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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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銜：1951年進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1953年到莫斯科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和莫斯科 國立經濟學院學習，1958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1994年被俄羅斯科學院選舉為外籍院士，不久又被聘為俄羅斯人文科學院院士； 1998年被國際歐亞科學院選舉為院士；1999年被選為世界生產率科學院院士； 2001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2006年當選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和學部主席團成員。
曾任：先后在河北省計委、國家計委、北京經濟學院、國家建委、建材部、國家建材總 局等單位工作，任工程師、講師、處長、司長、局長助理等職。1985-1998年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片領導小組組長，兼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
現任：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項目評估與戰略規劃研究中心理事 長、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并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組組長和全國 博士后管理委員會經濟與管理評審組召集人，國家軟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全國社 科基金應用經濟評審組副組長等職務。曾任七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委員、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著作：《科技富國論》、《跨世紀重大工程技術經濟論證》、《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主編，四卷）、《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藍皮書）》（主編之一）、《迎接知識經濟新時代》、《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合著主編之一）、《中國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法規與政策研究報告集》（主持人）等等。
“城市化通過人口和資源的集聚，拉動經濟發展，優化配置資源，但要不斷發展城市，提高城市化率，就要正確引導。因為城市化是把雙刃劍！”著名經濟學家李京文院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他指出，要正確認識城市化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既要看到正面效應，也要看到負面效應。因為“城市化既能拉動經濟發展，也能阻礙經濟發展。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提高城市化水平，用經濟的發展支持城市化，才能夠通過城市化帶動經濟的發展，避免城市化對于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他直言，應該廣泛宣傳這個道理，使廣大干部和群眾對其有全面的認識，尤其要對中國的市長進行系統培訓。
李院士對“5·12”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損失深感痛惜。他表示，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總結經驗和教訓。災后重建要本著既節省，又堅固，既要看長遠發展，又要看近期效益的原則。對于學校、醫院，一定要按照最嚴格的構筑物的要求，要讓學校成為地震的避難所。
半個世紀以來，李京文一直在與數字打交道。技術經濟學、數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物流經濟學、拓撲學、模糊數學……在李京文心中，這都是龐雜社會現象的某種量化——生活的結晶、生態的變異、生產率的體現，又是經濟運行的總結與展示。那么，他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解讀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各種問題？中國經濟學界沒設院士，他為何能夠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呢？
篇章一 城市化要趨利避害
李京文表示，城市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18世紀以來，城市化是繼工業化之后席卷全球的大浪潮，成為21世紀影響人類社會經濟形態最重要的力量。
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城市病”這一重大挑戰。他不同意城市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的觀點，但認為在城市化的發展中，要辨證看待城市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做到趨利避害。
城市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
據了解，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社科院就中國城市化中的問題進行課題研究。其中，城市化中的經濟問題，交給了李京文和他的團隊。
“由于當時中國的城市化率很低，各級政府希望通過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人口的擴大，帶動經濟的快速發展。遺憾的是，大家只看到了城市化對于經濟的正面效應，而沒有看到負面效應。中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在快速城市化的發展中，受到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城市貧困人口增多等‘城市病’的困擾。”
針對這一世界性的難題，李京文一方面認為，城市化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進行系統研究。尤其在目前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4.9%，未來二三十年還將處于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這一研究更加顯得迫切。
他認為，城市化是一個以工業化為動力的經濟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是指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在內的社會整體變遷過程，不能簡單理解為一個經濟過程。因此城市化必然涉及并引發社會經濟的諸多問題。這就要求政府既能夠針對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解決措施，又能將城市化置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系統之中，使其協調地可持續地發展。
另一方面，他從生態學的角度分析，“城市病”實質上是生態問題，因為它主要由三個原因造成：一是資源開發利用不當造成的城市生態問題;二是城市結構不合理的生態問題，如產業結構、生產布局不當造成生態環境破壞;三是城市功能不健全造成的生態失衡。
“既然‘城市病’的實質是生態問題，就要從生態入手，以城市生態理論為指導，分析、研究城市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其調控機制，協調好城市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不斷地進行城市生態建設。”
城市化要求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生態城市理念的理論體系正式被提出，并逐漸發展完善，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當前，世界上普遍認為生態城市是解決城市問題的最優途徑，同時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新的聚居模式。
自從“生態城市”被提出，“園林城市”、“山水城市”、“綠色城市”等成為當今許多城市發展追求的時尚，李京文認為這是工業文明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選擇。
“因為生態城市中的‘生態’，已不是狹義的生物學概念，它實際上恢復了‘生態’的本意，具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家園的含義;生態城市中的‘城市’，也不是單純指城市建成區，而是區域市，它強調城與鄉的空間融合，第二、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的布局融合，城市與區域的生態融合。生態城市是和諧、高效、可持續發展的人類理想棲境。”
但他指出，僅僅建設“生態城市”是不夠的，因為沒有經濟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與發展的，“生態經濟城市”才是我國未來城市發展比較理想的一種模式。
在他看來，城市的實質是一個生態經濟系統，具有生態與經濟的雙重特征。他認為，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是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市化將進一步要求生態經濟平衡。生態經濟城市的模式，既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追求生態美，又追求經濟繁榮，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城市人口與城市資源環境相適應，這是未來城市所期望的目標。
就“生態經濟城市”的建設，他提出，既要提高生態經濟意識，樹立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又要全面規劃，周密設計。同時還要遵循生態經濟規律，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城鄉經濟社會互惠互利一體化發展，促進生態經濟城市建設。
數字城市——城市化發展的戰略選擇
21世紀是推進城市化戰略的世紀，以信息技術的應用和創新為基礎的信息化革命帶來了一次新城市化革命。李京文認為，“數字城市”是城市化戰略發展的歷史要求和最優選擇，是解決欠城市化和過度城市化的有效途徑，是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了解，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2/3以上居住在發展中國家，他們中的貧困人口約有15億，至少有6億人沒有足夠的住房，11億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僅因飲水不潔每年就造成一千萬人死亡。此外，日益惡化的基礎設施及交通擁擠、污染嚴重、資源浪費、疾病、失業、犯罪、城市治理資金匱乏和管理者決策水平低下等問題，不僅威脅著城市的經濟發展潛力，而且威脅著社會凝聚力和政治穩定。
“‘數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實現的技術基礎，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特征。同時‘數字城市’又是城市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決‘城市病’的最優化方案。”
李京文同時指出，建設“數字城市”可以提高城市行政管理水平，有效配置管理城市資源，包括人文資源和物質資源，適應技術的飛速進步，致力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在實現城市信息化過程中，選擇“數字城市”建設作為其目標，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戰略選擇。
篇章二 居安思危，加強經濟發展預測
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李京文認為，21世紀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世界經濟中心正由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中國經濟將發揮重要作用。但在快速發展的同時，要居安思危，加強經濟發展預測。
中國經濟面臨雙重瓶頸
基于世紀之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但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而且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以及此間發生在中國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信息化與工業化互補共進、知識經濟問題引發的學術討論、新型工業化問題、振興我國制造業等問題，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他認為，中國將是國際資本長期投資的熱土！
但他指出，要看到，我國經濟發展的約束已經從投資約束以及其后的需求約束，變為資源及國際競爭雙重約束。李京文警告，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將主要不是受資金的約束，我國城鎮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007年底為161587.3億元，從20世紀末以來每年利用外資超過700億美元，資金是比較寬裕的。但應該警惕的是，資源的約束和國際競爭的約束，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重大作用。
近年來，資源與環境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瓶頸。以煤為例，我國的煤炭儲量1000多億噸，扣掉已開采的，還有600多億噸，其中有可能開采的只有60多億噸。但以目前經濟發展對煤炭需求的增長情況看，李京文說，需要增加上千萬噸的煤炭供應，這相當于每年要增加一個兗州煤礦，是根本不可能的。石油也是如此。李京文預測，今后石油進口將占總消費量的40%-50%，甚至達到60%，這樣大的進口量，不僅受價格的影響，而且要受運輸和安全的制約。
他反問，對于絕大部分從中東進口的石油，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保護運輸，有沒有國力能夠改變美國和其它大國隨意限制石油進口？對此，他建議，建立國家能源基金，完善國家能源戰略實施機制，保護國家能源工業。同時，盡快建立資源定價中心，確立我國在世界資源定價體系中的參與權。他認為，國家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將對解決資源對經濟的制約找到有效途徑。
此外，李京文直言，國際競爭對中國經濟產生的約束也是一個不可低估的新約束。國際環境給了中國機遇，但挑戰更加嚴峻，技術壁壘、環境壁壘、反傾銷調查在不斷加劇。這將使中國的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他表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發展，要居安思危、謙虛謹慎，加強經濟發展的預測分析，做到“凡事預則立”。
文化產業拉動中國消費結構升級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如何讓文化產業的發展跟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進一步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成為提高中國綜合國力競爭水平的艱巨任務。李京文表示，要大力提高我國的文化力，包括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重點培育發展一批實力雄厚、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文化企業和企業集團，大力推進文化產業升級。
結合他最近對文化產業發展趨勢的研究，他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空間將進一步擴大，文化消費將成為拉動消費結構升級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國要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就要正確處理好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的關系，最根本的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他分析，近幾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正在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出現了以汽車、住房消費為代表的消費升級。目前，在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居民消費已由以實物消費為主走上實物消費與服務消費并重的軌道。
隨著今后堅持以增加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民消費為重點，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政策措施的進一步落實，制約居民消費支出的因素將進一步減少，消費升級的速度將更快，從而必然會使文化產業發展獲得更大的市場空間。 他認為，各地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資源，這為通過發展特色文化產業縮小地區差距提供了條件。東部地區文化消費活躍，消費層次不斷提高，可以通過大力發展創意產業推動文化產業升級，并力求“走出去”;中西部地區要借助現代傳播手段，面向全國市場，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開發特色文化產業。
發揮城市群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作為深圳、海南、湖北、中部五省、環渤海經濟圈等區域性發展戰略的主持人或參與者，李京文認為，過去由于中國經濟基礎薄弱，資源匱乏，發展只能 “全國一盤棋”，集中財力物力發展重點地區。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要充分發揮各個地區的差異性、積極性。
他說，即使美國在發展上，也強調區域發展，其國名“United States”就可以看出。中國現在也在強調區域經濟的發展，逐漸在各個經濟區域形成了眾多的城市群。但要更好地發揮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城市群要注重規模效應，培養有經濟實力和輻射能力的大城市和區域中心。
就中部崛起，他認為中部各省應注重差異，而不是都要成為中部崛起的領頭羊，各省應握手形成合力。
就武漢都市圈的異軍突起，他認為優勢在于武漢交通發達、工業基礎好、科教實力雄厚。尤其是國家對于這一地區進行“兩型社會”的試點，將極大促進這一城市群的發展。他建議，武漢要加強對大型項目的技術經濟論證、社會評價和環境評價。就珠三角近年的快速發展，他認為廣東實現GDP從1千億元邁入“萬億元”，花費了將近20年，而實現1萬億（2000年）向2萬億（2005年）的跨越，卻僅用了5年。“這一跨越的歷程既是過去5年成就的總結，也是對未來趨勢的預示。珠三角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僅關系中國，更影響全球經濟的發展。”他建議，珠三角在發展上要借鑒長三角的經驗，尤其對于城市的建筑，要合理規劃，有序發展。
“奧運”檢驗中國市場經濟
就日益臨近的2008北京奧運會，李京文表示:“中國依靠改革開放的成果贏得了奧運會舉辦權，奧運會的籌辦過程也檢驗和體現了中國市場經濟成果。奧運會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一次大演練。”
長期從事大型工程項目經濟論證的李京文院士說：“北京奧運會不僅要強調科技、人文和綠色，更要強調市場經濟，只有這樣，奧運推動經濟的正效應才能充分體現，負效應才能最大減弱。”
2008北京奧運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重要推動作用一直為人們所矚目。李京文分析說，籌辦奧運會拉動中國GDP年均多增0.3至0.4個百分點，近1.4萬億元的經濟貢獻;北京的投資需求急劇擴大，消費增長得到有效拉動;七年來，各種體育、交通、通訊和服務等設施的經營、建設增加了數十萬個就業機會;為達到舉辦奧運會的環境指標，中國投入價值2000多億元發展環保產業，積極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得到了奧委會的肯定和贊揚。
篇章三 桀驁不馴，成就夢想
“我能從一個學生成長為部長助理，并成為有國家學術最高頭銜的院士，要感謝我的父母和老師。是父母養育了我并培養了我好學向上的性格，是老師教給了我很豐富的知識，我才會有今天！”
談及自己的人生歷程，李京文院士讓我們體會到的是如何感恩。而他的人生軌跡，更讓我們看到，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實證研究所體現的桀驁不馴的一面。
從“文學之夢”走上“經學生涯”
1933年，李京文出生在廣西的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書讀得好，還當過縣里小學校長。所以，家里雖然窮，但唯一的特點是書多。家庭的熏染，讓他自幼酷愛讀書。
少年時的李京文有一個瑰麗的夢想:當詩人、文學家。稍大后，感到現實的丑惡是因為沒有吸取以往教訓，改而想當歷史學家。再后來，因為數學成績出色而頗受老師表揚，于是又想當數學家。
1950年，李京文高中畢業，嚴重的傷寒讓他錯過了高考，卻沒有讓他放棄上大學的夢想。病好后，一面工作，一面準備考大學。在姐姐的鼓動下，他放棄了進中南藝術學院創作系的機會，選擇了武漢大學經濟系，從此走上名副其實的“經學生涯”。
1953年，李京文被選送到蘇聯普列漢諾夫國民經濟學院和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學習。在那里，他接受了蘇聯教授們的教導和蘇聯同學們的熱情幫助，并在1957年當面聆聽到毛澤東主席那段膾炙人口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棄官從文
1958年，李京文回國，先后在河北省計委、國家計委、北京經濟學院、國家建委、建材部和國家建材總局等單位工作。“文革”中期，從農村下放鍛煉后被調回國家建設委員會，從部長秘書一直當到總局長助理。
這是因為李京文是公認的“筆桿子”，還具有較強的理論優勢，為建筑建材行業的發展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論觀念。比如，20世紀80年代，在重工業、生產資料的發展不是重點的情況下，他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建筑材料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建材工業既是重工業又是輕工業。這一理論得到了部里的認可，更得到了總理的贊賞，認為建筑材料應該享受輕工業的待遇。建材行業因而取得了優先貸款、優先投資、優先運輸的許可，取得了大發展，滿足了當時城鄉對建筑材料的旺盛需求。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李京文被調任技術經濟研究所當負責人，完成了由官員到學者的大轉身。這一舉動讓很多人不理解，認為他放棄“官位”到“清水衙門”去耍筆桿子太可惜，可李京文覺得“做科學研究比較能發揮我的特長”，并且他認識到“應用科學方法來提高投資效果，只注重技術不行，要經濟和技術結合”，他希望用經濟理論、數學方法來研究討論技術項目和技術方案的水平，通過測算優選最好方案，集中力量投資，促進項目可行性和科學性。 2001年，李京文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中國迄今極少擁有這一頭銜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界的“兩棲動物”
李京文說，自己是經濟學界的“兩棲動物”。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他研究的技術經濟學是技術科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二是他既是社科院的學部委員，又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沒設經濟學院士，他是作為工程管理學專家被選為院士的。
在工程管理上，李京文對建立我國工程論證、規劃與決策的理論方法和制度做出了開拓性貢獻。特別是近20年，李京文帶著他的團隊，以數字為依托、以科學計算為方法，完成了三峽工程、南水北調、京滬高速鐵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術經濟論證，為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還主持或參與制定了電力、建材、水利、鐵道、物流、航天等部門的發展規劃和技術政策。
作為我國技術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首次提出了精確測算我國技術進步及其影響的方法，率領助手們開創性地研究了我國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科技進步是富國之源”的著名觀點。他與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喬根森等各國學者合作，系統地分析比較了中、美、日三國的生產率，撰寫了《生產率與中美日經濟增長》一書，在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政兩界均引發了不小的反響。
喬根森稱之為“對增長經濟學研究的重大貢獻，是支撐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政策發展的重要依據”。并強調指出“李京文和他的研究所徹底改進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他們發展的方法將這一領域的研究帶到了國際水平，也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學依據”。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李京文領導課題組所執行的“總理基金研究項目”--《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經濟藍皮書），自1990年開始，每年春秋兩次預測、分析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成為我國制定新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他主持或參加的《1998-2050年中國經濟發展與預測》、《12部門技術政策》、《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綜合研究》、《北京市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等，均獲得了包括多次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在內的重大獎項，成為中國和相關區域、部門經濟轉型過程中重要的科學依據。
迄今為止，他已出版著作40多部，發表論文300多篇，培養碩士40余名、博士30余名、博士后8名……
古稀之年，腿病纏身的李京文院士依然在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奔波忙碌，依然在為中國經濟培養后繼人才。他以“熱愛、追求、勤奮、真誠、奉獻”作為座右銘，時刻用以勉勵自己和學生。他說，人總要有所追求，生活才有意義。他這輩子，就是捉摸怎樣把事情做好。他很贊成把“扎扎實實地做事，勤勤懇懇地學習，老老實實地做人”這三句話當成做人的基本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