。
開闊空間是我們緊縮城市的理想中關鍵的組成部分。必須認識到優質的開闊空間與城市生活之間的直接聯系。《英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對這種關系進行了闡述：“城市質量取決城市中用于休閑與娛樂的綠地建造及其質量。”但是必須將之貫徹進官方的規劃指令以及資源決策中去。例如，必須以一種全局性的眼光來看待開闊空間的投資項目。認識到它將有助于一個輕松、愉快的工作群體的形成，并為一個宏觀的戰略做出貢獻——該戰略旨在對現有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進行更有效的利用，并減少因為在別處“再置業”而產生的開銷。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解，卡伯瑞斯、索茨和朗特里都承認投資興建社區設施所產生的經濟效益。
這個邏輯還適用于城市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務：健康、教育及社會服務等。其實，英國緊縮城市理想是建立在為城市居民提供他們所需要并理應獲得的一流服務的承諾之上的：設施及服務將真正地促使人們產生在城區居住和工作的愿望。與目前所發生的狀況恰恰相反——城市居民不會再忍受簡陋、破損和使用過度的公共服務設施以及上下班往返途中由小汽車所帶來的不便及危險。屆時，人們將發現，政府會按照他們的意愿去進行投資規劃，并以生活質量及便捷性為出發點作出交通決策。這就要求我們以全新的視角來審視市政服務，而那些負責管理的城市的人則應該更大程度地致力于居民及地區的生活質量問題。
城市的信念
毫無疑問，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說的聽上去就像在為城市及小鎮討要更多的資源似的。在筆者們看來，那的確是一個旨在實現宜居的、緊縮的和可持續性的城市的理性戰略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事情也不是那么簡單：必須讓城市發展與市場相配套。
目前，有一個邪惡的怪圈在左右著房地產市場的運營，并有抵制緊縮城市化及城市居住潮流出現的危險。在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的研究中接受了訪問的開發商雖然沒有否認在內城開發的可能——而且有一、兩個人還是這方面的專家，但總的情況是，傳統的郊區及外城住宅才被認為是市場的需求，因為它是“人民所想要的”。而且從大體上看，城市的建筑場址地形更加復雜，空間狹小，耗費卻更大（每戶耗資1850——12500英鎊）。于是，在供給和需求的共同作用下，開發商的投資興趣發生了傾斜。在某些地區，只有獲得了某種政府補貼的住宅區才有竣工的可能。
這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啟示。首先，開發商并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只會跟著大眾的潮流走，他們其實正熱情地等待著城區的開發方案，只要經濟回報能夠抵消額外的麻煩。其次，英國其實可以設立彌合漏洞的機制，使市場更傾向于城區的開發（包括二次置業），而其開發模式也有助于擴大住宅的選擇范圍，而不是將之局限為某個社會階層的特權。盧埃林-戴維斯的研究也提出了一種不同于VAT制度的機制，這一宏觀機制組織更為嚴密、預測性更好，對綠地的開發實行了更為嚴格的限制，以便把人們的興趣點集中到荒廢土地上來。
20世紀（特別是在英美兩國）見證了世人對城市的模凌兩可的態度。我們不喜歡城市，所以我們不善于治理它們，而又由于我們不善于治理，從而變得更加不喜歡城市。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廣泛存在于人們心目中的阿卡狄婭（田園牧歌式）情結。必須承認，我們并不希望改變成百上千萬人的心靈與頭腦：我們可以訴諸于人們對環境的負疚感，可以試圖讓市中心變成考文特花園，可以停建新的城外超市，但卻無法阻止英國人對坐落在市鎮之外的夢想中的田園的追求與向往。
這就必須考慮一些現實性的東西——密度、交通、停車場和城市治理都是以上例舉出來的內容。同時它還意味著某種更具有全局性的東西；一種積極的信念（在地區及國家政府的層面上），即城鎮能夠吸納更多的居民和更豐富的活動；而且在市中心、內城及名聲不好的郊區也能夠辦到；只要機智、穩妥地執行有關政府，我們的城市就能緩慢卻又堅定地沿著更加著更加適宜居住、受人歡迎的和緊縮化的方向邁進。
因此，我們正在討論的理想并不是某種不可能實現的夢幻，或者是一種對市集鎮及典雅廣場的理想化回歸。格力諾勃的交通系統、斯特林的舊城治理、伊斯林頓的垃圾回收系統、阿瑪瑞的可持續性新居民區規劃，都是當代城市規劃的典范。他們代表了這個理想的各個方面，向世人證明城市生活并不意味著低劣的質量。我們的城鎮需要把所有的這些元素都組合起來。這樣人民將會有充分的自信，城市擁有一個他們渴望分享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