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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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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曾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獲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先后發表了上百篇學術論文，出版了《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講義》、《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九十年代》等著作。
對于許多中國人而言，認識斯蒂格利茨來自于他那著名的預言“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件大事”。今天，預言成為現實，同時也成為人們在談論城市化時引用最為頻繁的話語之一。
實際上，這與斯蒂格利茨長期關注并介入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不無關系。他曾經作為中國政府的特邀經濟顧問，參與過中國有關政策的研討。1997年斯蒂格利茨不僅為《經濟學》第二版中譯本寫了序言，還專門在最后加了一章“中國：近期與未來的挑戰”，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有關問題進行分析，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改革和轉型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中國經濟問題復雜，解決問題的同時容易滋生新問題，所以應該“摸著石頭過河”。他很認同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并堅持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和環境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市場經濟模式。
抑美揚中的中國問題專家
善于通過演講表達自己的觀點是斯蒂格利茨的天賦，同時在經濟學領域的影響讓他成為一名巨人，這些都與他天性樂觀、為人和善、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中可窺一斑。并且與一些西方人不同的是，他是個抑美揚中的美國人。
他常常對美國的經濟政策進行尖銳的批評，比如他曾經以“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現在美國經濟有一些嚴重的問題，會造成全球性的影響”開場。他還指出，由于美國銀行系統存在過量的流動性，包括在歐洲的一些銀行也存在同樣問題，美國的銀行現在不愿意向經濟困難的家庭繼續發放信貸，銀行手中的信用會流入國際金融市場，包括流入中國資本市場，這可能就會給中國增加通脹的壓力。這樣對中國的經濟調控也會增加難度。針對次貸危機，斯蒂格利茨公開撰文批評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是他在任時鼓勵個人采取非固定利率貸款等政策導致了次貸危機。
另一方面他非常注重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常常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角度闡述問題，不斷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說話。當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崛起頗有微辭時，斯蒂格利茨卻認為，中國的崛起直接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如降低失業率、穩定商品價格，并在其高速發展的同時，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眾多機遇。
當美國的政治家們譴責中國造成了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時，斯蒂格利茨則指出，貿易赤字代表了本國宏觀經濟的失衡，美國今天的高貿易赤字根源在于國內儲蓄太少——家庭儲蓄為負和巨額財政赤字，所以美國的麻煩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自己的問題。
當知識產權和匯率成為國際輿論向中國施壓的主要話題時，這位經濟學家又指出，知識產權制度不僅限制知識利用，而且人為地制造了壟斷，扭曲了資源配置，并使社會成本加大；過分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會減慢創新的速度，因為對研究來說最重要的投入是創意，但專利會減少可用的創意。發達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時的標準做法是繞過知識產權，使用強制許可證制止不當的市場行為。所以他建議中國考慮采用更多替代性的辦法來面對知識產權的指責。在匯率問題上，斯蒂格利茨強調中國的匯率政策對美國的貿易赤字沒有影響，目前若實行浮動匯率制對中國經濟絕對沒有好處。
從“中國經濟是否過熱”、“人民幣升值” 、“政府決策性失誤”、“社會保障體系”、“國內消費拉動”到“房地產過熱”等幾乎所有有關中國的經濟問題，斯蒂格利茨都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儼然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
中國經濟改革：成就與挑戰并行
對于中國經濟改革，斯蒂格利茨的看法是：中國實現經濟轉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0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比如在增長方式上，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8%，人均GDP也達到了每年8.4%，同時中國也讓成千上萬的人脫離了貧困。根據相關數據，并不是官方所說的3億人，而是更多，通過30年的改革大約有5億到6億人脫離了貧困。此外，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貿易國。
“但是在成功之后，我們還看到一些新的挑戰。”一貫尖銳的他毫不諱言地指出，首先就是中國社會不斷增長的不平等問題。盡管有成千上萬的人脫離了貧困，但是最新的數據也表明，還有更多的人轉入了貧困，比我們預料的要多一些。在社會不斷發展的同時，社會的不公平性也不斷地體現出來。
他的依據是：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從0.29增長到0.47，基尼系數越靠向1就越是不平等。美國是0.4，印度是0.31，日本是0.25。“中國在這個方面，可能與美國發展的初期相比，不公平性會更加顯著一些。”
在危機應對方面，斯蒂格利茨感嘆，中國的表現如此之好，可謂是凱恩斯最好的學生，這對世界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說，政府可以刺激經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干預市場，來促進市場的穩定和就業。鑒于目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并沒有擺脫危機，他認為，去年年末的增長將不會持續，美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將使中國的出口難以為繼。中國現在必須準備好刺激政策退出的應對之策。
斯蒂格利茨進一步解釋說，30年來，中國不斷地針對環境調整自己的經濟戰略，一次又一次的改變了自己的增長模式，這種積極應變的精神和創新思想使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現在的經濟環境和以前有所不同，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持續，也不能發揮過去所發揮的作用來促進增長。中國需要一場變革，必須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轉向更多的國內需求，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持續。
他盛贊中國正在推行的新農村政策不僅可以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同時也可以拉動中國的國內消費，擴大內需，“因為政府對農村政策的傾斜和投入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一旦國家加大了農村醫療和教育的投入，建立起完善的農村醫療和教育保障體系，就可以降低農民的儲蓄率，從而促進消費。并且實行農村免費制義務教育和減免農業稅都有助于促進農村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
他直言，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被弱化了，有時弱化得比建立的速度還要快。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建立覆蓋全國的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公共醫療體系，建立高效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國家失業保險體系，以減少人們的“謹慎性儲蓄”，刺激國內消費，是當務之急。
他建議，未來幾年，中國應該逐漸脫離資源密集型的制造業，更多地轉向服務型的經濟，擴大尤其是研發、教育、保障性住房以及公共基礎建設方面的投資以加快城市化進程。
針對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斯蒂格利茨提出解決的辦法在于控制基層政府的政策導向。他說：“中國房地產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許多地方政府是將土地使用權轉讓和出賣當作收入來源，這是造成非理性投資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應該從根源上控制投機的原動力，比如實行資本稅的征收、銀行對此類融資加大約束等。”
“中國還有很重要的路要走，但中國確實持有足夠的資源和足夠的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最近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增加，這樣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基礎。這些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中國要從GDP轉向人類發展指數
有兩個行星劃過了地球，一個行星問另外一個行星，你在擔心什么？它說，我在擔心人類。問話的行星說，你不用擔心，因為環境的問題，人類不久就不存在了。斯蒂格利茨說，這個故事在告訴我們，在環境問題上，人類需要全面性的解決方案，中國在減排應對全球變暖的過程當中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說，中國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經濟增長對環境產生的壓力日益增大。現在，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和二氧化碳排放國。實際上，現在全球在爭論，美國還是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國。美國一直占據著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國的位置，但今年或者明年中國可能會取代美國。這帶來很大的關注。因為中國現在越來越依賴能源進口。
他建議中國要采用廣泛的標準衡量經濟改革的成功，比如人類發展指數（HDI），包括健康、受教育程度等，而非GDP。
他的理由是：GDP主要是經濟方面的計量，對于整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和整體表現來說，存在許多缺陷，我們需要在GDP之外考慮能源的衰竭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所以，我不認為它是一個特別好的計量手段。實際上，我們必須以一個全面的觀點和指標來衡量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是否取得長效的、可持續的增長，我想應該像公司一樣，制定一種國家發展的財務報表。我認為HDI，就是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更好的考量的標準。實際上，人類發展指數也是聯合國發展署使用的一個指數。
他特別談到了中國正在關注和推行的綠色GDP，認為這比傳統標準的GDP更為全面一些，并強調說這是事關持續發展、事關子孫后代的大事。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要進行環境方面的征稅，進行市場方面的激勵措施，包括碳稅和排放稅或者循環稅。斯蒂格利茨說，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備選方案。中國也可以對排放的許可進行拍賣，然后在拍賣過程中，所得的收入用來滿足更廣泛的社會、環境和經濟需求。“也就是說，通過拍賣這些排放的許可，可以對那些在過去有過污染的排放，現在取得很大改善的企業進行獎勵，給他們更多物質上的激勵。我想強調一下，僅僅征稅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監管法規和標準。
“看看過去30年的情況，再看看未來20年，我想，通過經濟模式不斷改變，可以帶來更為和諧的中國社會。中國可以在所有這些變革的過程當中，發揮一個非常領導的作用，給中國帶來一個長期健康的增長。2020年之后的中國將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
當代經濟學的巨匠
斯蒂格利茨是一個天生的經濟學家，他的學術研究幾乎遍及西方經濟學的所有領域。他從小聰明好學、成績優秀，尤其具有數學天賦。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后，他喜歡上了經濟學。21歲本科畢業后，斯蒂格利茨直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深造，師從著名經濟學泰斗保羅·薩繆爾森，兩年后就獲得了經濟學博士頭銜，并創下了當時最年輕的博士獲得者紀錄。1979年，36歲的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于表彰對經濟學做出杰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
2001年至今，斯蒂格利茨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授，這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是很少見的，因為他總是不停地在美國和英國的著名大學中來回遷徙，很少在一所大學任教五年以上。他先后執教過的大學有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他所著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講義》、《經濟學》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他主講的課程除最受歡迎的經濟學外，還有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金融學和組織經濟學等。如今，他培養的數十名博士已在世界各地擔任要職。因此，斯蒂格利茨也被認為是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教育者之一。
為了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公共服務相結合，斯蒂格利茨自1993年開始成為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并且從1995年6月起任該團主席。在此期間，他是克林頓總統顧問班子的關鍵成員。對政治家們來說，經濟理論純屬空想，因此，他的經濟理論遭到懷疑和排斥，政策建議直到卸任也沒有受到重視。
1997年不甘心的斯蒂格利茨又出任了一個更引人矚目的職位——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身為世界銀行的高級官員，他卻不斷對該機構提出尖銳的批評，引起許多爭議，2000年他被要求辭職并很快得到了批準。就這樣斯蒂格利茨從政治舞臺黯然退場，重新開始教學和學術研究生涯，并在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人開玩笑說，這是評委們對這位失敗的官員回歸學術界的歡迎。
然而，很多著名學者包括林毅夫認為，他早在1982年就該獲得諾貝爾獎，因為他對經濟學的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貢獻。薩繆爾森在一封推薦信中說，“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出來的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顯然，偉大的薩繆爾森認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還要偉大。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典禮上特別說明，在當年的三位獲獎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對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理論的貢獻最大。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場中，個人追求各自的利益會使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實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因為市場參與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場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對人們的利益造成損害。
他強烈地反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主張建立體制轉型與經濟穩定增長統一的目標模式，強調政府對轉型的主導作用及信息的重要性。他還利用經濟學界最為推崇的工具——模擬經濟行為的數學和計算機模型來修正傳統的理論。這為他贏得了一大批追隨者，尤其是年輕的經濟學家。“在我的模型中，我總是能找到一種特定的干預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說。
此外，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經濟學文獻中堪稱是被人們引用得最多的經濟學家，在更廣泛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領域內也是如此。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