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城市悄然出現收縮現象的同時,19個國家級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正在形成新的增長極。今年有報告評出了成都、杭州、重慶、武漢等15座二線城市銳意晉級“新一線城市”。在“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劉易斯拐點”是否提前到來的爭論中,考慮到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不容樂觀,這些新一線城市希望在未來的城市競爭中獲得足夠的人口紅利空間。
國家中心城市和“新一線城市”之爭
關于對中國城市一二三線的劃分,《城市化》雜志記者向多位專家學者求證,得到的回答是源于民間,并非官方說法。學者馬光遠說:“把中國城市分成一線二線始于何時,采用什么標準,是誰提出來的,居然是個謎。”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火爆,把城市劃分成一、二、三、四……線,這種通俗劃分法,逐漸深入人心,被很多人看作房地產投資的參照系。
早在15年前,記者曾經從一些4A廣告公司處了解到:很多國際品牌的廣告投放數量和額度,根據各城市的商業繁榮程度和消費水平來區別對待。比如北上廣是一線城市,是跨國品牌的廣告重點投放區;杭州、天津等次繁榮地區,被列為二線投放城市;而中部城市當時發展速度落后于沿海地區,于是跨國品牌投放廣告時,一度把部分中部省會城市與拉薩等劃入四線甚至五線地區。
世易時移,今非昔比。2013年,《第一財經周刊》發表調查報告,對中國城市進行重新分級:4個老牌一線城市北上廣深,15個新一線城市(成都、杭州、武漢、天津、南京、重慶、西安、長沙、青島、沈陽、大連、廈門、蘇州、寧波、無錫),36個二線城市,75個三線城市,76個四線城市以及255個五線城市。
當時,這個分級的影響力遠不及今天,包括被晉升“新一線”的各城市自己,注意力正聚焦在競爭“國家中心城市”上面。
2010年2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了國家中心城市的定義與功能,以及首批國家中心城市分別是四大直轄市和廣州。
由于國家中心城市地位特殊且極其重要,雖然眾多城市競相逐鹿這一桂冠,國家并未隨意增刪該名單。
2016年,國家中心城市迎來了一次“擴容”。這年5月,經國務院同意,發改委和住建部聯合印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指導文件,成都被列為國家中心城市。同年12月,經國務院批復同意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中,武漢和鄭州被列為國家中心城市。2018年2月,國家發改委官網發布了《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建設西安國家中心城市”。至此,國家中心城市達到了9座。
對于這9座國家中心城市的“引擎”、“增長極”功能,國家無疑寄予厚望。除了北上廣深這四大公認的一線城市,其他國家中心城市對于自身能級的躍升,愿望更加強烈。
重塑經濟新動能需要新一線城市
2017年8月,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兼CEO陳東升在為武漢發展“站臺”的演講環節,分享了他對后工業時代中國崛起新動力的最新理解:“動力來源于城鎮化、服務業、走出去。隨著一線城市的擠出效應,我認為新一線城市的崛起成為必然,從北上廣深到武(漢)杭(州)南(京)成(都)?!?/p>
陳東升以擅長創造新理論、新名詞著稱,他首倡的“92派企業家”觀點已經贏得廣泛認同。“92派”是指1992年,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影響,主動下海創業,成為反映中國改革進程的一個重要群體。
幾乎同時,一些學者也在積極呼吁“一線城市”擴容。2017年9月,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姚余棟和民生金融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聯合發表文章,強調重塑經濟新動能需要新一線城市。他們綜合經濟指標、金融指標、人口指標、創新指標、房價指標、國家戰略、高鐵節點等多個因素評析,認為有希望跨入第一層級的有天津、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重慶、西安、蘇州、合肥等9個城市。
根據姚余棟-管清友梯形城鎮化理論,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一線城市人口占比明顯偏低;重點打造一批新一線城市,走“梯形”(多個首位城市)城鎮化道路,才能既提高城鎮化人口容量上限,不僅有利于優化國內城市人口分布結構,還能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滿足中國城鎮化發展需求。
他們認為:功能齊全、設施完善的新一線城市,有助于疏解現有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城市壓力;一線城市在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具有資源集聚的優勢,第三產業占比較高,所創造的就業崗位較多;其三,明確新一線城市地位與建設方向,有利于吸引人才和資本的進入,打破現有一線城市的人才、資源壟斷格局,通過輻射效應,以點帶面,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要發揮新一線城市在區域發展上重要的中心作用,拉動二、三、四線城市進一步發展,形成更為合理高效的發展格局。通過建設以新一線城市為基礎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發展,將釋放巨大的需求,有利于進一步刺激消費增長,調整經濟結構”,管清友說。
打造新一線城市,人才是關鍵。學者們建議:在戶籍、教育、醫療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及時調整,解決人才進入的后顧之憂,吸引人才長期定居。
姚余棟、管清友選取有常住人口數和常住人口凈增量為人口指標。存量人口規模決定了城市的總需求,人口集聚是一線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凈增量則反映了城市的吸引力。
從2016年常住人口看,我國有10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000萬人。重慶常住人口最多,高達3048.43萬人,成都和天津分別為1591.80萬、1562.12萬人,分別位列第4和第5,石家莊、武漢、蘇州剛超過1000萬。從增量人口看,2016年北京和上海人口調控較為嚴格,增加不多;廣州和深圳相對開放,兩地各新增50多萬常住人口。成都最為宜居,常住人口增加了126萬人。
“新一線城市”的觀點,得到了相關城市政府和媒體的積極響應,并在最近一年間成為熱點。與之伴生的是,武漢、杭州、西安、天津、長沙、鄭州等渴望晉級“新一級”的城市紛紛開始“搶人行動”,為吸引人才,各施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