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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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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紅手印，一個政策，一個開始
金秋時節，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游人不斷，人們通過一張張老照片感受著歷史。最受人們關注的自然是４０年前１８位村民按下分田到戶紅手印的那張照片。那一張按滿紅手印的薄紙，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幕。
如今，農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生活水平比過去大大提高，這一切都可以從這一枚枚紅手印說起。而作為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小崗村也留下了中國農村土地政策變革的每一個足跡。
紅手印帶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記者近日在小崗村的紅手印農家菜館見到了嚴立華老人。他是當年18位“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當年按下紅手印的茅草房就是嚴立華的家。
４０年前，小崗村是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而聞名的三靠村。“經常鬧饑荒，村里人餓肚子，不得已要去逃荒要飯。”嚴立華說，我們那時候三四十歲，討飯根本上不去門。就怕人家指指點點說，這么個大勞力上門討飯！那么多地，咋就搞不到飯吃？
嚴立華說，當時政策不允許，家里養幾只雞鴨，都被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生產隊的18戶人家，先分成兩個大組，又分成四個小組，后來分成８個小組，還是不解決問題。
“一家一戶分開單干！”1978年那個冬夜，包括嚴立華在內的18位農民做出了這個決定。他們簽了協議，按下紅手印。“當時我們覺得，殺頭可能不一定，但是坐牢是逃不掉的。但我們都說，寧肯坐牢，也不能餓肚子。”
分田到戶的效果驚人。“我家那年收的花生有千把斤、稻谷五六千斤，一家人5年也吃不掉。”嚴立華回憶說。
1979年，小崗村迎來了大豐收。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3.3萬斤，十多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余糧，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800元。餓肚子、逃荒要飯，在小崗村徹底成為歷史。
18枚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制度保留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但確立了家庭的承包經營權，農民可以自主經營。這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最受農民歡迎。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大成果。
星火燎原。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中99%以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均糧食擁有量達到800斤，基本解決溫飽問題。
“三權分置”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前幾年，嚴立華把土地流轉給了種植大戶，他和家里人則專心經營起了農家樂。
“土地流轉出去，我們每年有租金收入，農家樂也有收入。”老人說，“確權證在我們自己手里嘛，等合同到期，這個還是我的地。”
嚴立華老人口中的“確權證”就是《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015年，安徽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首批頒證啟動儀式在小崗村舉行。小崗村的村民拿到了“紅本本”，老百姓流轉土地更放心了，據說還可以用來抵押貸款呢！如今，小崗村超過六成的土地已經進行了流轉，新型經營主體數量比前幾年翻了好幾倍。
黃慶昶就是來小崗村進行土地流轉的“外來戶”。十年前，他流轉了村里幾百畝土地，用來種植梨樹，合同一簽就是15年。
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李錦柱告訴記者，目前村里正在幫黃慶昶協調辦理《農村土地流轉經營權證》。有了這個證書，他的經營權有了更切實的保證，還能去銀行進行抵押貸款等，申請更多金融支持。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從40年前所有權、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到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順應了現階段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更為規模化、專業化、機械化的現代農業打下了基礎。“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也是中央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又一重大政策。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
“農村土地政策穩定，不僅讓農民安心，也讓我們這些種植大戶吃下了‘定心丸’，為我將來合同到期后再續約打下了基礎。”黃慶昶告訴記者。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讓農民變“股東”
今年２月，杜永順一家和其他幾千名小崗村民一樣，每人分得了350元的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的分紅。
“這是第一次分紅！村民實際不止得了350元，村里還給我們交了新農合等費用。”已經71歲的杜永順老人說。
這正是小崗村開展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試點工作的成果。這一實踐探索，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生動體現。
2016年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將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以股份或者份額形式量化到本集體成員，作為其參加集體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據。
據了解，在清產核資和界定成員身份基礎上，小崗村組建了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入股了此前村里開辦的小崗村創新發展有限公司，以這家公司為載體經營集體資產，經營利潤按占股比例分配給集體股份合作社，合作社提取公積金、公益金后按章程給村民分紅。
小崗創發公司充分發揮集體資產和品牌運營作用，通過合作經營、品牌入股、招商引資，不斷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去年，小崗村的集體收入達820萬元。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村民從“戶戶包田”實現了對村集體資產的“人人持股”“人人分紅”。
“估計以后每年的紅包會越來越大！”杜永順笑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