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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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檔案】
職稱：國土資源部土地經濟研究員、國際注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
經歷：1981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無線電系
1981—1990年，任國家氣象局衛星氣象中心業務科長、工程師
1990—1995年，任廣西北海市科委副主任、市長助理、開發區主任、開發區總經理
1995—1999年，任中國科學院中關村科學城改造建設辦公室咨詢中心主任（兼職教員）
1999—2002年，任北京市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產業規劃處處長
2002—2004年，任北京市海開房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2004年3月至今，先后擔任北京中關村科學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黨委書記、北京澳林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董事長、北京春暉聯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國際注冊商業房地產投資師（CCIM）中國區主
席、中關村不動產商會會長、中關村協會聯席會執行主席等職務。
推進城市化必須正視環境問題
歷史的腳步跨入新世紀后，我國也進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在快速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如果處理不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問題，必然會帶來生態災難，并最終影響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作為中國城市化的參與者與推動者，楊建平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看得非常清楚。他直言，“目前必須高度重視我們所面對的城市建設與城市環境保護之間的問題，依據我的個人經歷，我認為我國環境問題主要出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水資源環境問題。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水，水資源是城市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工業時代至今，城市化的進程也伴隨著水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廢棄，同時伴隨著水環境的嚴重污染和破壞。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城市化水平較低，水的稀缺性和水問題并未顯現。改革開放3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從開始的17%，上升到今天30%以上。由于在城市發展和大規模建設初期沒有足夠重視水資源匱乏的嚴重后果，導致今天伴隨城市化建設發生了“水災害加劇、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惡化”等城市化疾病。
同時，由于城市的迅速膨脹，人口比例增長超出水資源供應的速度，許多城市在原本缺水的情況下無節制發展、掠奪式開發、污染性使用，使原本就緊缺的淡水資源繼續喪失其僅存的使用價值。楊建平充滿憂慮地說：“目前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67%的城市缺水，有20%的城市嚴重缺水。如果不講科學的延續開采，別說我們的后代沒水喝，就連我們這一代的晚年也會飽受干枯之苦。”
其次，是空氣質量問題。根據相關部門報道，我國每年因城市空氣污染和室內空氣污染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分別是17.8萬和11.2萬人，因城市大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門診病例35萬人、急診病例680萬人。20年前曾從事氣象工作的楊建平專門向記者提到了近幾年來新出現的一個氣象學名詞—陰霾。他說，“陰霾”是一種由于非水塵霧形成的視程障礙現象，是由于近年來城市發展中不斷擴大的工業生產向大氣中不斷排放工業粉塵，再加上城市生活排放二氧化碳和汽車排放的燃氣粉塵，使大氣中細小的污染物顆粒在上空聚集，遇到城市高空天氣晴好，風力較小的情況下，在城市接近地面的大氣層形成一層厚厚的、幾乎靜止的顆粒云層。它造成的結果是空氣質量差、能見度低、氣壓低，使人感覺胸悶，呼吸不暢，也是心腦血管病發作的主要環境成因。在我國江浙、四川、山東、天津、北京等工業密集城區經常出現，特別是在工業開發區集中的地區。
楊建平說：“在這些事實面前不能不提醒我們自己——城市建造者和工業生產者，每當我們硬化一片綠地和生產一批產品時，你給城市帶來的是什么？作為我們這些不動產開發商更應該為國家的今后、子孫的今后想清楚。”
最后，是植被破壞問題。楊建平直言，近10年來我國城市化伴隨著房地產無節制的開發，導致了植被和農田的破壞。城市建設用地的急劇增加，使農耕土地面積減少，雖然我國自1996年就實行占補平衡的土地開發政策，但是從1996年到2006年10年內仍然以每年減少一千萬畝農田的速度發展，至今為止我國耕地面積降至18億畝，人均占用不到一畝半耕地。我國是個農業大國，但又地少人多，如果城市化發展是以吞吃耕地為代價，那將是亡國之道。
正因為如此，楊建平說：“我們人類不應該在享受自然的同時毀滅自己，應該懂得和學會與大自然友好相處。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既要保持穩步快速發展，又要保護好環境，堅持走人與環境和諧發展之路。”
保護環境，呼喚創新
在城市化進程中，究竟應該怎樣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走上“綠色城市化”之路？楊建平說：“根據我的經驗，沒有捷徑可言，只有創新，走有自己特色的發展之路，同時大膽改變我們一些不盡合理科學的發展思路、行為模式和管理模式。”
楊建平表示，具體來講，為了保護好環境，使我國城市化順利進行，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1、主動改變生活方式。
楊建平說：“改變生活方式不但可以節約資源，而且還可以豐富資源，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能源和資源高消費的基礎之上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消費模式與我們國家已經確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相悖的。”所以，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要把創新發展觀貫徹到生活消費領域，貫徹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建立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資源和能源的可持續利用，才能既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他表示，改變生活方式主要包括這樣兩點：其一，改變“用水與節水”。首先是用新型生活方式改變水資源的利用。即“節用三水”，這里指的“三水”是地下水、雨水、中水。在每一個項目的規劃設計中政府要強化雨水回用系統的設計和實施，這在技術上目前有多種選擇，國外也有較先進的方法可借鑒。其二，改變“居住與行路”。對于空氣污染，要因地區而研究污染源。多數城市是由于汽車流量的增加，帶來的交通擁擠、道路繁雜，再加上汽車尾氣排放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以及空調機和工業生產向城市散放的熱氣與二氧化碳氣體等，造成城市熱島效應。在這里建議采取“以靜制動”的生活方式，取代“開車多、排污多”的生活方式。”
2、改變生產方式。
改變生活方式，實際上是引導人們向可持續消費模式轉變。在楊建平看來，與實現可持續消費模式直接關聯的就是消費品的生產方式。概括的說，可持續消費品或行為與四大類生產資源要素和方式有關：土地開發與利用、交通形式與工具、水資源開采與利用、廢棄物收集與處理。這四個要素具體到生產方式上就是土地的保護性開發與集約式使用、節能型汽車生產與健康生活、減少地下水開采與水資源循環利用、廢棄物收集方式與實現轉化效能。就土地開發而言，楊建平認為，應堅持科學開發的原則，也就是說確定城市化發展之前，應該對準備擴大的城市用地進行認真考察，也就是“生態規劃優先原則”。不清楚祖輩給我們留下資源的真實情況就盲目動土，其結果不但不能得到應有的價值空間，還會親手斷送養育子孫將來的城池。
“生態優先”實際上也是一套組合拳，首先是科學的勘測規劃，而后是合理的規劃控制，再有是根據環境及地理的實施計劃，還有節省與環保的生產方式等。開發土地項目就象雕刻一塊上好的玉石，在下刀雕琢前一定要研究它生長的環境，了解它本質的紋理，琢磨它隱藏的特點。土地是有靈性的，也是有屬性的，它承載的產品一定符合它本身的個性，它孵育的產品一定屬于這快土地。
3、改變管理方式。
城市化發展也必然導致城市管理新模式，50年來我國城市管理的模式都是沿著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下的政府被動式管理，根據不斷出現的城市問題尋求解決辦法，基本上是政府核心機構主導下的統一模式管理，而非民眾參與。楊建平說：“今天的城市化也是城市多元化，就應該允許多種管理模式并行。”他認為，以開發區（如中關村）和以特殊資源城市（諸如“沿海旅游區”、“濱江風景區”、“特色文化區”等）為代表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具有很好的參考作用和借鑒價值。最后，楊建平感慨道：“由于中國城市化攤大餅現象造成的城市病到處都是，我們再不能追求大而全的城市建設之路，再不能追求以城市人口比例、城市GDP貢獻率為大城市權利象征的城市化，而應腳踏實地地去探求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自身需要的綠色城市化道路。
城市發展、定位應從實際出發
在我國邁上城市化的高速路后，一線城市的城市化率已達到較高水平，如上海、北京、武漢等，其城市化率已超過75%，然而，很多二三線城市的城市化率依然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這些二三線城市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的時候，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成為了當前很多專家、學者探討的熱點話題。對于這個問題，楊建平表示，每個城市的形成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地區的需要，這是其他城市和地區無法替代的，不要盲目的去和別人攀比、效仿。城市發展和個人成長是同一個道理，我們人類往往是自己的犧牲品，不是因為過高的估計自身的價值，就是對自己一無所知，在機遇和誘惑面前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素質水平，去攀比和索取本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結果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所以說，二三線城市，尤其是一些小城市的發展最難的不是如何發展？而是如何認識自己，如何選擇一條屬于自己的創新之路。
在楊建平看來，戰后日本在重建方面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鑒。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作為二次大戰的戰敗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為了讓日本盡快從廢墟上重新站起，當時的日本政府在全國大力推行“一鎮一品”運動，也即讓百姓充分地尋找自己的地區或城鎮優勢，能夠拿出與別人不同的、代表這個城鎮特點的、集合這個城鎮生產力的獨特產品，以贏得利潤、贏得社會、贏得自信。時過境遷，今天，我們國家與上世紀5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從經濟基礎和人民生活各個層面都是有一定基礎的。所以，二三線城市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一定要避免由于盲目的攀比和模仿，將本來良好的基礎犧牲，而應認真分析自身存在的特殊價值，如：資源、產業、人力、產品、環境、旅游等，同時在城市管理體制和機制上大膽創新，走符合自身實際的城市化道路。
農民市民化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最好辦法
在推進城市城市化的進程中，很多人都在擔憂各種“城市病”的發生，楊建平也不例外，然而，作為一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愛情懷的企業家，他還把目光投向了為城市化進程做出巨大貢獻，但沒有充分享受到城市化果實的特殊群體——農民工。有數據表明，我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1500萬人口將進入城市。按照這樣的速度，在未來30年，我國將有近5億農民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維護好這一龐大人群的利益，讓他們共享城市化的果實，必然會影響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正因為如此，楊建平直言，維護好農民工利益，讓他們共享城市化成果，是中國城市化發展中最大的問題。在他看來，城市化不僅僅指農民進城，它還意味著國民經濟增長模式、國民生活形態和國民意識的重大轉變。它其實是以內向式集聚為主和外向式推延為輔的綜合作用的過程。城市化進程雖然很需要政府的規劃、指導和推動，但它更多的是通過人們趨利、求新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見的手”自然推動的一個過程。
楊建平說，要想解決農民工這一問題，必須追本溯源。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建國初期我國9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所以，我國的城市化可以說是從農耕文明上起步的。反觀資本主義國家或目前發達國家的城市化，他們是國內的中產階級利用戰爭掠奪他國財富和土地，并推進工業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所以，他們的城市化水平有一定基礎，而且相互之間產業連接較為堅固。我們國家則不同，計劃體制下城市人與農村人有著特殊的區別，城里人靠有組織的經營和生產，得到生活必需品和定額糧食；農村人靠自有的土地生產，并自給自足，用富余糧食換取城里生產的生活工業品。隨著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穩定，大量的農村人開始涌向城市。改革開放以后，一度城市和農村的發展相對平衡，農民的開放是村辦企業；城市的開放是市場經濟；但是方向卻向著一個點在聚集——中國特色城市化——城鎮化。隨著土地市場化的演變，城市郊區，以及邊緣農村的土地迅速地流轉成建設用地，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得到一次性補償后，游離在城鄉之間。這種由于某一個產業而興起的城市化，缺乏經濟的積累、缺乏生活的基礎、更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要素。到今天，出現了新的問題。眾所周知，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所以，要想真正維護好進城農民的利益，讓他們共享中國城市化的結果，最為根本、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讓進城農民真正市民化，徹底打破城鄉兩元經濟結構和戶籍制度，讓他們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與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