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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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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民，1954年生于北京，中法混血，散文作家，民間古城保護人士。著有《為了不能失去的故鄉—— 一個藍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衛戰》。
華新民 城市化要尊重歷史文明
華新民是個藍眼睛的北京人，她并且強調自己還是一個胡同人。“我不僅有著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更因為盛過我的那只搖籃，就放在一座有三千年歷史的中國古都的土地上。”華新民的祖輩、父輩曾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嘔心瀝血，然而10多年來她卻一直致力于反對“現代化、城市化”。這是因為“我眼前正在北京發生的是根本不能稱之為現代化的‘偽現代化’。它正在徹底地摧毀一座世上無雙的古都，也是我的家園。我反對在北京二環以內進行所謂的城市化，因為這里早就已經是一座城市了，而且是最能反映人類最高城市文明的地方”。
歷史名城不需要“城市化”
華新民說，人類歷史上城市形成無非兩類，一類是自然形成的，一類是事先規劃好的。絕大部分屬于前一類，極少的屬于后一類，其中古老的如中國的元大都等，新的如巴西的巴西利亞等，這種大型人造城市一般又都選擇在人煙稀少的土地上，或在已被戰爭被天災摧毀的原城市廢墟上建造。一般所說的城市規劃，從全世界來講，主要都是或在已成型的城市內部不斷進行局部的調整。如果遇上歷史名城，很多國家對這種調整又是非常小心的，或者選擇在郊區建設新區。
基于這樣的認識，她認為城市化應該是漸進和始終保持低潮的，不應該出現高潮。諸如北京等歷史名城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應該謹慎，分清哪些區域該城市化，哪些區域是不能被城市化的。她說，“在建設過程中，農村發展成為城市是城市化。然而，像二環以內的老北京,早就已經是一座城市了，為什么還要進行所謂城市化呢？現在很多城市正在進行的“城市化”對象都包含已經存在的歷史名城，但它們不但與現代化沒有沖突，與現代物質文明沒有沖突，而且一直表現為一種很高的城市文明。我也相信，很多城市在舊城改造之前是很美的，很有特色的，不像現在變成了千城一面。”
她譴責當前一些人認為高樓大廈才是城市，平房不是城市的觀點，認為“這是非常荒誕的，也是不值得一駁的”。她批評歷史古城在舊城改造時以高樓大廈取代平房的“城市化”做法，認為“這不但沒有提高城市的品味，反而把城市曾經擁有的文化和品味拉低了”。她更為舊城改造中用鏟車把絕大部分城市中心的靈魂消滅掉了，把每一座城市自己獨特的文化沉淀消滅掉了，把屬于全民族的珍貴建筑遺產消滅掉了，感到痛心疾首。
“北京老城原來有62平方公里，去掉其中1/3的皇家園林和公園，只有40多平方公里的胡同。現在拆了一半以上，也就還只有20多平方公里了。可是，這20多平方公里還在繼續拆。”說到這里，華新民聲音有點哽咽。“此時此刻，我們不要忘了在1982年，北京是被政府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可是現在，這‘城’在哪兒呢？要知道，‘城’不是一棟房子，一條胡同，一片區域，而是它的整體。我覺得，今天的北京已經不符合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了。”她直言“這實際上是對城市文明的一種摧殘，再不能以任何理由拆下去了”。
她還認為，對于二環以外“舊城改造”中涉及的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樓房，建筑師們完全可以發揮自己的才智來修整這些還非常結實的住宅，，一方面使它們的內部結構適應現在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對外觀加以美化，“而我相信住在里面的業主會很樂意集資做這件事情的，因為開銷會遠遠低于外遷時每個家庭要投入的費用，并且還能留在原來熟悉的生活環境中。這也有利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舊城改造要注重主體和方式
華新民是舊城改造的強烈反對者，但她也表示，舊城不是不能改造，而是目前改造的主體和方式不對。她說，這個主體不應該是政府和開發商的聯合體，而應該是政府和一座座宅院業主的聯合體——業主管門里，政府管門外。而一些“法學家”更應該清楚他們借“公共利益”所贊成拆掉的每一處“破房子”都是有它的產權人的，是外人尤其是房屋土地管理部門沒有權利擅自處分的市民私人財產。
她告訴記者，事實上，在某些城市新出臺的規劃文件中，政府自己也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比如北京2005年初公布實施的“2004—2020新總規”中，就在其針對舊城的“機制保障”一條中明確規定居民應該“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但問題是這個規定并沒有得到執行，很多私房業主申請工程許可證遭到拒絕，他們只能坐在自己家里等著別人來拆他們的房子！在全國范圍，以房地產開發商為實施主體的“舊城改造”或所謂“危舊房改造”仍在繼續向已經所剩無幾的古老街巷推進……她還談到，這種大拆大建正在讓城市里的每一塊土地都以號稱“實現最大經濟利益”為目標，進行既浪費資源又浪費生存空間的重復建設：不存在市場需求的大型商場一座接一座地建，沒必要的樓堂館所遍地開花，原住民大規模向外遷徙(實際發生的往往是“換血”，而不是旨在減少人口密度的人口疏散)。我們的“發展”像水波一般把人一圈一圈往外攆，把城里人攆到了鄉下的可耕地上。她反問，如果不立刻停止城市里的新建，又怎么可能停止對可耕地的侵犯？！
“這直接導致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土地危機。在這里，我們最不應忘記的，就是自己身在何處，就是自己腳下非加拿大也非美國，而是可耕地只有國土總面積十分之一的中國，是人口為世界之最的中國，是最不應該發生圈地運動和造城運動的地方。對此，我的父親華攬洪(原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早在1983年就曾在《建筑學報》發表過一篇題為‘開發荒地，建設新城鎮”’的文章，建議把新的建設放到荒地和坡地上去，可是他當時所擔憂的情況在今天已經泛濫成災！”
感到無奈的同時，華新民還是提出了幾點建設性意見希望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首先建立政府和業主溝通的平臺。政府主管部門，尤其是市長，應定期與那些祖祖輩輩居住在老城的民居主人座談，就老城未來的看法和想法進行交流，因為他們是最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人，這對于政府未來的規劃也會有很多啟示。其次要實行問責制。十幾年來沒有一個歷史城市的領導，因為在城市建設的時候破壞了文物建筑而受到問責。如果有問責，哪怕先瞄準一兩個具體的人，也可以起到全面警示的作用。第三，需要組織一個真正憂國憂民的智囊團來做具體的策劃，而它的組成絕不能是已陷在既得利益泥潭里的“學者”和“專家”。第四，歷史學專業人士，要深入舊城、深入老宅，傾聽一家又一家人的故事，再利用網絡讓更多的民眾了解這些故事。此外，也要充分發揮媒體的傳播作用。
大拆大建源于土地儲備制度
采訪中，華新民直言，當前各地政府均極力“以地生財”是城市大拆大建的根本原因，取消土地儲備制度、取消土地出讓金制度迫在眉睫。
她說，自1997年開始試行的土地儲備制度從起步時就走入了歧途，全國各地在土地儲備中常常跳過“土地儲備辦法”中“收購、收回和征收”的程序，直接就由土地儲備部門組織的實施單位(通常是看中該地塊的開發公司)拆除眾業主的房子，把本應該制定的收購土地產權的合同改變為拆遷現場上的“拆遷協議”，并在現實中經常照此無任何法律依據的“土規定”操作。生地出讓泛濫的同時，各地政府欲儲備的范圍也是無邊無際的。為此，近年來有關的拆遷公告上可以看到五花八門的名目，如“舊城改造”、“整治城中村”、“綠化”、“消滅邊角地”、“排危解困”、“環境整治”等。而待到拆光了進行“招拍掛”之后，一轉手還是讓土地落到了房地產開發公司手里，所謂“儲備”只是走個過場，完全背離了儲備土地應用于公共利益的初衷。
另外，她認為還有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解決，就是對產權的認識和理解。“當下的一個荒誕現象，是眾多房主認為房子下面的土地是不屬于他自己的。可是，房子和土地是分不開的，在物理、法理、天然權利和法定權利上都是分不開的，所以房地產才會叫做‘不動產’。但21世紀的中國市民卻認定自己不擁有每天踩在上面睡在上面的土地。如果真的是這樣，政府為何還要要求為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房屋保存好其產權人的地籍證書和資料呢？又為何國土資源部在其數份文件中稱業主們為‘土地產權人’呢？”
她表示，近年來建立的土地儲備制度之所以沒有在它每次引發劇烈社會沖突之前讓一般民眾在意，正是因為大家心里認定自己已經不再擁有土地，因此想都沒有想到地方政府要拿去“儲備”的土地在進入“土地倉庫”之前，其實是不歸國家所有的，地方政府的這些“土地倉庫”原本是空的。
為此，從1998年至今，華新民一直在大聲地捍衛私房主的財產權，力爭讓更多的私房主了解自己對土地與房屋的權利，這也被認為是她最尖銳、最敏感的部分。
華新民說：“事實上，城市土地‘國有’是1982年憲法以后的事。上個世紀50年代初，城鎮私房主仍擁有房地契，后來換成了新政權的房地產所有證，此證‘文革’中被紅衛兵逼迫交給了房管局保管。80年代土地‘國有’之后，政府并沒有為城市土地做變更所有權的手續，所以私有地產并沒有過戶到國家名下。20年后，北京開始登記做‘土地使用權證’，但只有一部分發到業主手中。現祖宅私房主擁有的是直接來自私人土地所有權的自然享有的（非國家出讓和劃撥）永久土地使用權，這是有價格的，是他們的土地財產。”
她建議：1、撤銷土地儲備機制，國家為公共利益進行建設盡可直接依法實施對土地的收購和征收。2、改地方財政以土地出讓金支撐為稅收支撐，一方面能夠以“細水長流”替代“一錘子買賣”，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政府與部分私人(房地產開發公司)結盟。3、停止“土地使用權”這個已經使用了近20年的用語，而以概念明確的“私人土地產權”代之。建議為商品房業主頒發“土地產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并向1982年以前的祖宅業主返還“文革”中被迫存放在房管部門的“房地產所有證”。4、全面檢查在已有權利人的土地上進行重復登記的情況，撤銷無效登記。由于重復登記的情況在歷史城市和歷史街區最為普遍和嚴重，此舉在尊重私人財產的同時也能起到保護屬于全民族的建筑文化遺產的作用。5、全面檢查已經入市和即將入市的土地之來源，撤銷沒有簽定過“土地收購協議”的上市土地。
永不言棄的胡同保衛者
1954年華新民出生于北京無量大人胡同的一個院落里。后于1976年文革結束之前遠走法國巴黎生活，后去香港。1997年，華新民隨在法國駐華公司工作的中國丈夫回國一段時期后，忽然發現北京已在大規模地拆除胡同。“我覺得我不能眼看著一個獨特的北京城毀滅，變成世界上隨處可見的那些平庸的現代都市。”在了解到“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內容后，她向北京市和中央領導上書，希望停止拆除胡同。同年秋，華新民開始只身細致地在正被拆除的劈柴胡同和史家胡同一帶進行調查，觀察四合院建筑的現狀和了解居民的想法，并把調查結果形成文字向北京市政府領導上書，呼吁停止拆遷并對北京古城實行整體保護。
從小在北京長大的華新民對中國古建筑有著深深的眷戀，她認為這些建筑都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是中國的文化符號，她認定自己的使命是要保護北京的文化，而非單純地保護傳統建筑。她要求把北京城胡同格局與所有尚未被拆的四合院，分毫不差、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然而，這一想法非但沒能得到實現，反讓她贏來“一個極端激進與保守主義者”的稱號。
1988年3月初，美術館后街22號院的房主人趙景心邀請華新民到他的被畫上“拆”字的明代四合院來看一看。22號院在隨后的兩年多當中成為華新民與舒乙、王軍和方可等文保人士的“根據地”，也被認為是“胡同保衛第一戰”。盡管華新民竭盡全力通過各種渠道試圖制止對該宅的拆除，最后仍以失敗告終，但這場曾大量見諸于報端的呼吁喚醒了不少民眾的文保意識，很多后來加入文保行列的人士都對這座宅院記憶深刻。
隨后的數年，北京的胡同如多米諾骨牌一樣成片成區地倒下。華新民因此從一個全職太太變成專職胡同保衛者。她經常試圖去保護一座座被打上“拆”字烙印的四合院，投書相關部門來闡述古城保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還在各類媒體上撰文宣傳北京這座千年古都的價值。從2004年開始，在意識到任何一條歷史街巷和所承載的文化都不可能留存在被賣掉的土地上，華新民開始認真研究半個世紀以來的相關法律，尤其是關于老宅土地產權的法律，并在多家媒體發表文章若干篇。2009年5月她出版了《為了不能失去的故鄉——一個藍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衛戰》。該書除了字里行間向人們描繪了胡同之美，還被認為是一本普及歷史知識和法律知識的書。華新民在嘗試通過普法來遏制各地方政府出讓歷史街區和歷史城市的土地的欲望。
因為受她感動而決計投身制作胡同復原圖的鄭希成認為:“最后的北京城要是保護下來了，應該給她塑個像。”為美術館后街22號院辯護的律師吳建中也說：“這么長時間過去了，屢戰屢敗，我們都有些心灰了，不知道她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凡是與胡同有關的任何事，她在任何時候都不知疲憊。”
每座老宅院都是一本書
“每個四合院都有故事，每座老宅院都是一本書。它有著歷史的沉淀，蘊含的文化不僅是建筑，還有房子里的人，以及空氣中所有的一切。北京人和北京的傳統建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華新民深有感觸地說。那么，這個在胡同里出生的藍眼睛的中國人，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1914年，我的祖父華南圭在北京市東城區的無量大人胡同購買了兩塊荒地，并自己設計建造了兩棟相連的花園洋房，中西合璧，非常的漂亮。他考慮到生活的舒適，所設計的地下室稍高出地面，這樣房子就不潮了。另外房子里暖氣和衛生間等設施都很齊全，他還曾經在當年他寫的教材里面講述這些設計，并且拿家里的鍋爐做案例。”華南圭是清末留法學生，著名的土木工程專家和建筑師。曾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北京工務局局長等職，是北京市第一個公園中山公園的主要設計人之一。解放后任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與第一總建筑師梁思成共事。
“屋子外面是個美麗的花園，里面還有小假山。今年已經97歲的父親兩歲的時候住進這個院子，在這里長大。我是在1954年出生在那兒。奶奶是個作家，她經常在家里組織文化沙龍，客人們會在院子里面喝茶、聊天。在抗日戰爭期間，爺爺去了法國，院子就空下來了，還一度被川島芳子霸占過。二戰后，爺爺坐船回來，又回到這個房子，我父親1951年回國后也回到這個房子，自此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住，58年后出租的部分又變為由國家代為經租。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為修房暫時搬離了自住房，但文革中被房管所擅自拆除后建成了簡易樓。”
華新民說，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父親就開始委托她要回自己家那兩棟經租房。盡管在和有關部門接觸中也經常被“踢皮球”，但是她仍然很有信心能夠要回自己的房子，因為她在網絡上收集了不少其它省市退還經租房的信息，而且她從東城區房管局復印了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發給她家的《房地產所有證》。以現行的法律，足以證明華家對這棟房子的所有權。
“結果2004年11月，我看到無量大人胡同貼著政府發出的布告說這里即將拆遷，我一下子就慌了。”讓華新民更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她在北京市房屋土地權屬登記事務中心信息網上看到，自家宅院所在的胡同已經被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抵押給了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市東城區支行。
當時，北京著名的果郡王府即孟端45號院正面臨被拆除的命運，華新民決定先把主要精力放在這個院落的保護上，但是很快，這座精美的古代建筑變成了廢墟。當華新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頭保護自己的家園時，她發現已經晚了。“他們太快了，我本來以為先把孟端45號院的事情弄完也來得及，沒想到他們拆遷的速度會這么快。我只撿到了一個瓦片，至今還在我家中。”
“拆到自己家的時候，我特別能夠體會到‘拆’這個字的重量。看著工人們一下下砸下去，我也一下子體會到了別人家被拆除的滋味。拆毀之前我回到老房子，一間一間地看，我覺得我能觸摸到自己的過去和家族的過去。我現在感到很絕望，很憤怒。”她告訴記者，她已經在北京市人民法院上訴了，但是還沒有上訴到最高法院，將來不知道結果如何，她說希望一切都是透明的，她和父親都是不會放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