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蒙古豐鎮到福建云霄,從浙江余姚到西安城中村,從沙縣小吃到鋼鐵制造……春節期間,30位大學生用一種獨特的方式開啟了一場調研,用自己的腳感知中國的變化。
這30位大學生來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他們重操方言、走街串巷,甚至夜宿小吃店當“學徒”,這場南北大學生返鄉對“小微企業”的調研——對三四五線城鎮的百余位小微商家進行走訪和問卷調查,勾勒出一張中國小生意的生存圖譜。
他們發現,在中國,小微企業的生存有“壓力”也有“動力”,它們如同一朵朵薔薇花,生命力頑強,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也需要科技助力。
“都說互聯網公司是996,我們忙起來也是996”
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這些中國經濟最末梢的“細胞”時,這些00后大學生有了不一樣的發現。
復旦大學大二學生朱叢林發現“996”式的加班節奏不是大城市的專利。他來到家鄉山東萊蕪一家生產新型建筑材料的小工廠探訪,看到工廠里機器轉個不停。老板說,旺季的時候訂單更多,早上7時、8時就要開門,能忙到晚上10時、12時,“都說互聯網公司是996(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一周工作6天),我們忙起來才是996。”
朱叢林的校友李東莊家鄉在湖南永州,那里開了一家女仆咖啡館,店主是光學工程專業出身,是個資深動漫迷。起初這個咖啡館不被街坊鄰居看好,覺得這生意挺荒唐。如今,這個咖啡館經營了大半年,仍然活著。
看似新奇的“物種”在很多小城市里冒出頭來。這次回鄉,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韓亞軍發現共享經濟的風口刮到了家門口,在武漢宜昌的漢正街上出現了“共享麻將機”。
在調研的這段時間,大學生們接觸到了各種類型的小微企業。鋼鐵行業里的小企業,身邊隨處可見的小吃店、服裝店、超市,近半數小微企業的月營業額在5萬元以下。
當大學生們問起過去一年來的生意情況時,47%的小微企業主表示2018年比2017年賺得更多。他們發現,小微企業也有自己的“煩惱”。一些小微企業主常把“湊合”掛嘴邊,因為46%的人感覺生意更難做了。
“難做”難在房租漲、人工貴、進貨成本也在漲。調研結果顯示,小微商家們開銷最大的三項依次是:進貨墊付、房租成本、人力成本。在甘肅天水,復旦大學經濟學專業大一學生楊楠發現,一些區域的房價兩年內漲了30%多,在當地秦州區商業活動最密集的幾個路段,房價幾乎都達到每平方米一萬多元,堪比上海遠郊。
客流量下滑,是諸多沙縣小吃店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黃秀蓮是當地第一批小吃制作工藝縣級代表性傳承人,開的小吃店處于4A級景區的黃金地段,但從去年國慶節過后,店內日營業額平均1500元,同比下降了30%。
在山東萊蕪,一位從事機械加工20多年的老板期盼政府能幫忙對接科研院所,招才引智,幫助企業發展,“政府給的各種政策、補貼不少,就是招不到人。”而他自己也陷入“悖論”:“一方面希望自己讀大學的兒子能去北上廣找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焦慮著小廠里大專以上學歷的員工占比正在連年下滑。”
從企業規模看,這次調研結果顯示,64%的小微企業員工不到5人,12%的有5~10人。人手不夠或者無力雇傭外人,是小城小店小廠里的普遍情況,41%的小微企業雇傭的是家人,32%的雇傭好友,只有26%的才有實力雇傭外來務工者。
一張碼撐起指尖上的小生意
當大學生們走進一家家小微企業時,一張張二維碼已經成為大部分小城小店的“標配”。
“支付寶到賬×××元”, 宜昌街頭的王老板每天聽到這句到賬提醒就很開心,他期待有一天能聽到定制的馬云的聲音或者自己的聲音。
復旦大學“觀察中國”小微企業調研組發現,超過六成小微商家的日常交易主要依靠移動支付。南京大學調研組發現,像在北上廣一樣,在這些三四五線小城市的小店鋪里,現金付款的比例一成都不到。
事實上碼商(指用二維碼收錢的線下商家,是小微商戶中的砥柱力量)已經成為推動移動支付技術下沉的重要力量。第三方研究機構QuestMobile新近發布的《中國移動互聯網2018年度大報告》顯示,支付寶的10億全球用戶里,超過55.4%的新增月活用戶,來自三四線及以下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下沉市場”。
說起移動支付帶來的好處,一些小微商家如數家珍,“省去找零和減少排隊”“防假鈔”“提升做生意的效率”“都是掃一掃,我們現在和北上廣深的生意人沒得差”“客人不用擔心現金不夠,我也不擔心假鈔虛付了”。
也有小微企業主反映,數字技術對于年歲大的商家會有一定門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學生徐辰燁調研了包頭市的城中村,當地年近60歲的劉大爺聽說過移動支付,知道支付寶收款,也承認“一個手機解決收錢的問題挺方便”,但他始終覺得這種方式不安全、不保險。“錢進了手機里,看不見,摸不著”,讓他心里沒底。
徐辰燁覺得,許多店主開始使用移動支付,某種程度上邁出了數字化的第一步。但小微商家對技術的接受程度和文化水平有一定關系,“有的老板文化水平較低,思想觀念較為保守,沒有更好地利用數字化手段。”
在移動支付逐漸下沉到三四五線城市的時候,一些小微企業主不甘落后,想要搭上科技快車。甘肅天水三年前開始整治流動水果攤,做鮮果小店的杜先生靠這個政策機會抓住了片區里的市場空白,成為最早一批在團購網站上賣水果的人,還趕時髦陸續創建了生活號、公眾號和小程序。腦子活絡的杜先生更是嘗試了網商貸,在他看來,實體店只要把握住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潮流,就可以站好“最后一公里”的崗。
河北邢各莊村的一家超市里,張艷花和丈夫不僅貼上了當地店里頭一份二維碼更是用上了支付寶的“借唄”,拿更多的錢進貨。張艷花覺得這既能周轉開資金又方便。現在,超市一年的營業額能達到二十萬元,刨去成本能掙七八萬元,比外出打工時寬裕得多。
通過這次調研,學生們發現,因為貸款難,不少小微企業主仍舊通過親朋好友熟人借、去銀行申請貸款,甚至有的不得不借高利貸。只有10%的小企業主用過網商銀行貸款,感受到靠信用通過網絡貸款的便利。
在螞蟻金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振華看來,與大企業相比,小微企業貸款難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貸款的運營成本和大企業比差別不大,而小微企業貸款金額比較低,某種程度上并不劃算;另一方面,小微企業的信用數據缺失也是貸款的一個難題。“大企業、上市公司有財務報表,有的小微企業甚至沒有一套完整的財務系統,財務操作上也不是很規范。”
李振華認為,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難首先要解決如何掌握他們的信用數據,而移動支付的出現,恰恰是一個契機。“別看是一個小小的二維碼,背后卻有很大的功能。”李振華表示,過去小店里的商家收款都用現金,經營情況很難通過網絡掌握。但二維碼掃過的每一筆交易,形成了商家一天天的流水。每一個用二維碼開戶的商家,都能通過移動支付形成自己的“電子賬本”,所有的交易數據都實現了數據化、電子化。
“還有通過網絡開具的電子發票信息,這些都能成為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貸款時的評估數據,降低金融機構的不良率。”而在此之上,金融機構可以了解小微企業的需求,進一步提供保險、理財等金融產品。
參與主持調研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褚榮偉發現,新技術給小微企業的生產管理效率帶來了影響,但在金融借貸方面的效能仍待開發。小微企業貸款有著自己的特點:“小、急、短、頻”。數據顯示,線下小微經營者貸款平均資金使用時長為50天,6個月內貸款超過3次的經營者卻達到35%。
李振華認為,金融機構必須改變自己的作業模式,要利用新技術改變過去的信貸審核、授信、發放、風控和催收方式,“要往數據化方面去思考”,這樣,數據越來越多樣化,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指日可待。
“薔薇精神”最動人
2019年已經來了,盡管許多人感覺生意不好做,但71%的小微企業主仍抱有期待。
在互聯網購物浪潮的席卷下,包頭城中村里開化妝品店的張女士從去年開始做起了網購,她并不擔心自己的店開不下去,一方面她的生意屬于實體經濟,另一方面,她在此開店十余年,攢下了一大批忠實客戶,“具有競爭優勢。”
調研結果顯示,國家扶持小微政策的整體向好、數字化經營提升效率成為小微企業主的信心源,34.2%的商家表示還有擴大生意的意愿。今年伊始,央行宣布降準將凈釋放長期資金8000億元,進一步提升了銀行服務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和民營企業的意愿和能力。
“我覺得還是要精細化,做一行精一行,貴在堅持,”在甘肅天水做農產品電商的小店主告訴復旦大學學生楊楠,做生意品質要第一,要相信品牌的價值。
這也是楊楠第一次這么近距離觀察了解自己家鄉的企業。調查之前,她預想中的家鄉小微企業的生存狀態是安于現狀,但接觸下來,發現這些小企業有著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對于搭上數字經濟的發展快車各有路徑。
朱叢林則在調研的過程中,聽到小微企業主說想“創新”,一家企業還提到希望政府幫助他們對接高校,開展“星期日工程師”,這是朱叢林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這個詞是說大企業里優秀的科研人員在業余兼職,為民營企業或其他企業提供服務。
“小微企業不論風吹雨打,努力追尋陽光的‘薔薇精神’真讓人動容”,調研結束后,楊楠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上了這番感受。
她的指導老師褚榮偉十分認同,褚榮偉認為,中國經濟要發展,一定要百花齊放。中國小微企業的數量在不斷提高,而小微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央行行長易綱曾指出,小微企業為全國貢獻80%的就業、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經濟發展固然要關注大企業,但從整個經濟結構來說,小微企業也承擔著大量的就業和稅收,如果小微企業發展不下去,大企業就只能孤零零。”在褚榮偉看來,大企業如果是牡丹花,那么小微企業更像薔薇花,長得挺小不起眼,但隨處可以生長、生命力頑強。“一朵薔薇花可能獲得不了太多關注,但千千萬萬薔薇花就一定會成為一片風景。”
褚榮偉認為,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調研活動。還在讀書本、學理論的大一、大二學生,回到家鄉調研,感受中國經濟的脈動,既有一種情懷也有一種責任。“很多小微企業主就是他們的親戚,他們去調研能聽到更真實的聲音。”
一番調查下來,許多同學發現,近年來,政府在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減免、貸款支持上的政策不斷加碼,起到了很大幫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會主動幫助小微企業跑前跑后。
朱叢林去到一家小微企業,老板說到企業在擴大生產時,當地政府派專人跟進幫助跑手續,“感覺心里挺暖的”。
在數字經濟和轉型升級的背景下,楊楠覺得,小微企業對新技術的接受度、進一步發展的熱情都有很大的個體差異。在楊楠調研的第三產業中,像餐飲、生鮮、小超市這些小微企業主的想法各有不同,“有的企業主會想辦法通過互聯網擴大市場、做配送、對接供貨商還有解決資金問題,但有的企業主遇到經濟下行、市場行情不好的時候就比較被動。”楊楠發現,很多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經營者缺乏了解新技術、找人才的能力。
楊楠希望,政府在減稅、融資等方面出臺政策的基礎上,可以再向技術、人才這方面多多傾斜,“他們創新的積極性不亞于前者,如果能出臺更多在新技術應用、人才引進方面的政策,更能鼓勵這些小微企業的改變和發展。”
褚榮偉認為,各地政府制定政策時也要考慮和規劃不同地域的小微企業適合的發展模式。如果有產業配套基礎的地域,小微企業可以成為產業鏈上的關鍵環節,沒有產業基礎的地方,小微企業可以做好本地消費服務,“這樣才能幫助小微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充滿生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