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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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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逆城鎮化”與“城鎮化”相伴相生
城市人對鄉村所能提供的需求在增加，鄉村自身需要建設的要求在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逆城鎮化隨之出現，這是一種相伴相生的現象。實現現代化強國，城鎮化和逆城鎮化都要有針對性鼓勵和推動，讓兩者共同發揮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逆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補充形式
我國現有鄉鎮級建制單位41636個，設有村委會的農村為58.9萬個，它們既是大多數新城市人的“鄉愁”所系，也是約1億人就近城鎮化的“空間”所在，鄉村建設已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和現代化建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結合部和焦點，關系到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進程的質量。
現代城鎮化進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勢如破竹地席卷全球，但由于人口和資源的過度集聚帶來“城市病”，在一些階段和一些局部出現了人口和資源從城市到農村的逆向流動，通常把這種現象稱為“逆城鎮化”。
中國的“逆城鎮化”是城鎮化進程的一種必要的補充和調節。一方面，近年來“城市病”進入集中爆發期；另一方面，持續多年的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特色小鎮建設等極大地改善了農業地區的基礎設施、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務等，在大城市周邊和一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農村出現了“逆城鎮化”現象。
但是，無論從世界城市化的總體格局和歷史進程看，還是就我國目前“逆城鎮化”的體量和程度而言，我國的“逆城鎮化”現象只是新型城鎮化的一種補充形式，不可能根本上取代“城鎮化”。
片面夸大“逆城鎮化”的言論和方略，甚至以此來貶低城市、否定城市化的言論和做法，是片面、有害的。大城市的發展有助于推動中小城市經濟、鄉村經濟的升級換代，綜合解決城鄉矛盾。
逆城鎮化不等于反城鎮化，鄉村振興也不等于否定城市。對于城鎮化，必須全面辯證地看。任何一種走極端的方式，都可能帶來嚴重后果。歷史上有過教訓，2005年中央“十一五規劃”中首次提出了新農村建設。但人們很快發現：很多新農村建成了和城里一樣的樓房，千百年來傳承的自然景觀、生產方式、鄰里關系、民風民俗等，很快地消失。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美麗鄉村，在根本上涉及到我國廣大農村在城鎮化背景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傳統那種只顧經濟指標而不計環境與資源成本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探尋新農村建設或農業地區城市化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就成為當務之急。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譚智心博士: 建設要素互動、區域協作的新型城鄉關系
城鎮是人類文明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城鎮化過程會創造出巨大的需求和供給，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推動力量。據經濟學家估算，中國的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居民消費總額1200億元。目前我國城鎮化率為58.5%，與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鎮化水平相比，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從中國國情看，單純城鎮化率的提高并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問題。201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倍差仍有2.71，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現象依然嚴重。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
總書記今年全國兩會上的講話表明，城鎮化固然重要，但鄉村振興也要同步推進，底線是鄉村不能衰落，目標是鄉村實現振興，核心是要形成要素互動、產業分工、區域協作的新型城鄉關系。要通過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創造良好的投資、就業、居住環境；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所在，必須形成適合農村地區的優勢產業，留住更多人才，讓鄉村振興具有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在我國，縣域經濟是兼容城鎮和鄉村特點的最為重要的區域經濟。郡縣治則天下安，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推動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要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通過人口集聚，不斷創造出對公共服務和產業升級的需求，對鄉村形成良好的輻射帶動。
不論是城鎮化，還是鄉村振興，最終都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要讓城市和農村居民增強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感和角色歸屬感，激發城市和農村居民對城市建設和鄉村振興工作的熱情，讓城市更像城市，讓農村更像農村。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張兆安:逆城鎮化于城鎮化而言是吐故納新
總書記的逆城鎮化思考，為城鎮化建設開啟了新思路。逆城鎮化于城鎮化而言是吐故納新。借助逆城鎮化的力量，既可助力鄉村振興，也可推動解決“城市病”，促進城鄉同發展、共繁榮。
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展有目共睹。然而隨著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鄉村留守兒童問題日益突出，“空心化”“老齡化”逐漸顯現。
與此同時，隨著農村人口的不斷涌入，一些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需求在發生改變。個別城市開始對不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產業和人口進行疏解，以減輕人口膨脹和資源環境的壓力。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最需要的是人才。從這個角度看，逆城鎮化是保障鄉村振興戰略成功的重要舉措。
