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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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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日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城市化委員會專家委員王凱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說：城市的基礎設施水平有了根本性改變。無論是交通還是市政，一些過去我們不太注意的方面，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同時，公共服務水平有了質的改變。過去關于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方面的設施，無論是人均水平還是絕對建設數量，都嚴重不足，還有公園的建設水平、綠地的建設水平、公共空間的建設水平等。他表示，我們距一個高水平的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方方面面的服務還有很大欠缺，在城鎮化下半場要實現“人的城鎮化”，一切要用小細節服務人。
以下為詳細報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王凱的話說，過去城市不停擴張，做了40年“比較糙的事兒”，是時候做“精”了。
今年6月，由中規院參與編制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草案向公眾征求意見。從公示內容看，規劃理念發生了明顯變化，街區主要采用小街區、密路網設計，不再是過去常見的大廣場、寬馬路。王凱說，這是宜居城市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12月18日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作為“人居環境科學的創建者”受到表彰。作為弟子，王凱深有感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是對老師40年銳意創新、改革規劃理論的肯定。”他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現階段我們和歐洲城市的差距主要表現在細節上，“吳老反復強調建筑、規劃和風景園林要融合到一起，本質上就是要以人為本。”
25日凌晨，王凱在朋友圈轉發了一則新聞，內容是明年北京海淀區將在29個街鎮配備責任規劃師，“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真的到了精細化時代。”他感慨地說。
人居環境發生根本性改變
NBD:改革開放40年，我們經歷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在您看來，可以分為哪些階段？有何特點？
王凱：如果從時間的角度劃分，中國城鎮化一般來說有這么幾個階段：第一是1978年到1992年，這是一個起步期，城鎮化率從不到20%發展到接近30%。第二階段是1992年到2002年，城鎮化快速發展。2002年以后進入一個新的轉折期，這個時期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應用到城鎮化進程中，包括科學、協調、可持續發展等。再細分的話，也可以把2010年以后作為一個階段，這一年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差不多達到50%，再之后就進入到一個相對不是那么快的、更加注重質量的發展階段，而且2015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具有重要意義。
總的來說，應該有幾個標志。首先是老百姓的居住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善。1978年，中國的人居環境條件普遍比較差，一家三代擠在一個很小的房子里，或者幾代人同堂，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現在，不僅人均居住面積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要略高，而且商品房的擁有率也是非常高的，這是一個根本性變化。
第二，城市的基礎設施水平有了根本性改變。無論是交通還是市政，一些過去我們不太注意的方面，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同時，公共服務水平有了質的改變。過去關于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方面的設施，無論是人均水平還是絕對建設數量，都嚴重不足，還有公園的建設水平、綠地的建設水平、公共空間的建設水平等。
NBD:進入城鎮化下半場，要實現“人的城鎮化”，您認為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和加強？
王凱：其實從“土地的城鎮化”到“人的城鎮化”，一個最大的轉變就是從人的需求出發，來確定城市的發展內容和主要目標。現在城鎮化還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比如環境問題，大氣的、水的，都是目前城市人居環境建設當中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這不僅涉及到理念問題，還涉及到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還有社會服務，現在有了基本的公共服務，但距一個高水平的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方方面面的服務還有很大欠缺。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可能每個大城市的地鐵通車里程都有300公里、500公里，但它的線網密度夠不夠？就是你從家出來去地鐵站要花多長時間，在“最后一公里”的建設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
還有一些細節。比如便利店的數量夠不夠，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雖然能買東西，但要走很長時間。所以現在規劃界也提出“15分鐘生活圈”的概念，就是出門走15分鐘，買一些小的東西，或者孩子上幼兒園、老人看病，能不能在這個步行距離里面實現。還有綠地，這幾年人均綠地指標也不低了，但是你出門走300米能不能看到綠地？這個要求可能很多還做不到。不是說要大綠地，而是要更多的小綠地，在你家的周邊，這樣便于老人和兒童的活動。
這些都是我們的短板，一切還是要用小細節來服務人。包括剛剛講的交通，現在我們的道路是不少，但到處都是大路，路一堵整個交通就癱瘓，需要更多的次干路和支路，如果微循環比較發達、比較豐富，交通就不至于這么擁堵。
“大家有了規劃意識”
NBD:城市的變化可能是每個人都能感知的，對于城市規劃本身來說，您認為這40年發生了哪些改變？
王凱：最大的變化是規劃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公眾普遍高度認可的一件事情，這是很不一樣的。1978年以前，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規劃意識，現在老百姓已經有這方面意識了。
第二個是規劃的法治建設有了根本性改變。1978年以前規劃是無法可依的，從1990年4月開始施行《城市規劃法》到2008年1月實施《城鄉規劃法》，我們建立起了一套法治體系，現在所有的規劃編制，都要依照《城鄉規劃法》的要求編制規劃。
從技術層面來說，過去規劃上的“國家標準”幾乎是空白的，現在我們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技術法規體系，比如人均住宅要多少平方米、人均綠地要多少等，這個也有很大不同。
NBD:具體到規劃理念上，變化也很明顯。
王凱：是的，從規劃理念的角度來講，變化也還是比較大。比如改革開放前二三十年，規劃理念主要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像開發區的理論就是以效率優先，這都是規劃里面經常提的一些事情。
最近10年或者15年，逐步把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規劃的一個核心理念，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對生態文明越來越重視了。因為從文明的角度來講，我們過去很多年都是以工業文明的思想在做經濟建設和發展，就是效率第一、效益第一、標準化。但從生態文明這個角度，則更多地注重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特別是在人口規模的測算上，過去我們希望人越多越好、城市越大越好，現在就轉變為以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來反推人口規模。所以宜居城市的建設，是我們近年來在觀念上一個比較大的轉折。
綠色、創新、文化和宜居
NBD:我們注意到，您曾在改革開放30年總結過規劃思想變化的幾個關鍵詞(土地價值、城鄉統籌等)，現在十年過去，您有哪些需要補充的內容？
王凱：有幾個主題詞可以補充，綠色、創新、文化，當然更重要的是宜居，就是宜居城市的建設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幾個方面的主題詞可能是最近十年變化比較大的方面。
綠色是發展理念的重大轉折。過去我們只要求GDP總量，現在更講究GDP的質量，在總量提高的同時能耗要降低，排污要減少，排放量要減少，這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這個也包括城市用地規模不要那么大，更加集約，這都是綠色發展方面。
創新主要講的是經濟方面的動力。過去搞簡單的粗加工，更多是初級工業產品的制造，雖然我們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國，但是創新不夠，現在更多的講技術創新，要有一些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創新型企業，這樣才能占領世界經濟的頂端。
文化有兩方面考慮。一個是說中國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要靠文化的影響，單靠經濟影響力是不夠的。這個文化影響力不僅是說歷史文化要得到充分彰顯，同時文化產業要得到發展，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滿足以后，未來會有大量的文化消費。
最后講宜居，品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跟歐洲城市的差距，其實已經不差在我們有幾條主要道路、有多少地鐵數量等大方面，而是差在一些細節上，這些細節反映在宜居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這個其實也是吳良鏞先生反復強調的建筑學、規劃學和風景園林學三位一體，本質上就是要以人文本。
NBD:所以這次吳良鏞先生作為“人居環境科學的創建者”獲得“改革先鋒”稱號，意義重大。
王凱：應該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是對吳老改革開放40年銳意創新、改革規劃理論的肯定，特別是吳老創造性地提出人居環境科學這個理論，有很重要的價值，對整個學界、整個國家人居環境的發展都具有開創性貢獻。
因為早期，我們很多規劃建設用的都是前蘇聯的規劃理論，40年來，中國規劃界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特別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漸進過程，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吳老的人居環境科學是其中一個重要代表。特別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把建筑學、規劃學、風景園林學融合在一起，因為過去這三個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現在統一到人居環境科學領域里面，是很有創新性的。
靠“專業化職能”提高競爭力
NBD:隨著越來越多中國城市開始參與全球分工合作，不少城市都提出了邁向“全球城市”的發展目標并寫入城市總體規劃。在您看來，規劃如何為城市賦能？
王凱：這個目標其實是比較高的，如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真正能夠稱得上“全球城市”的沒有幾個，比如紐約、倫敦、東京、巴黎。全球城市就意味著在全球的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有多少，全球性的文化機構有多少，服務水平怎么樣，反映出對全球經濟的掌控能力，所以真正的“全球城市”是有限的。
中國城市要實現一個高水平的現代化發展，現在也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按照“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要求，朝著世界城市的方向去努力。這里有幾個要求：首先是經濟競爭力，那就是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比如上海北京就更有這方面的條件，因為他們具備面向全球的經濟體系。但這并不是說二三線城市沒有這方面的潛力，像杭州、成都、武漢這樣的城市，可以通過突出專業化來實現。
從全球來看，洛杉磯、墨爾本、法蘭克福、慕尼黑等城市都有一些單向性的國際職能，都很強，比如洛杉磯的電影，法蘭克福的航空樞紐。所以，很多城市通過發展自己的特色功能和獨具全球影響力的產業，也可以躋身國際，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
NBD:對于更多的內陸城市來說，未來可以從哪些方面進一步提高城市競爭力？
王凱：進入后工業社會，新經濟發展起來了，航空運輸、信息化發展起來了，不完全通過海運來傳遞信息和貨物，更多的要通過網絡的方式，所以，內地和沿海城市差不多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所以內陸地區的發展，在新經濟的背景下有了一些新的機會，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向西開放，中西部地區有了更多的機會，這是新的變化。內地和沿海的差距，特別是內地中心城市，這種差距在縮小，是一個好的趨勢。
規劃上，國家層面也在提一些區域發展戰略，對于中西部城市的規劃來講，就是不要簡單重復東部過去走過的老路，要差異化發展，凸顯自己的特色優勢。比如貴州、云南，搞大工業沒有條件，資本不夠，土地資源也比較緊缺，在工業化后期發展旅游、文化、健康產業，這個恰恰是東部地區不具備的，那就很可能后隊變前隊，又有新的發展機會。（文章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